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干货满满！新能源、AI与气候危机，CCG第16期午餐会专家热议

2025年8月28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国贸大酒店成功举办第16期“名家对话午餐会”。本次活动聚焦“新能源与全球绿色转型”的主题，旨在探讨在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各国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汇聚各方力量，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发展中面临的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活动由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主持，CCG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开场致辞，特邀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赵勇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副秘书长张健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发表演讲。

以下为午餐会全文实录：

CCG秘书长苗绿：阁下们、尊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欢迎各位来到第16期CCG 名家对话午餐会。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活动。由CCG发起并主办的名家对话午餐会系列，已成为重要的对话与交流平台，汇聚了外交官、国际组织、知名企业和学术专家，分享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观点，促进人们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今天的午餐会主题十分切合时宜，聚焦绿色转型下的清洁能源趋势。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可持续性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清洁能源转型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全球各国政府、企业与社会日益认识到，减少碳排放、应对资源枯竭，不仅关乎地球与人类健康，更关系到长期的经济韧性和社会福祉。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三位重量级嘉宾与大家分享他们的专业见解和观点。请允许我介绍：

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赵勇强先生，欢迎！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副秘书长张健博士，欢迎！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博士，欢迎！

在进入议程之前，我要特别欢迎今天莅临现场的各国外交使节。今天我们有来自16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其中包括五位大使：德国大使、希腊大使、日本大使、新西兰大使和土耳其大使。

此外，今天还邀请到来自巴巴多斯、加拿大、克罗地亚、芬兰、匈牙利、冰岛、马耳他、挪威、罗马尼亚、阿联酋和美国等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欢迎大家！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上海合作组织（SC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等国际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今天的活动。欢迎你们！

今天的午餐会还吸引了多家知名企业参与，包括巴斯夫中国、宾堡集团中国、理想汽车、中金浦成投资和能链集团。欢迎各位！

最后，我们也感谢来自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他们将为今天的重要讨论提供广泛报道与传播。媒体包括《朝日新闻》、CGTN、《中国日报》、德国《明镜周刊》、德国《时代周报》、印度《印度教徒报》、日本电视台和印度报业托拉斯等。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与参与，期待这次午餐会富有成果、充满启发。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发言环节。首先，请允许我邀请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博士发表欢迎致辞。欢迎王博士，谢谢！

CCG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王辉耀：阁下们、尊敬的嘉宾、各国际组织代表、跨国企业代表以及媒体朋友们：

非常高兴在第16期CCG 名家对话午餐会上与各位相聚，同时我谨向今天莅临现场的三位重量级专家表示热烈欢迎。CCG名家对话午餐会自去年启动以来，已举办16场，今年我们计划再举办六场。该平台旨在展示中国最新发展动态，促进信息交流，围绕中国相关重大议题与政策开展研讨，并推动与各国的合作，是CCG倾力打造的独特交流平台。

令人欣喜的是，自去年创办以来，我们已成功举办16期，本次活动也换到了目前这个更好的场地，这是积极的进展。我们始终坚持开放的讨论形式，稍后还会通过媒体渠道发布视频与报道，真正打造一个促进对话、交流与研讨的开放平台。

今天的主题是新能源与全球绿色转型，这是一个极具热度的话题。我们都清楚，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气候挑战：今年夏季创纪录的高温、西班牙的火灾、北京的洪灾，还有巴基斯坦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灾害。这些问题真实而严峻，我们必须携手共同维护《巴黎气候协定》，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在探索与各国政府、企业及国际项目的合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一个突出领域就是电动汽车。我记得大约15年前，北京市市长曾告诉我，北京严重的雾霾有60%来源于机动车尾气。为了改善北京乃至全国的环境，他们决定正面应对。当时，美国大使馆每天都会在屋顶监测并发布PM2.5数据。而如今，北京已有超过一半的车辆实现绿色出行，其中大多数是电动车。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共同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我也了解到，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我们也非常期待聆听专家的见解。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也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像巴斯夫这样的企业同样投入其中。今天能与大家相聚，倍感荣幸。

