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莫迪政府究竟哪出了问题，导致“亲美外交”完全破产？

编者按 

本文深入剖析了莫迪政府近期外交受挫的根源。作者指出，印度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使其自陷困局：不仅未能换来预期利益，反而丧失了与其他大国维系均衡关系的能力，削弱了抵御美方胁迫的自主空间。美国近期对印施加的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已充分暴露了这一结构性脆弱。印度对华战略模糊、在“全球南方”阵营中的日渐疏离进一步加剧其外交孤立。本文所揭示的远不止表面政策失误，更指向印度外交深层弊病——该国垄断资本与西方金融利益高度捆绑，政治精英，不管是新法西斯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均缺乏对历史、国际政治经济规律的科学理解。他们虽在口头上强调“去殖民化”，实则默许甚至夸大“美国霸权不可撼动且有利于国际发展”的预设，不假思索地接受美国的权力话语建构，将印美“战术性契合”错判为“战略性契合”，制造削弱国家战略自主性的社会“共识”。文章最后主张，若要构建以真正战略自主性为根基的替代性政策框架，就必须全面反思，并对新法西斯主义执政集团展开政治清算。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印媒

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政府的政策已陷入自设的困局：过度倾向美国的失衡外交政策，削弱了自身抵御美国胁迫性措施的能力。

近期，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一系列事件的汇合叠加——美国政府单方面对印度商品征收25%关税、因印俄能源与防务合作对印施加惩罚性措施、以金砖成员国身份为由对印采取额外限制措施、制裁伊朗石油网络中的印度实体，以及公开将印度、俄罗斯贬为“死亡经济体”（dead economies）——揭示了在印人党政府治下，印度的国家战略自主性正面临深层危机。

这场危机源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失败根源：其一，由于未能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均衡关系，印度主动将自己置于易受美国霸权操控的境地，这完全是咎由自取；其二，印度表面上大张旗鼓地搞“去殖民化”表演，实则虚伪地默许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要摆脱这种战略混乱，就必须彻底转向真正的战略自主，而这首先需要在政治上与新法西斯主义的执政集团彻底切割。

一、自陷的战略脆弱性

2014年以来，印人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似乎基于两个与事实相悖的预设：首先，他们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不可撼动（即所谓的“单极时刻”），因此，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就是设法与这种霸权达成妥协，并且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实现这种妥协。其次，当“单极时代”真正落幕之后，印度政府的立场似乎又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觉得，相较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印度国家利益更为契合。

印度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由此产生的战略模糊性，已将其外交政策逼入死角。事实上，中国至今仍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大规模绿地投资的潜在来源。这种战略模糊性让美国得以利用印度自酿的弱点，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多次吹嘘，是美国在2025年印巴持续数日的冲突中促成了军队停火，而印度总理对此始终默不作声。

除了对印度输美商品全面征收25%关税（该税率高于对越南、日本商品的税率水平）之外，美国还针对印度实施了一项未明确具体数额的“惩罚性措施”，该措施显然与印度的金砖国家身份，及其从俄罗斯采购能源、防务产品的行为直接挂钩。

美国对参与伊朗石油行业的印度企业与个人实施制裁，充分体现了其长臂管辖的霸凌行径。基于印人党政府此前屈从于美国胁迫、放弃从伊朗与委内瑞拉进口优惠原油的妥协态度，美方进一步升级了对印度国家利益的敌对行动。

然而，印人党政府却未能从俄罗斯的经历中汲取正确教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宗主国资本（metropolitan capital）发起的经济战，俄罗斯展现出了强大韧性。其关键就在于，俄罗斯愿意重新调整与中国等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关系，最终成功挫败了那些宗主国资本集团的图谋。

此外，由于缺乏战略远见，印人党政府采取的多种措施很大程度上疏远了“全球南方”国家。这些措施包括：不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对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联合谴责；对联合国大会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中投弃权票；放缓金砖国家去美元化进程；以及对重启俄印中外交三边机制（RIC）态度勉强。

在印度，无论是秉持世界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新法西斯主义者，都不愿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印度这种咎由自取、易受美国霸权摆布的困境，根源究竟在哪里？至今，印人党政府甚至都没能发出一份分量足够的声明反驳美国的任一胁迫行为，包括特朗普政府此前宣布的关税措施。

新法西斯政权下的印度政策制定者们，竟然以一种令人震惊的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怯懦姿态，在政府智库“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Aayog）的官网上传了一份工作文件。该文件称，“向美国农业企业作出让利符合印度自身利益，因此必须落实。”在遭到强烈批评后，这份文件已从该机构官网上删除。

