摒弃市场原教主义，完善中国模式
任泽钢
3小时前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成就巨大，但也付出很大代价。改革开放过程中同时出现正效应和负效应，正负效应如同拔河，要确保正效应的胜利，首先要分析负效应是如何产生的。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建树是建立了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所以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正负效应的分析自然要先从搞清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入手。
一，市场工具论和市场原教主义
市场经济是一种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把市场经济视为工具的立场看重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价值规律，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工具论认为市场通过 “看不见的手” 的调节能够达到最佳配置资源的效果。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市场经济工具论的另外一块基石，其核心观点是每个国家应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实现共赢。
价值规律和比较优势理论无疑是合理积极的。但有人把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政府监管作为发挥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这种倾向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主义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最符合人性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市场化私有化是资源配置，财富创造的最自然，最有效和最符合人权的方式，政府不应干预个人自由和市场的独立性，否则会驱使人们走上被奴役之路。
必须把市场经济工具论和市场原教主义加以区别，市场工具论注重的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市场原教主义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对社会形态的诉求。
二，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
市场原教旨主义表面上自洽完美，但从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判。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把从工人那里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社会化大生产规模愈来愈大。然而工人获得的工资，仅仅能维持繁衍和必要的培训，并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消费来支撑社会化的大生产。社会整体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各国为了缓解内部阶级矛盾，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方式转嫁危机，当资本主义列强中的后起之秀要求按照实力重新瓜分殖民地、原料产地和投资市场时，战争就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对基本矛盾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下面我们就扼要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历史，来看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市场原教主义对社会发展的解释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德、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国内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工人阶级贫困化、各国社会动荡不安。
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争夺势力范围。只要占领了新殖民地，新的市场，就能为本国资本的扩张寻找到新的资源，就能缓解国内消费不足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德国作为一个1871年才统一的新兴强国，当其崛起时，世界已被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列强瓜分殆尽。德国向英法挑战，强烈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发战争财，要求英法等欧洲国家偿还战争贷款，英法又逼迫德国偿还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美国资本家将榨取来的资金大量投入美国股市，美国股市的空前繁荣诱导美国人大量借钱炒股票。
但好景不长，德国被战争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款能力下降，英法经济也进入衰退，资金从欧洲向美国的输送中断，美国工厂向欧洲的出口也锐减，美国股市出现前所未有的现金流恐慌，终于在1929年爆发了大萧条。
大萧条使得美国GDP从1929年的880亿美元腰斩至1932年的400亿美元，失业率从1929年的3.2%飙升到1933年的25%。1932年的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下跌了近90%。超过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大量财富一夜蒸发。
西方世界最惨的是德国。残酷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恶性通货膨胀和大众的饥寒交迫使得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如鄙履般被德国人丢弃。魏玛共和国精心设立的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并没有阻碍纳粹法西斯上台。希特勒上台后全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鼓吹通过对外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洗刷德意志民族的耻辱。希特勒的狂妄和野心最终在1939年把世界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海之中，德国也在战争中被彻底摧毁。