我就先说到这里。请大家在午餐中享受美食的同时，继续交流。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持续参与，帮助我们在北京打造一个独特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交流。非常感谢大家！

CCG秘书长苗绿：感谢王辉耀博士的致辞。今天的议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将由三位重量级嘉宾发表主题演讲；随后，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这一环节通常是午餐会中最受欢迎的部分。

首先，我非常荣幸地邀请赵勇强教授上台发言。赵教授现任国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赵教授的背景：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4年7月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自2004年加入能源所以来，他长期致力于可再生能源与能源转型战略研究，重点涉及碳达峰与碳中和政策、能源规划、技术路线图以及国际合作等领域。他主持过多项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重要政府部门的研究项目，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包括“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二十国集团能源可持续工作组等重要合作项目。

现在，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赵勇强教授上台演讲。

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赵勇强：非常感谢。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

很荣幸能够在CCG名家午餐会上发言，并有机会与来自众多国家的外交官、企业界人士以及媒体代表交流思想。

我们都知道，国际合作对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事实上，我和能源所的同事们曾到访德国、日本、美国、挪威、芬兰等国家，并从国际合作中获益良多。我认为大家一致认同：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转型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愿分享三点看法。

首先，中国正在推进本国能源转型，并为全球能源转型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此之前，中国已开始发展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电力生产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我认为发电部门是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环节。能源需求，特别是电力需求，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仍在持续增长。从长远看，中国仍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而能源转型是应对这些挑战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能源转型目标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这将为实现减碳、治污、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提供动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领导人强调，要抓住机遇，形成合力，推动中国能源体系高质量发展，通过更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支撑，从而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我们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有三大支柱：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行业耦合以及强大的智能电网基础设施。中国已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目标是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除了西部大规模新能源基地外，中国在中东部也大力发展了分布式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同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海上风电开发国。

截至今年6月，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已达3650吉瓦，其中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60%，风能和太阳能（即可变可再生能源）占比45%。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未来如何消纳如此规模的风电和光伏仍是巨大挑战。事实上，可再生能源发电已占总发电量的40%，其中太阳能占43%。在一些地区，如青海，其占比接近90%。

中国正在推动产业部门的低碳转型，建设可再生的能源转型，倡导低碳消费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从传统燃料向电力转变，已用于工艺、供热、干燥和蒸汽供应。在居民领域，太阳能热水器、电炊具和基于热泵的供暖已被广泛应用。在交通领域，新能源车发展迅速。截至今年6月，全国新能源车保有量超过3700万辆，其中电动车超过2500万辆。

中国加快建设跨区域能源网络，已建成三大“西电东送”通道，输电能力约300吉瓦，并完成20条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中国幅员辽阔，大部分风、光、水电资源位于西部，需要近2000条输电线路支持东部用电。同时，中国还在推动氢能管道运输，并建设集油、气、电、氢供应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站。

中国加快应用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升级能源基础设施，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建设智慧微网，使用户能够就地利用新能源。

进一步扩大开放将为深化国际合作创造新机遇。事实上，许多国际企业已进入中国并发展业务，包括来自丹麦的维斯塔斯、美国的通用电气、德国的西门子以及西班牙的歌美飒等。我们都从国际合作中受益。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先进技术、产品，以及更深入的合作，包括智能能源系统。这是我的第一点。

第二，能源转型正进入一个重塑能源体系的新阶段。中国与许多国家有着相似的愿景与挑战。根据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能源转型展望》，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需达到11,000吉瓦，约为2003年的四倍，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需超过90%。我们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面临三大共同愿景与挑战：一是技术创新和低成本、稳定的供应链；二是可靠而有韧性的电力与能源系统，能够整合高比例可变可再生能源；三是适应新能源体系的能源治理与市场规则。这些既是共同愿景，也是共同挑战。

第三，能源转型的进程取决于国际合作。保障能源安全、推动清洁低碳转型是全世界的共同挑战。中国正与各国合作，推动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构建公平、公正、平衡、包容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国致力于完善能源领域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能源转型中的政策理念和最佳实践交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合作与能力建设。

