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真相是什么？只因为改革开放吗？

我们的《激荡四十年》系列，是以每一年发生的故事做成一期视频。这样的好处是时间线清晰，可以带大家回到那一年，感受当年的时代情绪；坏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一些很重要，但时间跨度太长的宏观问题，很难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这一期，就是以番外专题篇的形式，探讨一个很重要，又有很长时间跨度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实现经济崛起的？

显然，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言而喻，经济腾飞，工业崛起。那这一切，是1978年“改革开放”四个字一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吗？当然不是。这其中一次次地探索、试错，和由此带来的痛苦、折磨，超乎我们的想象。

中国的崛起，有天时地利人和，有规划之内目标的达成，还有一些完全出乎决策层意料之外的惊喜。但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这几十年来，发展战略的几次转向。这几次调转船头，真正使中国冲出怒海，驶向了光明。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梳理这几次重要的发展战略转向，搞清楚这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Ⅰ战略

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经济发展，走向工业化，基本都是采用三种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其中，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指国家严格限制某些重要工业品的进口，同时投入大量资源，在国内生产这些工业品来代替进口产品，最终，达到扶植本国工业发展的目的。

而这其中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是以重工业产品为替代对象，这就是我们之前在《激荡2005》里讲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则是以轻工业产品为替代对象。

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依赖国外产品，自力更生、自己掌握主动权地发展本国工业，是一种用本国消费市场发展本国经济的内循环模式。

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是指将发展重心放在扩大出口贸易上，将国内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出口，以赚取外汇，再用外汇去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用国际消费市场发展本国经济的外循环模式。

如今回看时，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像站在一个三岔路口，这三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将会引导着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未来。而当时我们选择的是第一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也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战略呢？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选择进口替代，而不是出口导向？其次，是为什么在进口替代中选择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

第一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历史教训。从鸦片战争开始，没有自己的工业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观念已经刻入骨髓。所以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是我们多年的梦想，当时普遍认为，进口替代相比于出口导向，我们更能掌握主动权。

第二是国际环境。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及其盟友对新中国实行了全面的经济、政治、外交封锁，技术交流、能源供应、经济合作全部断绝；1958年中苏交恶后，苏联连同东欧国家也跟中国隔离。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参与国际分工，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也只能在封闭的经济内循环中，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第三是学界主流认知。当时学术界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普遍都是进口替代战略，事实上，韩国、中国台湾、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亚非拉很多国家，一开始实行的都是进口替代战略。

而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中选择重工业优先，则是因为重工业是轻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机械化的基础，没有重工业提供的钢材、能源，轻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就没有原材料。

战略选定后，中国就这样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开始了工业化建设，这其中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就像当时毛主席说的：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50年代初，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但1958年中苏交恶后，大量的项目停摆、专家撤走，已经完成的项目也由无息援助变成了短期内要连本带息全部还清。

再加上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天灾外债使中国经济进入地狱模式。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还是靠自力更生，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

1952-1956年，这五年间我们取得的工业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1955-1965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年平均增速仍然达到了6.64%。

钢铁工业方面，鞍山、武汉、包头、攀枝花等钢铁基地建成；三线建设，大力建设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此外，1956年，第一辆汽车——解放牌汽车开始批量生产；1957年，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

在以重工业优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下，我国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快速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为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后来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让我们站起来了，但是，事实上，却没有让我们富起来。

一直到70年代末，我国仍有大量的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特别是和当时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四小龙相比，我们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了，而这，和我们选择的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

重工业优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发展钢铁、汽车、化工、机械设备为优先级的，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高端的技术、专业的管理人才，以及高质量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等，而当时的我们，几乎缺少以上的所有要素。

为了筹措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本，当时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城乡二元措施，把农民的收益和福利、农业的生产剩余，转移到重工业上。这种方法是能解决一部分资金问题，但效果有限，而且除资金外，技术、人才、管理、原材料等其他关键要素都没有解决，导致很多时候只能硬上。

所以可以说，我们虽然在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中取得了成就，但其实是在极大的约束下取得的，每走一步，都阻力重重。因为这一战略：

第一，违背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作为一个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优势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其他的一切都不具备。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中，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又对我们不具备的要素，如资本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浪费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落后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最快的途径，其实是去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些设备和技术已被验证有效，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所以是一条捷径。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取决于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速度，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也只有用全世界的高质量资源来发展，而不是囿于本国内的低质量资源，发展速度才是最快的。

到70年代，决策层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在1975年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年）》中，中央其实就计划，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引进钢铁、石油化工、化肥等22个大型重工业项目。当时我们和西方的关系在缓和，但最终，又因为没有外汇，而不得不中途放弃。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中国前三十年的困境——