大萧条同样对日本经济打击深重，1929年至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9%，出口减少47%，进口减少55%，失业工人多达300万。日本为了摆脱困境，悍然发动9.18事变，通过掠夺中国资源和发展军事经济来度过危机，实现对外扩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的理性的，高效的，公平的市场经济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各国政府都深度地介入并控制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就是经典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内阶级矛盾和生产过剩危机向国际扩散的结果，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
三，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纠正
痛定思痛，从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西方，特别是西欧的主导政治经济模式。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西德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上台，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修正。
社会民主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枝，其渊源追溯到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斯基，普列汉诺夫等等。简单地说，社会民主主义认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认为劳工阶级的政党可以通过选举胜利和议会斗争来干预财富分配，追求社会和谐发展。
瑞典社会民主党曾在1932-1976年连续执政44年，向国民提供免费教育、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慷慨的产假和养老金。瑞典政府规定工资政策由工会、资方和政府共同协商制定。
二战后的一些西欧国家，国有经济比例比当下的中国还高，工会力量强大。1978年时，英国的邮政、电信、电力、煤气、煤炭、铁路和船舶部门国有经济占比达100%，钢铁和航空部门达到75%，汽车制造和石油工业部门也分别达到50%和25%。法国国有企业在1946年就控制了国内98%的煤炭生产、95%的电力、58%的银行业、38%的汽车工业。美国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大力推动各种平权运动，允许黑人进入大学，赋予黑人女子选举权，以及各种社会福利。
根据中国知名学者王绍光的估算，西方社会1960年代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10%，到了70年代可能达到了20%，到80年代可能达到了25%，当时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高税收，用高税收支撑高福利。目前瑞典的高收入者税率仍然高达50%以上。
然而西方经济在1970年代碰到了大麻烦。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宣布石油禁运，原油价格从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1978 年底伊朗爆发 “伊斯兰革命” ，油价从13美元跳升到34美元。1980年9月 “两伊战争爆发” ，油价进一步上升到41美元。两次石油危机显著推高了美国和西欧的生活和生产成本，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
除了石油危机，美国和西欧还日益受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挑战。美国在1960年代的全球出口份额由19.9%大幅回落至13.4%，接着在1970年代初首次出现贸易逆差。石油危机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使得美国和西欧在1970年代进入十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 “滞涨” 时期。通胀率达到了15%以上，失业率接近9%。
战后到1970年代末，在社会民主主义推动下，西方一度建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但要看到当时的西方国家要么具有人口少，资源多，要么具有强大的科技和工业基础，或者两者兼备的优势。然而即便条件如此的好，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从1980年代起走向衰落。如果说两次石油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这种失败的外因，那么福利社会造成的高成本就是这种失败的内因。
二战后到1970年代末是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次改良，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值得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既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加民主化并不是万世太平的灵丹妙药。
四，新自由主义的回归
19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的严重滞涨为市场原教主义的回归提供了契机。撒切尔和里根先后在1979年和1980年上台。
撒切尔奉经济学家哈耶克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相对亚当·斯密，哈耶克学说更具政治意义。哈耶克以苏联1932年-1933年在乌克兰地区强推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大饥荒为例证，提出用行政手段强行取消私有制，用计划经济模式进行资源配置，必然导致丧失生产效率和政治上走向集权和专制的道路。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了至今在中国仍然颇有影响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
作为哈耶克理论的信徒，撒切尔大力推动私有化和小政府。她的一段讲话广为流传，她说：“政府并不挣钱，钱都是老百姓的。如果政府想多花钱，那就只有多征税。别想着总会有人（政府）来买单，买单者其实就是你自己（纳税人）。压根没有什么公款，所谓公款就是纳税人的钱。”
里根也有一段与撒切尔高度唱和的名言，他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政府本身才是问题。”
撒切尔、里根和他们的拥趸们宣称他们的发展模式就是要发扬光大市场本来的作用，是向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回归，所以他们的主张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撒切尔从1979年上台到1990 年下台全力推动私有化。撒切尔共卖掉拥有 60万员工的4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裁减掉工党政府设立的政府机构达3000个以上，卖掉了大量的公租房。