如此一来，我们才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达成碳中和，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可持续和现代的能源。我认为，清洁能源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事实上，中国已设立多个加强国际交流的平台。9月27日将在山西太原举办“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届时多家研究机构将主办专题研讨会，论坛将邀请全球的专家和学者参会。今年10月，中国还将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合作，在苏州举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能帮助中国、国际社会和企业共同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未来的合作对于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谢谢大家！

CCG秘书长苗绿：感谢赵教授的发言。感谢您对中国在低碳与清洁能源转型方面政策所作的全面而富有启发性的介绍。

接下来，我想邀请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健发言。同时，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张博士的背景。张博士同时担任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副秘书长，其研究领域涵盖全球气候治理、气候适应、可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创新。他主持了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中国医疗健康行业脱碳路径计划和清华全球适应联合行动倡议。张博士还参与撰写了多份重要气候报告，并在多个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行动相关的学术及联合国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下面有请张健博士发言，谢谢。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副秘书长张健：非常感谢CCG的邀请。能够在这里与来自不同领域的诸多嘉宾和朋友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这一重大挑战，我深感荣幸。

我今天的主题可能看起来与新能源略有距离，但我认为AI及其相关应用将在绿色转型中逐渐走向核心。如果管理得当，它会以友好的方式推动进程；但如果失控，也可能带来极具颠覆性的冲击。因此，探讨AI与气候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十分具有现实意义。接下来的15分钟，我将向大家简要介绍我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开展的关于AI与气候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能带来解决方案，也会提出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新挑战。

这份报告主要聚焦亚太地区。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将研究扩展至欧亚和非洲国家。之所以选择亚太，有几个原因：首先，这里居住着世界一半人口，排放量占全球近一半，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如果不加以重视，到2070年，在高排放情景下，这些快速发展的经济体GDP可能损失高达17%。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减排，也涉及适应。根据全球适应倡议地图，亚太地区集中了大量最脆弱的国家，它们已在气候危机中首当其冲。新西兰相对具有较强的韧性，但一些亚洲国家准备不足，脆弱性极高。

面对这一紧迫局势，我们却缺乏足够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都需要更细致的气候数据、足够的数据，以及强大的动态模型来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路径，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AI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弥补我们在数字化应对能力上的不足。

从学术角度看，纵观AI已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包括气候）所做的贡献，已有300多项研究表明，AI已经在清洁能源产业减缓措施以及许多适应领域得到应用，例如水资源、农业、医疗、教育等，提升了公众在气候认知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谈到AI，并不仅仅指一两种工具，而是一整套方法，包括机器学习、语言处理、生成式AI等，大约有20种常用工具在相关领域广泛应用。AI在气候变化应对中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智能电网。正如赵所长所提到的，我们需要智能电网来优化可再生能源的传输；第二是能源效率，这是实现可再生能源“三倍增长”和能效“双倍提升”目标的关键；第三是实时排放监测，这对碳市场、贸易和税收都至关重要。适应方面，AI同样不可或缺，比如构建极端天气预警系统，提升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的决策能力。

在具体应用上，AI驱动的智能电网可最大限度减少能源浪费，有研究显示其能使能耗下降约15%。在碳捕集与排放监测方面，AI可将甲烷泄漏探测精度提升至95%。我们知道甲烷是第二大重要温室气体，这一点尤为重要。

例如，新加坡通过AI优化电网，将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供应中的占比从4%提高到8%以上。中国香港利用AI驱动的智能楼宇系统，在供暖、照明、空调方面实现15%的节能。东京和上海也有类似应用，效果显著。在增强气候韧性方面，印度气象局的AI农业预测系统大幅提升了粮食产量并节约了水资源；菲律宾建立了AI灾害预警系统；越南则利用AI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享受这些积极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风险。首先是能耗。数据中心每平方英尺能耗是普通商业空间的10至50倍。2023年亚太地区数据中心耗电量已达约55太瓦时，占全球27%，预计到2028年将占区域总电力需求的8%。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是主要驱动力。此外，数据中心年耗水量已超过50亿升，预计2030年可能翻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年用水量。