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所以我们就没有大量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而且因为国际封锁的原因，实际上，那时候我们想去进口，其实也进口不到。而到了七十年代，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后，我们希望通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来为工业化提速时，又因为之前长时间的国际封锁，和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造成我们之前没有通过出口来积累到外汇，因此缺少外汇，最终还是无法实现进口。所以，在因即是果、果又是因的情况下，我们陷入了经济的死循环。

这一阶段，我们以极其艰难的方式取得了一些辉煌成就，但也造成了一些严重问题：

第一，因为这一发展战略违背了国家的比较优势，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

第二，因为强行把农业的生产剩余来补贴重工业发展，导致了农业增长缓慢和农村贫困，成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和三农问题的根源。

问题已经很严重，历史的钟声，正隆隆作响。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Ⅱ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也由此进入了发展战略的第二阶段。

这是一个转轨阶段：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内循环，转向外循环；从生产资料严格管控，转向逐步放开；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并没有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比如在1978年底，以举国之力建设宝山钢铁厂，1985年建成一期工程；以及，通过提取农业生产剩余来补贴发展重工业的措施也仍在继续，说明我们还是非常重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有个事实是，改革开放后，我们的轻工业突然崛起了，所以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的基础上，我们也同步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阶段，就是以轻工业产品作为进口替代的对象。

那我们的轻工业为什么会突然崛起呢？这要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讲起。

80年代初，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允许农民分田单干。因为农村本身就是地少人多，这就造成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政策限制，这些农民当时还不能进城务工，而乡镇社队企业又正在逐渐放开，于是，大量的乡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国企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逐渐放开了经营自主权和承包权，允许它们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生产和销售部分产品。

而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开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首先，国企放开之后它会卖什么呢？

第一，就是卖钢材、煤炭、机械设备这些重工业产品，而这些，正是乡镇企业求之不得的重要生产资料，乡镇企业迫切地需要它们来扩建工厂，或充当原材料，来主要生产民用消费品。随着国企的口子越开越大，乡镇企业获得的生产资料就越来越多，又因为乡镇企业具有一定的自负盈亏的制度优势，所以它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于是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其生产的轻工业产品迅速占据国内市场，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也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就是当时决策层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情形：只给了一点政策空间，农民们就爆发出如此强大的能量和生命力。

而第二，国企放开之后，为了追求利润，自己也会去转型生产民用的轻工业产品，这又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

两股力量的合流推动了轻工业产品的大发展，虽然这些轻工业产品也会少部分出口到海外，但主要还是在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承担的是替代国外进口产品的作用。

从内在运行逻辑来看，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是更符合当时中国现实情况的，因为以生产纺织品和日用杂货为代表的轻工业，都具有劳动密集型、资本节约型的特点，需要的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不需要太大的资本和技术，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也不高，这些，正好都符合当时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这个战略，能增加就业、迅速积累资本，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它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一，国内市场规模是有限的，和国际市场比，在消费人数和消费能力上都很有限，无法满足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比如当时我们发展很快的轻纺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滞销的情况；而同样受限于市场规模的原因，当时我们内陆地区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也就是说，我们海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还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不利于技术创新。因为进口替代战略的本质，就是通过不让国外的产品进来，来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发展，但这样也会导致国内企业因为不用经历国际竞争，而创新动力不足，从而使产品质量难以达到国际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

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产在国内，销在国内，从而无法创造宝贵的外汇。事实上，当时因为要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建设宝钢等大型重工业项目，我们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贸易逆差，欠了很多国际贷款，比如在宝钢一期工程建成的1985年，我们的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149亿美元；而且，轻工业自身要想扩大发展，也需要进口国外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总之，重工业发展需要外汇，轻工业发展也需要外汇，没有外汇就无法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挥不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的经济还是会被卡在瓶颈，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

1986年6月，邓小平专门就谈到了这个战略性问题，既表达了担忧，也指明了方向：

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这段话中有两个关键词：外汇、出口。讲到这里，其实中国的第三个发展战略也呼之欲出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正是这一战略，真正让中国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

三.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是通过扩大工业品的出口来积累资金、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战略。它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有很大相似之处，都是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初期，都不需要太大的资本和技术。不同之处在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是以满足国内消费作为主要市场，经济还是在内循环；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是面向全球市场，经济开始外循环，而这带来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能够从国外赚取外汇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政府财力很弱，资本极其稀缺，而通过大量的出口，我们能换回大量的外汇，再用这些外汇去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然后去赚更多的外汇，接着，再去进口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此循环往复。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我们也能逐步完成产业的升级：