如果说撒切尔改革的标志性动作是私有化，那么里根改革的标志性动作就是减税。通过1981年和1986年两次减税，里根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46%降低到34%。
里根和撒切尔认为大规模减税能推动资本扩大投资，资本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以扩大就业和改善国家财政的方式惠及下层人民。里根把这套说辞归纳为 “涓滴理论” 。
里根和撒切尔的执政在美国和英国都取得了结束十年滞涨的效果。同时期苏联和东欧集团则风雨飘摇，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冷战的胜利让里根和撒切尔成为西方的英雄。
然而把冷战的胜利完全归功到里根-撒切尔主义是有失公允的。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回避了撒切尔卖国企和公租房而获得的近千亿英镑的重要性（1980年英国GDP为5000亿英镑），这笔横财对撒切尔的减税，维持社会稳定和争取政治支持意义重大。
至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大国，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知识产权，一度拥有全球75%的黄金储备。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其研究中估计，全球发达国家在1960 年至 2018 年间，从全球南方国家获得的经济利益达到62万亿美元，其中的大头流向了美国。里根时期的美国实力强劲，仍然处于顶峰期，克服危机相对容易。
但无论如何，里根-撒切尔改革使得新自由主义风头无二。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在1989年推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宣称只有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市场经济机制。完整的市场经济机制包括浮动汇率制度、自由开放的投资和贸易制度。多党议会政治制度和三权分立被视为实现完全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华盛顿共识》成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行动纲领，吹响了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为内容的全球化的号角。
五，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里根和撒切尔开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先甜后苦的时代。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业制造是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生产一般工业品的能力，发达国家在最初的十几年里通过大量进口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一般工业品，维持了长期的低通胀和低利率。然而与低利率和低通胀相伴的是西方的去工业化，进入21世纪，因为去工业化而起的灾难就一个接一个的发生，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1.债务和金融不稳定
去工业化使得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出现贸易逆差，税源缩小。捉襟见肘的发达国家政府普遍通过发债印钱来应对去工业化的冲击。按照经济学家，前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的说法，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西方国家总共发行了35万亿美元的巨钞。这当中，美国无疑是登峰造极者，美国国债从2008年以后飞涨，目前已达37万亿美元，并仍然以每年2万亿美元左右的幅度增长，美国和西方大国普遍进入了发新债还旧债的地步。
美国长期的大规模发钞必然推高通货膨胀压力，美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实际通胀高于政府的统计，为了应对通胀美国必须维持较高的利率，同时美国为了推销美债也不得不调高利率，总之美国的低利率时代已经过去。
高利率显著提高了美国政府的债务成本。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成本已经超过了军费预算。知名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指出，债务成本超过军费预算是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包括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当它们的债务利息成本超过军费预算后都走向了衰落。
提高利率很可能会引爆美国金融系统中的定时炸弹。美国有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低利率时购买了大量国债。利率上升必然导致这些低收益率国债实际价值下降，购买方出现浮亏。如果利率继续上升，这种浮亏将更严重，2023年美国硅谷银行就是因为这种浮亏引发破产的。另外美国很多商业房地产（办公大楼，大型商场）的贷款是在低利率时签订的，这些贷款合同到期后需要续签，一旦利率提高，这些商业地产将面临更高的利息成本。总之，美国当前的银行体系和商业房地产领域极其不稳定。
美国之所以能够大量发债印钱，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美债无限度的发行，美国的通胀压力，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都影响着美元的汇率。如果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崩溃，美国金融和实体经济将面临灭顶的冲击。
2，两极分化
美国政府疯狂发债印钱，美国社会金钱横流，但这些钱到哪儿去了呢？答案是股市，房市，大宗商品期货，比特币等资产市场。美国的“七大” 科技公司（微软、苹果、Alphabet、亚马逊、英伟达、Meta、特斯拉）股票只占美国标普500股票数量的1.6%，但占到标普500总市值的30%以上。2023年，英伟达不仅净利润同比大涨581%，其股价还从年初的每股100余美元暴涨至如今的超800美元，市值增长超万亿美元。
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利率为零，谁能募到资金，投向资本市场谁就基本赢钱。这个钱生钱的过程，自然是富人的游戏。纽约时报文章称：1980 年以来，处于收入前 10%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翻了一番，处于塔尖 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不止 3 倍，而处于最顶尖 0.001% 的美国人的平均税前收入增长了 7 倍多。
美国的一般大众是被排除在这钱生钱的游戏之外的。华尔街日报多篇文章指出，剔除通胀因素， 70%美国家庭疫情后的总收入并没有改善多少，美国贫困人口一直维持在4000万以上，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
3．愤怒的社会