其次是矿产消耗。到2030年，AI相关设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可能占全球2%至3%。其开采与硬件生产、废弃物处理都可能造成严重环境问题。社会不平等也将随之加剧，例如城乡差距、性别鸿沟。如果缺乏刻意的弥合努力，气候新技术可能加深既有的社会分化，这是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尽早将可持续性嵌入AI基础设施建设中。例如，要求新建数据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通过税收优惠或法规强制执行；在水资源方面，推广高效冷却方式，如芯片直接浸没式冷却，以降低耗水量；对违规的采矿或数据中心运营施以最高达收入5%的惩罚；通过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推动AI硬件回收。

在中国，去年已发布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标准，推动低碳高效AI系统建设，目前已有240多个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在主要行业落地。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CCG秘书长苗绿：感谢清华大学张博士的发言。刚才我其实一直在思考，我们应当如何调和和处理气候危机与人工智能这两个热门话题，并将它们结合起来。您的演讲给了我很多启发，非常感谢。

我注意到，如今的天气预报比以往更加精准，我认为这也得益于人工智能在气象预测中的应用，而这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从中收获良多。

接下来同样重要的一位嘉宾，我想邀请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主任马军先生发言。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马先生。他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人士，创立了中国首个环境信息公开数据库，并推出了“蔚蓝地图”应用程序，为公众提供环境数据查询，并对企业环境表现进行追踪。他的倡议推动了超过3.4万家企业在环保领域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影响了主要银行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实践。马军先生曾获《时代》杂志“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戈德曼环境奖以及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等多项殊荣。

让我们欢迎马军先生，请您发言。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阁下们、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出席本次CCG名家午餐会。大家已经聆听了赵主任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权威解读，以及学界专家对人工智能及其影响的阐述。作为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我们也开展了关于能源转型的研究。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这场宏大的转型。

当然，这一切的背景都是迫在眉睫的气候挑战。正如王博士在开场致辞中提到的，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我们面临巨大的差距亟需弥合。每一次盘点都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也提到中国空气质量的改善，这是我们过去20年努力的方向，虽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其中也有重要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

其中之一就是必须依托大规模的监测与透明度，以推动多方协作。在气候减缓与适应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开发了“零碳蔚蓝地图”，力图整合区域、省、市层面的碳披露数据，并基于此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生态环境部气候中心开展指数研究，评估各省市的碳达峰与碳中和表现。

研究显示，一些积极的趋势正在出现。自去年三月以来，中国碳排放首次出现下降，原因正是太阳能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绘制“光伏地图”，将这些信息标注到数字地图上，帮助相关方直观了解。我们即将与绿色江南联合发布一份新报告，名为《1000吉瓦太阳能》。

在地图上，我们追踪了中国光伏装机容量的迅猛扩张。去年，中国已提前实现了2030年清洁能源目标（1200吉瓦），而今年，光伏单项装机就达到了1000吉瓦。这些太阳能发电并非只集中在西部，在部分沿海地区分布式屋顶光伏也十分突出，中部地区则相对均衡。西部地区则是大规模集中式光伏电站。合作伙伴们为记录这些情况，行程数万公里，数据之庞大令人难以置信。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光伏电站密集分布。以山东为例，其工业产能和能源消费量均居全国前列，若单列出来可跻身全球第六；而大量光伏来自屋顶电站。江苏、浙江也有相似情况，不同的是其屋顶电站多为工厂所建。卫星地图清晰显示了这一点。据计算，今年5月，中国平均每秒安装100片光伏电池板。这种爆发式增长当然也带来挑战，如间歇性与不稳定性、潜在的生态与社会影响，以及上游矿产开采和废弃物处理等问题，不仅影响中国，也波及全球。

正如赵主任所说，如何消纳如此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是巨大挑战。一个解决方案是加快电气化。中国电气化进程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九倍。我们开发的工具可帮助公众直观感知，例如通过街头汽车照片识别其碳足迹，清楚地看到电动车碳排放更低。用户已上传了数万张照片。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储能的快速增长，以及氢能的开发，尤其在西部地区。如今，光伏电站已被要求配套储能设施，一些煤矿塌陷区、荒地也被利用起来建设光伏项目。在中国西南岩石山区也有类似案例。同时，农业光伏结合等新模式正在兴起，公共基础设施也在探索自给自足。