第一阶段，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出口服装、纺织、家电等轻工业产品，替代谷物、肉类、木材、金属矿石等初级产品；

第二阶段，努力发展出一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出口机械电子、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产品，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

第三阶段，再争取发展出一小部分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出口芯片、智能手机、电脑、医疗仪器等高科技产品。

在一步一步攀爬这三个阶段的过程中，我们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就会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就会取得很大的发展，经济也能实现快速增长。

因为国际市场足够大，这个战略还几乎完美解决了当时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无法就业的问题，并且把这个原来的社会问题，一下子逆转成了极大的优势；同时，因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是面向广阔国际市场的，且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我们还可以充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利用他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我国的工业、为我们创汇，这就把之前我们面临的技术和资金问题也解决了；而且，在中早期，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基本就是由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外资主导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得益于外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之，在这个战略之下，我们终于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开始了追赶之路。

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成为当时中国发展的最佳路径，那我们是如何找到它的呢？

其实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外因：

第一是改革开放初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对我们的改革思路有很大启示，当时它们的经济增速都非常快，而无一例外，它们采纳的都是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第二，也得益于国际环境。首先，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消费需求极其旺盛，订单不断，这成为我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其次，就是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美国出于拉拢中国一起反对苏联的目的，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出口，可以享受美国给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优惠条件，而美国作为我国的最大出口市场，这对我们出口的快速增长起了关键作用。

国内农村包产到户之后，释放出了海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国外大量的订单需求，以及缓和的外交环境，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民族崛起之路上的天时地利人和。

解决了理论和路径问题，接下来就是实践。1987年，中央决定，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业。

基于现实条件，我们当时处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第一阶段，实施的方式就是：产品设计和原料来自国外，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加工后，再返销国际市场，也就是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我们只赚加工费。

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之后，东部沿海地区靠近港口的区位优势就进一步体现出来了，所以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其实和区域发展中的东部优先发展战略，是一体两面的。

为了实施好这两个战略，我们接着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1.扩大沿海开放。在政策推动下，东部沿海100多个大中小城市进一步敞开大门，大力建设出口生产基地，兴办各类用于出口加工的开发园区；

2.政策优惠。为了扩大出口贸易，我们对内，对出口企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调动大家积极性；对外，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力招商，吸引外资。

在几方面因素推动下，中国大陆凭借着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优势，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外资竞相涌入的沃土，出口加工贸易如火如荼，中国制造，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东部沿海地区，也快速崛起，从此拉动中国经济狂飙。

进入九十年代后，还有三个重要节点，让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不断走向深入，它们也正是外资三次大规模来华的重要推动力。

第一个是1992年，核心推动力是南方谈话。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扫清了思想障碍，这带来了一个实质性改变，就是国企从之前扩大自主权的承包制改革，转向了更加彻底的所有权改革，一大批效益不佳的中小型国企转换成民营企业，同时，农村的大量乡镇企业也纷纷明晰产权，变成民企，这让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又迈进了一大步。

这件事的意义在于，对内，极大激发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大家开始更加卖力、大胆地扩大企业规模；对外，当我们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时，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显著提高，这就为外资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大批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推动中国的出口贸易。

第二个节点是1994年，核心推动力是汇率制度改革。在此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汇率双轨制，也就是在官方汇率之外，还有一个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这就造成了对外贸易价格机制的混乱，和资源配置的扭曲。这年改革的核心，就是实现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的并轨，确立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中央大幅度下调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换5.7元人民币下调到8.7元人民币，与当时的市场汇率基本接轨。

这对于出口企业来说，相当于赚来的外汇在国内更值钱了，收益显著增加后，出口企业的积极性也被极大激发；另外，汇改让我们的外汇制度更透明且市场化，这又进一步吸引了外资大规模涌入。

第三个节点是2001年，核心推动力不言而喻——中国加入WTO。为了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享受国际分工带来的发展红利，中国在入世前，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入世后，又始终在探索如何进一步市场化，比如设立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等。

市场化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充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大解放；另一方面就是得以享受WTO成员国的待遇，国际市场对中国全面开放。入世，也让外资再一次，以更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经济发展，由此进入高歌猛进的黄金年代。

这三个节点是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不断明确企业所有权，不断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这些改革，中国才充分融入了国际社会，享受国际分工的红利。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开始取得一系列骄人的经济成果。从2001年到2011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这个增速世界罕见，拉动了中国经济在00年代迅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意味着国内的消费能力也在逐步提升，所以我们的内需市场也在迅速扩大。