美国的不平等突出体现在美国铁锈地带的白人劳工生活水平的下降。美国铁锈地带指的是美国中西部五大湖一带的传统重工业区，包括纽约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等。这个区域过去高薪的制造业工作现在大多流失了。这让美国白人劳工阶层非常的愤怒，他们成为美国国内反全球化，反移民，全力支持MAGA的主力军。
美国另一个特别愤怒的群体是年轻人。对大部分美国年轻人而言，他们无力进入美国的优秀学校，只能进入低薪的服务性行业，普遍买不起房。1971 年美国30至34 岁人群的住房拥有率为 64%，2021 年降至 41.6%。美国有四千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其中很多是年轻人。年轻人中吸毒、抑郁、自杀和犯罪越来越严重。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有过精神问题。 平均每天有 132 人自杀。美国每年有超过七万人因吸毒死亡。吸毒死亡人数以每年 4% 的速度增加。
美国年轻人的不满已经发展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对美国整个上层建筑的不信任。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0%的18-29岁的美国年轻人认为其他国家比美国好。《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爱国主义很重要，低于1998年的70%。43%的人认为金钱非常重要，高于1998年的31%。 美国人对最高法院和总统的信任都在25%以下，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信任度为16%和11%，大约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4，民粹和反民主
美国在移民政策，福利政策，堕胎，应对气候变化，枪支管理等等方面高度分裂。华尔街日报文章称，目前美国50个州中的 40 个，要么共和党全面主导，要么民主党掌控全局，反对党对执政党实施有效监督在州一级根本不存在。 大概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才真正生活在多党议会政治体制下。美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特性正在受到侵蚀，共和党的红州和民主党的蓝州正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各自管理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规则。两党都花费巨资购买选票，却置不断老旧的基础设施于不顾，更遑论制定和实施长期的发展战略。
2024特朗普再次上台，这次他更离谱。他不顾美国宪法，频频地跳过国会通过发布总统紧急行政命令打贸易战，对盟友加高额关税，威胁撤销对美国顶尖大学的联邦资金，撤换美联储官员。美国媒体说特朗普越来越像独裁者。
美国头脑仍然敏锐，但有些精神分裂，美国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美国一度自我标榜为山巅之城，人类的灯塔，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说法。
六，中国的市场化
中国的改革基本内涵可以解释为在保持现有政治体制稳定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把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为自负盈亏的国营或民营市场主体。改制的目的是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接轨，为承接西方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创造机会。
上面这段话出现了一个关键词：改制。中国资产改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土地制度。
很大程度上，土地制度改革和和开放紧密相连， 1992年开发开放浦东提上日程，但当时中央和上海的财政都无力支持。当时的上海市委向中央拍胸脯，只要中央允许上海市政府用土地抵押贷款，浦东开发就不用中央拨钱。
浦东开发成功了，一种新型的金融投资方式——浦东模式横空出世。浦东模式开创了把低价值的土地资产变现成高价值资本的通道，浦东模式是“开放倒逼改革”这句话的最贴切的注脚。浦东的成功推动各地政府争先恐后的卖地融资，批准房地产项目，建立经济特区。土地溢价和房地产税收支持政府更大规模买断工人工龄，撬动更大规模的国企改制。浦东模式标志中国建立了一套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和以房地产为中心的资本市场，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房地产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产业。一度地方政府收入的一半来自于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抵押，大规模借债扩大基建。房地产及相关的产业占据了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说美国是靠巨大的股票和国债市场承接了巨额发行的美元，中国则靠土地溢价和房地产承接了巨额发行的人民币和政府债务。
土地制度改革和国企改制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调整。归纳来说这种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1，改制后人民大众获得的利益能否超过改制前；2，改制后的资产是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资本，还是成为少数人钱生钱的资本。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围绕着对改制后形成的大量资产的使用，如果不能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但至少存在两种思路的尝试。
第一种思路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首先将资产纳入到发展战略产业。这种思路的标志性动作就是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应该说制造业2025计划获得很大的成功，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产业升级，科技发展迅猛，军事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和民营企业。
但中国制造2025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发达国家的抵制。原因不言自明，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对其形成挑战。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芯片禁运，对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制裁，对字节跳动的干扰，以及对中国电动车的极高关税充分说明国际市场并不仅仅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操作，“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这些口号可以分分钟碾压市场原教主义者膜拜的各种“经济学定律”。