在全球层面，已有28项扩大三倍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承诺，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光伏的全球占比持续上升，装机量与发电量均相当于其他几十个国家的总和。然而，差距仍然存在，不能仅靠中国一国推进。遗憾的是，除中国之外，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率仅为8.6%，远低于气候目标。清洁能源投资也存在明显缺口。

中国已将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近90%，并积极在全球投资建设光伏项目，累计实现减排2.8亿吨。但在世界其他地区仍有巨大的潜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将气候行动称为“一次机遇”，呼吁各国加速发展清洁能源。就人均光伏装机而言，德国、荷兰、新西兰等少数国家已达到1千瓦/人。

我们与清华大学何继江主任等正合作发起全球每人一千瓦光伏倡议，推动在不同地区落地。浙江等地政策积极，河南兰考成为光伏县，四川有光伏学校（企业ESG项目），江苏苏州有光伏村，云南会泽有光伏家庭。这些新模式逐步扩展到城市，未来北京等地也有巨大潜力。

在融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新的跨界模式，如将大型集中式光伏项目拆分为数百乃至数万个“代币”，吸引投资人和捐助者参与。

以上就是关于中国能源转型，特别是光伏领域的一些情况。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CCG秘书长苗绿：感谢马军先生的精彩发言。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光伏发展中如此多的重要而宏伟的细节。未来，作为智库，CCG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光伏智库”——甚至可以在CCG大楼屋顶安装太阳能板，那将非常棒！

也感谢三位演讲嘉宾从不同视角的分享：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者、清华大学学术界，以及马军先生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与智库领域。这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视角，让我们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的政策。

接下来，我想邀请王辉耀博士主持问答环节。CCG名家午餐会之所以一直深受欢迎，正是因为这一环节常常有引人入胜的讨论。

CCG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感谢苗绿博士。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问答环节——这真的非常有趣。这次我们场地更好，还有大屏幕，所以演示效果比以往好多了。我们已经举办过16次午餐会，有超过100位大使、使馆、跨国公司和媒体代表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我可以印证三位专家所提到的内容，我刚刚听到一则新闻：中国有一栋大楼的整个服务器系统完全由太阳能供电，显著减少了能耗，而且屋顶上还使用回收的电动车电池来储能，以便在阴雨天气使用。我认为这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就个人而言，我觉得19世纪是蒸汽动力的时代，英国在那个世纪引领了工业革命；而在19、20世纪，爱迪生创造了直流电系统，随后，随着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的发展，20世纪深受美国贡献的影响。我相信21世纪将很可能是绿色能源的时代，由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引领。

张教授还提到了一点：中国在特高压输电领域具有丰富经验。鉴于欧洲当前因俄乌局势而面临的能源挑战，为什么不能在非洲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利用中国的技术与投资，加上欧洲的资金支持，通过特高压电网将电力输送到欧洲，以增强欧洲的能源安全？这同时也能为非洲带来巨大收益。这样的做法既能多元化欧洲的能源来源——将太阳能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又能降低风险，即便太阳能电站设在非洲。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另一点是，中国已经签署了许多第三方合作协议，例如与日本、法国，以及最近与新加坡，共同在其他市场推进项目。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在绿色转型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我就先说到这里，但我真的觉得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快速进展令人惊叹。就在不久前，我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当·图兹（Adam Tooze）教授到我的办公室，他谈到了正在进行中的太阳能革命。他提到，中国在2023年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1.6倍。他还特别指出，光伏面板的成本已经从24美分降到11美分。这为我们与世界各国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那么，现在进入提问环节。傅融大使，请您先开始。

德国驻华大使馆大使傅融（H.E. Ms. Patricia Flor）：感谢王博士，也感谢CCG组织此次会议。当然，还要感谢三位演讲嘉宾。

关于德国，我首先想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到2045年实现气候中和。同时，我还想指出，大家可能关注到，在最近的峰会上，欧盟和中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了一份声明。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大国依然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黎协定》，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在1.5摄氏度以内。