在内需和外贸的带动下，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我们的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同时，在工业化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又持续吸引着劳动力进城，所以，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而又推动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内需是消费，外贸是出口，再加上房地产和基建带动的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齿轮，就这样高速运转起来，创造出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出口导向战略，造就出了令人炫目的“中国现象”，但任何一种发展战略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一劳永逸。没错，新的危机又来了，这次我们遇到的，是全新的挑战，就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单一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无法支撑我们完成民族复兴的登顶之路。

具体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国际环境不允许。《激荡2006》中，我们专门讲过中国制造的贸易摩擦问题，当时我们正遭遇着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几乎在大部分时期，中国都是全世界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被加征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我们突然发现，外需断崖式下跌，订单没有了，沿海大量工厂倒闭；而根据欧美不断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呼吁制造业回流，我们当时判断，国际市场的放缓并不是暂时的，而是将不断萎缩。

的确，2018年之后，美国对我们开始发动贸易战，而且愈演愈烈，加上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许多国家“脱钩”、“断链”，外部环境变得愈发复杂严峻，这时外需下降已成定局，主要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稳定因素很多，已经走不通。

第二是国内成本不允许。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廉的成本优势，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是之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到了10年代之后，这些人大多已经返乡，剩下留在城市的也慢慢面临退休，基本以每年近两千多万的规模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之后的80-90一代，受计划生育影响，出生率又直线降低，所以我们的劳动力供给无法跟上，劳动力成本则逐年上升。

另一个成本是电油煤等能源成本。庞大的制造业规模，需要海量的能源来支撑，中国的电力资源并不丰富，多次发生过电荒；石油就更缺了，1993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后来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能源成本已经不具备优势。

再一个成本是环境治理成本，这是一个潜在成本。低端出口制造业除了带来了高能耗问题之外，还有高污染问题，之前为了经济快速增长，我们默认的是先发展后治理模式，但随着时代进程，环保问题被愈发重视，这一模式也不再被推崇，走向自主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新的战略方向。

第三，是自身运行逻辑不允许。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更适合处于追赶阶段的小型发展中国家，贸易体量不大，出口的产品可以充分被国际市场消化。一开始我们的出口体量也不大，但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工业总产值全球第一，规模庞大的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产品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有一段时期，国际市场就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价，中国卖什么什么跌价的形势，出口优势在不断递减。

国际环境、国内成本、自身运行逻辑，在外因内因的掣肘之下，中国经济又到了不得不战略转型的时候，而这一次选择的战略，我们今天，也正身处其中。

四.扩大内需战略

前面说过，在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过程中，因为经济增长，国内的消费市场也在逐年扩大。事实上，2006年，我国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峰值64%，之后就一路下降，而消费对GDP的贡献则逐年上升，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从外贸拉动，逐渐变成了内需拉动。

而以2013年为分水岭，我们就逐步进入了民族复兴的下一阶段，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转向扩大内需战略，从国际大循环为主，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

这里的扩大内需战略，和之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看起来都是主要针对国内市场，那这两个战略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国外产品，来保护和扶植本国的工业发展，目的，是初步建立起本国的工业体系，这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内循环；而扩大内需战略，强调供需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促进国内消费，但同时也重视投资和出口，鼓励国际合作，目的，是主要通过庞大的国内市场，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种高度开放的内循环。

而我们之所以选择扩大内需战略，除了单一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不可持续外，还因为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是外汇不再紧缺。当年我们出口很大程度是为了创汇，以进口国外的先进设备，但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的问题，早在2006年，我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一度高达近4万亿美元，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过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最终基本都会走向以内需为主导。一个稳定且消费力强大的内需市场，既能大大提高国家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又能拉动经济增长，而我们，恰恰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消费市场，而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又诞生了4亿有较强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这4亿人，超过了美国总人口，是日本总人口的三倍，相当于欧洲的德、法、英、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荷兰总人口之和。这些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我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培育品牌的新的沃土，只要我们畅通内需体系，在未来，会产生巨大的消费潜力，到那时，仅靠高质量的内需市场就能把GDP拉动几个点。

现在的最大难点，也是我们当下正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如何把这个消费潜力激发出来，比如我们正在大力推行的“国补”，新能源补贴、消费电子补贴、装修房子补贴等，都是在刺激潜在的消费需求。

曾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在成本端，推动中国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下迅速崛起；如今，超大规模的潜在消费人群，在消费端，又一次拉动中国经济在扩大内需战略下持续增长，这就是我们转型的底气，也是很多国家都不曾有过的优势，这个优势，来自人民。