从中国加入WTO艰难的谈判来看，从特朗普屡次发动的贸易战来看，发达国家根本上要求中国按华盛顿共识的模式搞私有企业为主的加工工业。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让步，失去发展战略产业的能力，成为国际资本控制的低水平加工中心，中国终将落入仰人鼻息，被人鱼肉的境地。
改革开放后，中国是否应该依靠国家产业政策，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成为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和对抗的焦点。然而遗憾的是，发达国家的压力在中国国内却受到相当程度的响应或者默认，但凡风吹草动，国内总有人呼吁减少甚至放弃国家产业政策，全面国退民进，放弃18万亩耕地限制，全面实行土地私有化，放开汇率和金融管制，政治上搞三权分立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文革后以及苏东巨变后全世界的向右转，二是相当部分的中国学者和官员相信撒切尔和里根主义，在他们的意识中，政府最好把资源交给民营企业，私人资本效率高，私人资本赚钱后的溢出效益将促进生产，创造就业，惠及大众。中国的先富论，做大蛋糕论和里根的涓滴理论有相当程度的相似度。
中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没有搞所谓的休克疗法，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是通过地方政府协调推进，地方政府担负着推动改革开放，维持地方稳定，发展地方经济的多重责任。在地方与地方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卖地，国企改制，出让市场成为招商引资，推动GDP增长的捷径。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和对GDP的追求客观上为市场原教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舞台，为大规模腐败创造了条件。
为了做大蛋糕，中国在企业改制，劳动力市场，工资制度，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走得很远。劳资关系中，劳动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人数上亿的农民工领域。在经济结构上，地区之间过度竞争妨碍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成型，产能过剩严重，同质化企业的残酷内卷把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榨的很低。许多地方政府推动的房地产项目和基建项目利用率不高，烂尾，地方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经常发生。
市场经济的魂是利润，市场经济的血液是金融，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资本总能敏捷的，义无反顾的，甚至毫无理性的投向社会中最赚钱的部分。在中国，当资本发现炒地皮，炒房所产生的利润远远大于实体经济的利润后；当老百姓把买房看作是最重要的保值投资时，资金就源源不断地投向房地产。
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里，远高于美国。之所以中国自有住房比例这么高，这要感谢改革前，尽管水平很低，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正是依靠改革前从国家那里租赁的房屋，在房地产金融化的过程中争得了一份红利。
然而当中国的房地产成为标准的金融资本品时，房价急剧上升，大部分城镇居民却买不起了。在 2021 年房地产市场的高峰期，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筹集了 8.7 万亿元人民币。2024 年，卖地收入仅为 4.9 万亿元人民币，下降了 44%。房地产产业过度的金融属性使它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失衡，产能过剩和两极分化的最大推手。中国经济目前的下行主要就是房地产萎缩引起的。
中国房地产领域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对基本矛盾在中国的一种非典型性反映，显现了市场原教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干扰。首先，带有强烈资本属性的房地产是高度社会化的；而由资本主导的房地产业在全国范围的投资是无序的；广大底层劳动者靠微薄的工资也是消费不起的，结果是大量房地产空置，烂尾甚至按揭断供。
房地产的畸形发展说明中国经济已经相当的金融化，这种金融化不仅推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而且成为两极分化的加速器和腐败的温床。近年来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和黑社会案件几乎都和房地产有关。贪官的赃款动辄上亿，无良资本和黑社会从房地产中获得的利益应该更高。
2024年6月18日中金公司发布的《2023年中国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中国7%的富人阶层占有93%的财富，而93%的底层民众仅占有7%的财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从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中国国内非法外流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2500亿美元相当于1.8万亿人民币，在当下中国急需资金拉动内需的节骨眼上，这是多大一笔钱啊！
一个存在两极分化，资金外流，内卷极其严重的社会不可能真正的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前景堪忧。最近有文章披露中国有2亿多人单身，预计2025年底单身人口将达到3亿。据一项横跨11个省，25个农村乡镇的调查，这些乡镇在1980年至1991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中，光棍占比达到70%。全国病态光棍人口估计超2000万。《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达到24.1%（2020年数据）。全国随父母打工的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两类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
上述数据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人口出生率断崖般下降，年轻人中精神病发病率升高，霸凌和恶性案件增多，性病和艾滋病病例上升等等现象。根据中国智库昆仑策的文章中引用的百度AI数据，2024年上半年全国自杀人数突破23万人，中国的自杀率达到10万分之32.9，自杀的主因是负债。国际平均自杀率为10万分之10，中国自杀率达到国际平均数的3. 29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人数却占世界自杀人数近1/3。