就中国而言，我看到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取得的发展令人惊叹。不过，我想结合一个问题来谈。因为我了解到，一些德国企业也承诺要实现碳中和，但他们告诉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无法从电网获得绿色能源。这显然反映出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与其在经济和整体系统中的实际使用之间存在脱节。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引出我想问的关于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的内容。您预计在目标、政策和措施方面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中国的能源结构中仍有大量煤炭。不仅如此，中国还在不断增加新的煤炭产能，这是我们另一大关切。因为，国际上已经作出了承诺，要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但我理解出于能源安全考虑，中国仍在依赖煤炭。中国的所作所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很多国家都会以此为参考。因此，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够明确表态，不再依赖煤炭来保障能源安全。

最后一点是关于即将在贝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从全球角度看，当我与一些来自太平洋岛国或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交流时，他们普遍强调在适应和减缓方面急需资金支持。我认为，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国，中国具备一定的财政能力。因此，我期待中国能够承诺向“气候基金”以及“损失与损害基金”提供支持，从而推动国际合作，这一点在今天也已被反复强调。谢谢。

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赵勇强：感谢您的提问，也可以说是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首先，关于燃煤电厂。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用电需求非常庞大，负荷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电力供应时长的增长。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系统的安全和供电的可靠性。由于中国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煤电仍然是比较可靠的选择。但未来我们认为煤电机组的运行小时数会逐步下降，从每年5000小时，降到4000小时、3000小时，再到2000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装机容量，但发电量会逐渐减少。我认为在未来十年，煤电仍是电力系统可靠性的基础。但从长远看，随着新型电池的发展和储能能力的提升，煤电的作用将不断下降。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绿色电力。是的，中国确实有大量的绿色电力，而且在各省份中占比都在不断提高。但目前电力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还没有非常好的规则来保障发电企业和用电企业能够明确签订绿色电力采购合同。尽管我们在鼓励合同交易，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中国的一些合同并不被认定为绿色电力采购，这确实是个问题。正因如此，中国政府近期出台了新的规定，鼓励可再生能源直接输送给用户，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经过认证的绿色电力采购。同时，政府还建立了绿色证书制度，覆盖太阳能、水电等存量可再生能源。这不仅有助于国内企业，也能让国际企业更好地追踪和核实自身消费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至于您提到的关于岛屿国家清洁能源供给的国际合作？当然可以。上周我们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印尼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岛屿电力供应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事实上，中国在十年前就已经建设了很多独立电力系统，结合了太阳能、风能和部分电池储能，有时也配合柴油机发电。当时最大的挑战是成本过高，但现在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具备商业可行性。不过，新的挑战在于安全性和可靠性，尤其是面对未来极端气候条件，这将是岛屿小型电力系统的最大风险。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电池、更智能的电网，以及更精准的天气预测技术。我认为这些正是我们必须加强合作的方向。谢谢。

日本驻华大使馆大使金杉宪治(H.E. Mr. Kenji Kanasugi)：非常感谢王博士，以及几位发言嘉宾的精彩演讲。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是中日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军先生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关于太阳能光伏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广泛应用。

二十多年前，日本就开始较大规模地使用太阳能光伏板。据我了解，太阳能板的寿命大约只有10到12年。那么，在中国如何建立起太阳能板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考虑到中国是在近几年才大规模推广光伏板的，那么再过十年左右，可能就会面临大批光伏板报废、效率下降的问题。届时，中国将如何建立起一个回收再利用的环境和体系，以及延长光伏板使用寿命？

我认为这其实是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谢谢。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感谢大使阁下的精彩提问。我刚从日本回来，在新干线上看到沿途有很多太阳能板，虽然规模可能还不及中国庞大，但也让我印象深刻。近年来，中国的确在快速扩张光伏应用。