当然，前面说了，扩大内需，绝不代表着走向封闭，而是要更加开放，因为在内循环为主后面还有一个词，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所以在这一阶段，我们其实也在同步扩大开放。这里的开放，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简单地建开发区、吸引外资建厂，而是一种更深入、更高维度、全面一体化的开放，因为几十年奋斗，我们不再是当年那个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什么也没有的落后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们的地位、处境、任务都发生了巨变。

一是，我们当年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时，能替代的，都是最基础的轻工业品，到今天“国产替代”依然是热门话题，但替代的产品，已经是高科技产品，比如半导体芯片、工业软件、操作系统、高端装备、新材料等等，这背后站着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京东方、中国商飞等一众企业，我们要开放与合作中，继续尖端科技的攻关，减少“卡脖子”的风险。

二是，我们从当年大力引进外资，已经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今天，我们在东南亚、欧盟、非洲、南美洲、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了大量投资，企业出海也是这几年火热的名词，让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反哺全球，进而发展自身，这也是我们开放的一个方向。

三是，我们从当年沿海地区优先开放，进而造成区域贫富分化，到今天，已经变成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一个多极化、区域充分协同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

四是，我们从当年一个局外人努力适应和融入国际市场，到今天，已经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引领者，甚至是贸易规则的修订者，如何充分利用好全球资源，这也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实现互利共赢。

这就是我们未来开放的方向，也是一个民族攀爬科技树、攀爬产业价值链的过程。斗转星移，河东河西，当年似乎无足轻重的小角色，逐渐长成了庞然巨物，所以我们的开放，也将从被动的入局者，变为主动的组局者，从劳动密集型的合作，变为资本、技术、信息密集型的合作。

今天，我们在许多高科技领域里，仍有进步的空间，这是我们要继续完成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更快地完成，所以，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更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五.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回到这个最后的问题——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增长之路？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看，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今天，我们只能从发展战略这个维度来回答。

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Ⅰ，到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Ⅱ，再到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最后到扩大内需战略，中国在大的路径选择上至少经历了四次，小的探索和试错则难以计数。

在这其中，可能第一个要谈的是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是完全的孤岛，国际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国际形势下的外交关系，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比如，60年代，我们和美苏两大阵营都关系紧张，被动陷入了封闭的内循环，这就造成了经济的萧条；70年代后，我们和西方国家关系缓和，于是有了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条件，同时，又因为当时国际市场的需求极其旺盛，进而造就了经济腾飞；同理，近年来的贸易脱钩也同样影响了我们新的战略选择。这就是时代进程下的机遇与困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我们要适应环境，因为环境不会来适应我们，比如我们看到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因而得到启示，于是选择了出口导向战略，也是适应环境的典范。

第二个关键点，是要素组合。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本质上，就是洞悉外部环境后，对国内外各要素最佳组合的结果。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在选择发展战略时，如果能将国内要素和国外要素，巧妙地、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地结合在一起，往往就能爆发出四两拨千斤、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比如，原来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我们的一个麻烦，但就因为选择了出口导向战略，把“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放对了地方，就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另外，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非常缺乏资金的，但因为我们对外开放，通过政策优惠，吸引进大量的外资，将国内的“劳动力”这个要素和国外的“资本”这个要素巧妙结合，于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同于国际环境，要素组合并非像时代进程一样不可转移，这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当然，这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极大的智慧，需要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第三个关键点，是人的积极性。“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曾讲过：

改革开放，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规范人的积极性。

理论、战略、政策，都是纸上的东西，最终的一切实践，都只能经由人力来完成，人的积极性的有无，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巨大的。

比如农村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力立即大解放，大量的农民涌进沿海城市打工，因为每个人都想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同样，国企开展承包制改革之后，更有诱惑力的利益分配，让生产效率也大大提升；而两者结合之后，乡镇企业很快大爆发，最后居然发展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规模惊人。这种磅礴的力量源自于人性深处本身的欲望，不需要动员，而难点也在于如何找到那个开启的钥匙。

前面三点，本质上其实都是如何洞悉规律，世界运行的规律，人性的规律，从个人的前途，到国家的未来，关键点，都是如何找到它们，然后走在，规律的前面。

最后一点，是精神与信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事物都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可能很复杂，但一定有答案，可还是有一些很难解释的东西，比如有一些人，就是能超越人性层面的趋利避害、求生本能，他们为了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或是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这需要圣人般的道德自觉，伟人的信仰驱动，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解释。

回望这几十年，在华夏的天空之上，在那几次绝境时刻，也总有一个声音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这个声音沉着而有力，透着百折不挠的坚韧，和至死不渝的顽强，这个声音叫：不行！再来！不行！再来！不行！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