七，是时候反思了！
美国人一度相信通过全球化推动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会出现一个能够削弱政府能力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会强力推动中国接受西方的秩序和价值观。然而当中国喊出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战略产业，共同富裕的口号后，西方精英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改变中国的战略不可能成功。特朗普的MAGA派反而大骂美国建制派和科技金融资本联合起来将美国利益出卖给了中国。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试图用另一种方式遏制中国。目前世界各种力量正在重新排列组合，现在的形势和一战前或者二战前高度相似，各种力量为了国际市场和资源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战争危险正在上升。
世界包括中国都在对全球化以来的演变进行反思。哈佛教授罗德里克提出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把全球化时期的利益攸关方分成资本，国家权力和民众利益三者。罗德里克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内，这三者的利益不可能兼顾，资本的大发展，很可能以削弱国家权力和大众利益为代价。
中国存在着一股太相信资本，市场和私有化的市场原教主义势力，在这股力量的裹挟下，着眼于保证底层大众利益的工资，劳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是缺位就是滞后，特别是涉及亿万农民工的相关制度。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中国基尼系数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徘徊在 0.46 至 0.47 之间，和美国差不多。由于劳动收入低，社保水平低，房贷压力大，普通家庭要么没钱消费要么大量储蓄以备不时之需。2023 年，家庭消费占中国 GDP 的 39%，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59%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土耳其（57%）、马来西亚（55%）和塞尔维亚（65%）等与中国处于相当发展阶段的国家。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争论不断，但官方一直有“不争论”，“不折腾”等等说法；潜台词是：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各种抱怨即便不销声匿迹也成不了气候。
但改革开放40年多年了，这些争论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越来越激烈。自由派否认市场原教主义是中国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反而认为问题出在私有化和市场化还不彻底，民主化政治改革滞后。极左派则认为改革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目前思想界的混乱和分裂已经相当的严重，任何热门事件都会引发舆情。一些谣言十分卑劣和明显，但仍然有市场。
国家仍然要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只有在国家大战略的规定下才能够得以发挥。脱离国家大战略，脱离集中力量办大事，片面强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就是别有用心。
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近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十个地区要素市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看了文件，概括地说全篇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建立和完善统一的要素市场，将土地，金融，人才等资源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这是典型的国家运用市场这个工具进行战略投资的思路，而不是泛泛地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希望这些措施能像中国制造2025那样推动中国新质生产力再上一个台阶。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企业盈利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以盯住存量的方式立即着手财富再分配，例如征收房产税，大幅提高所得税，不是一个追求共同富裕的理想方向。
中国的共同富裕将是一个量入为出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不应等待资本做大以后再分蛋糕，政府将保证资本和广大劳动者同步合理分享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利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劳动大众的照料应该超过社会民主主义。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要建立新型的税收体制。2022 年，个人所得税平均占经合组织国家税收收入的 24%。在中国，这一比例仅占 6%。2021 年，美国最富有的 1% 的人缴纳了 45.8% 的所得税；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缴纳75.8%的所得税。中国富人所交的所得税远远低于美国富人交的所得税。
政府应当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倾听人民呼声。应当看到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练，人民大众具有分辨真伪的能力。倾听人民的呼声是对资本良性运作最重要的护栏，也是对维护政府合法性最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相比美国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只要真正践行人民第一的发展理念，摒弃市场原教主义，用好市场这个工具，稳定的内部市场就能支撑中国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国家，少数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将中国封锁起来的，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与南方国家的贸易一定会不断成长，就是西方国家也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
后全球化时期各国都在转向重视社会公平，公平才能行稳致远，在这方面中国更有条件向世界提供一个新型的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