二、如何制造削弱战略自主性的共识

因此，印度堪称“杰基尔博士”（Dr Jekyll，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与“海德先生”（Mr Hyde，新法西斯主义者）双重人格的绝佳例证————这两类人实则都是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帮凶（注：杰基尔博士、海德先生来自英国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说 《化身博士》，杰基尔博士是一位受人尊敬、道德高尚的医生，海德先生是他内心释放出的另一种阴暗、暴力、无道德感的人格。两者其实是同一人，只是不同的人格化身）。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印度国内各类实体或许会在言辞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但实际上其行为举止终究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在默许并助长对印度战略自主性的削弱。

要理解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与新法西斯主义者的这一“双重行径”，从帝国主义的殖民阶段出发，结合后帝国主义以其他形式延续存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分析，无疑是恰当的切入点。

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大致有三：第一，他们宣称，殖民主义要么本是温和的，要么算不上什么大害；第二，即便殖民主义确实造成了危害，他们也认为在后殖民时代，殖民主义行径已无迹可寻；第三，他们认为1945年以来美国政府的行动即使动机自私，但多半都有效推动了国际发展（这说法让人联想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然而，对于这种所谓良性结果，他们却拿不出任何实际依据。

新法西斯主义者对同一问题的阐释则是这样的：第一，他们会依据当代政治诉求，刻意回溯殖民时代之前某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并宣称该时代在前殖民时期后期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摧毁。在此过程中，他们始终将殖民主义相较于前述“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表面文化影响置于突出位置，却刻意回避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物质层面真实危害。这最终在前殖民时期的“非黄金时代”与殖民时期之间，构建起一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虚假类比。第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时期在物质层面并无延续性，但其宣称延续至今的，是对外国文化的表面屈从——这便要求采取表演性、象征性的去殖民化举措，例如以印地语取代英语；同时，还需“让少数群体回归其‘应有位置’”，来恢复所谓的“黄金时代”。第三，无论美国政策的动机与后果如何，其在表面上始终会与印度展开合作，共同“遏制”中国。

毋庸赘言，上述六点（及其衍生出的更多变体）与历史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两门科学学科几乎毫无关联。这两门学科均发轫于帝国主义的殖民阶段，此后虽历经不断演变，但其演变轨迹却在无意间（或说不可避免地），为构建对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认同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这种“认同制造”同样牵涉到这场“双簧戏”参与者之间的“辩论”——美国当前实施的关税政策，亦是他们讨论的议题之一。而这些“双簧戏”参与者的意识形态构建存在一个共同核心，他们所达成的始终是这样的共识——殖民主义进程并未延续到殖民时期结束后，相较于其他任何选择，美帝国主义霸权都是更优的方案。

然而，后殖民时期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而是帝国主义以其他方式延续——这种延续体现在一系列进程中，以下仅提及其中两点：

其一，宗主国资本寻求在政治经济层面引导“全球南方”国家走上特定轨道，确保这些国家被迫向宗主国资本供应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且供应价格不会损害货币的交换价值。

其二，将与全球生产网络相关、处于技术阶梯中低端的经济活动有选择地迁移到“全球南方”特定区域，特别是中国境内及其周边地区。

此外，声称“印度国家利益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契合”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现任印度政府的掌权者既有新法西斯主义者，也有持世界主义立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入门课程内容的了解素来浅尝辄止、漠不关心。他们要么无法理解、要么不愿理解——大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始终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将某一问题上的战术契合（tactical congruence）误认为战略契合（strategic congruence），只会让相关大国有机会将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削弱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当下美国对印度的胁迫性措施所展现的那样。此外，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结果表明美帝国主义霸权正在衰落，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推进。

三、当务之急：寻求替代性政策框架

印人党政府的政策已使其自身陷入一种困境：过度倾向美国的失衡外交政策削弱了印度抵抗美国胁迫措施的能力。

何以至此？一方面，如前所述，这一结局是印度决策者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做出“非科学评估”的结果。但在更深层次上，这也是印度国内垄断资本（即便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其行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违法）与宗主国资本（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纠缠不清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与新法西斯主义执政集团关系密切的那部分印度垄断资本。

因此，若要建立一个植根于真正战略自主性的替代性政策框架，就必须对新法西斯主义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清算，并批判性审视新法西斯主义者和世界主义新自由主义者的这场“双簧表演”。唯有如此，才能阻止印度的国家利益因美国的胁迫而持续受损。

作者简介：C. 萨拉钱德（C. Saratchand），系德里大学萨蒂亚瓦蒂学院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