当然，正如您所提到的，我们很快就会面临废弃物处理的问题。当风机和太阳能板达到寿命终点时，该如何处置？我了解到，中国生态环境部正在制定相关规定，因为在中国，一切必须从政策着手。同时，循环经济的理念已经受到高度重视，新的国有企业也专门为此设立。从商业角度看，也已有不少研究在探索如何回收，如何利用其中的金属和其他有用材料。

不过，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遇到太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一波退役潮尚未到来，但肯定会到来。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目前还没有完全到位，这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比如风机，很多建在高山之上，回收难度极大且成本高昂。而太阳能板本身的价值又不如电池，所以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一个难题。这些问题都必须有人负责。因此，我们与“绿色江南”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对40多家光伏企业的表现进行评估，其中很多是头部企业。我们强调，光伏企业不能只是制造和建设光伏电站从中获利，而必须对其带来的影响承担责任。

事实上，仅24家披露碳足迹的企业，其范围一和范围二的排放量加总就超过1亿吨二氧化碳。我们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追踪并强化责任机制。最终，我认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正视这一问题，从政策到商业模式再到技术解决方案，共同推动责任落实。谢谢。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大使乔文博(H.E. Dr. Jonathan Austin)：谢谢王博士再次主持如此精彩的午餐会，也感谢各位演讲嘉宾的精彩分享。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如果没有中国的行动，我们不可能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因为中国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排放量。中国正在取得的重要进展，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极具价值和意义。

我想回到德国同事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在大力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也新增了比世界其他国家总和还多的燃煤电力。您提到这是为了满足基础负荷，并平衡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新西兰9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但仍有10%依赖化石燃料，而要完全去除这最后的10%是非常困难的。

我很感兴趣想请您进一步谈谈，您认为最理想的可再生能源占比是多少？您提到过电池技术——这项技术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多远？中国如何才能实现替代三分之一乃至一半化石能源的目标？未来的发展路径将会是什么样？谢谢。

发改委能源所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赵勇强：谢谢您的提问。事实上，过去燃煤电厂主要用于基荷供电，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更加灵活了。过去十年，我们从德国、丹麦学到了经验。如今，中国的燃煤电厂正逐步实现灵活性调节。比如中午太阳光充足时，燃煤电厂会降低输出。

根据我们的研究，从长远来看，大多数燃煤电厂每年的发电时数可能不到一百小时，有些甚至会被淘汰。

这还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是需求响应，包括来自工业、建筑和车辆的响应。我相信未来中国的4亿辆汽车将提供巨大的电池负荷响应，这可能就在未来10至15年内实现。

第二是储能。我们发现，新型电池和新技术的成本，包括化学电池以及压缩空气储能，都将在未来十年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一些地区，风能、太阳能加上电池的平均成本，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的平均水平。我认为在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许多地区的能源结构主要依靠太阳能、水电、新型化学电池以及其他储能方式。

您提到的那个案例——可以只依靠10%的燃煤电厂运行——我记不清具体名字了。但我认为在中国部分地区是有可能实现的，不过在全国范围内，目前还比较困难。我们希望能够加快中国能源转型的步伐。谢谢。

CCG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谢谢您。我可以补充一点，中国目前也在大力投资水电。计划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水电工程，其相当于五座“三峡大坝”，未来十年投资将超过一万亿元。我不确定数据是否完全准确，但这是未来的计划。我们在逐步推进，并需要保持谨慎。这也是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另一种可再生能源。

我想补充两三个要点。首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核心是基础负荷，比如煤炭等。我想提供一个数据来说明：从图表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经达到其2030年目标的50%，但实际发电量只有30%。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产能目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除了我们讨论过的技术问题外，还存在治理问题，主要是监管层面的，比如跨省的电力分配协议和能源市场标准化。这是未来中国可以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其次，我非常同意德国大使在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方面的观点。随着COP30的临近，各国将提交第三代NDCs，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并且雄心勃勃。我认为提出更有意义的目标将会注入新的动力。作为联合国的一方，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在已有绿色能源转型的巨大成就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同时，我认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这些目标也很重要，因为生物多样性在适应气候变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气候议题的另一面。

第三，我也同意德国大使在融资方面的观点。展望COP30，最大的挑战就是气候融资，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在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已经走在前列的大型经济体来说，支持气候融资，特别是“损失与损害基金”（Loss and Damage Fund），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最后，我有一点想提给张健教授。那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报告，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一份区域性报告，主题是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由我们在曼谷的区域中心编写，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人工智能与能源。您刚才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我认为您是对的，人工智能确实可以解决很多分配和效率问题。但与此同时，也存在风险，特别是从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角度看，会不会让系统变得更脆弱？我只是想知道您对此有没有什么看法？

再次感谢大家这场非常精彩的讨论，谢谢。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副秘书长张健：非常感谢。我认为简单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但希望我们能与贵机构以及其他许多合作伙伴一起，更深入地探讨其后果以及相关的后续问题。如果可以，我也想快速回应这里提到的几个点。

第一个是关于国家自主贡献：我了解到，不到100 天后，我们将在巴西举办COP30。我收到的数据是，目前只有28个国家提交了其 2035 年的NDCs。因此，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我们无法完全确定整体情况，尤其是在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到11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认为这将是一次非常艰难的COP，需要发出信号：巴黎协定仍然具有韧性和有效性，同时多边主义仍然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也在评估单边壁垒（如贸易关税）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比如对电动车和可再生产品的关税。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此外，我们希望本次COP 能够以行动为导向，解决许多不确定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关于巴黎协定规则手册的所有谈判。有些问题非常紧急，不可能花30年来谈判，对吧？所以我认为，我们很多人对开启新的谈判渠道已经感到非常疲惫。因此，希望这次 COP 能真正以行动为导向。谢谢。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H.E. Mr. Sohail Khan）：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代表的是一个区域性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目前中国是该组织的轮值主席国，我的问题很直接：

我们在成员国之间讨论了很多能源领域的战略，其中在能源合作战略中还有一章专门讨论可再生能源。您能否向我们建议一个跨境合作模式，使得如果某个成员国未能从清洁能源中受益，也能避免被其他国家的污染所影响？例如，中国有清洁能源，哈萨克斯坦有清洁能源，但其他国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这些国家能够共享清洁能源的整体效益，而不被空气污染所影响？您是否有可行的跨境清洁能源合作模型可以分享？

其次，我们计划在欧亚地区建设一个大型区域电网，这个电网从中国延伸，也是欧亚地区的一部分。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电网，让能源盈余国家向能源短缺国家出售电力，实现跨国能源调配？谢谢。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我可能会先从跨境合作部分谈起。大家知道，中国在过去40年中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承受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工厂。现在我们看到新一轮的劳动分工和供应链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而我们绝对不希望出现新一轮的污染转移。因此，这里有许多经验教训，也有新的可能性，不仅可以利用这些经验，还可以借助广泛的监测和新技术。

在中国，成千上万的工厂需要每小时或每两小时向公众报告排放数据，用户可以在我们的应用上看到这些信息。我们能够将其可视化。从前，大家为了竞争可能会偷工减料，而现在，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规定，否则将被绿色供应链或绿色金融排除出市场。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在十年间从2000万吨下降到240万吨，这也是蓝天重现的原因。但我知道，仍有许多国家和城市遭受空气污染的困扰。

因此，存在各种可能性。在这一轮新举措中，我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 DESA）下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协同专家组的成员，该项目由日本政府赞助。我认为，推动协同非常重要，因为目前各项工作都是孤立进行的：污染治理、能源与气候减缓、绿色高质量发展扩张。如果孤立推进，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成本。中国经济尚未完全健康，“美丽中国”意味着将这些工作整合在一起，从而大幅提高效率。

以电动汽车为例，不仅在低碳方面有作用，也在改善地方污染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作用。这里存在很多可能性。我希望我们能克服这些障碍。在欧洲、美洲和日本开会时，竞争力始终被大家关注。地缘政治紧张也阻碍了更紧密的合作。

40年前中国敞开大门，欢迎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共享市场、共享技术和利益，现在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存在类似的可能性。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其他国家达成共享协议？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更是如此，因为障碍更少。如果有机会合作，将会涌现出许多创新的解决方案。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机。谢谢。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