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董小姐

文 |  北方朔风

协和董某莹事件的处置结果最近刚刚出来。很多人对这个结果显然是不满意的，认为处置范围太小，属于“罚酒三杯”，需要扩大处理范围。今天来聊聊我们的看法。

假如问题只在于董某莹身上，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应该说没多大问题。五个单位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置，涉及到了董某莹各个环节的问题，包括成绩单的造假，论文的问题，在医院培训阶段的问题，都有对应的责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处理的还算妥当。但是这个事情从舆论发酵的第一天起，讨论的就并不是董某莹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了多个系统。

比如在回应中说协和4+4的两个学生并不是院士的孙女，这个辟谣笔者是愿意相信的，毕竟类似事件中，网友找亲戚找不准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两次了。但是其他参加协和4+4的学生中，有人的论文质量存在问题，论文的简陋程度远超董某莹，这个是可以通过公开信息查询的。对于这样明显的问题没有回应，就不能让公众接受了。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笔者并不认为董某莹的问题是孤立的，即使4+4其他人的问题可能并没有董某莹那么显眼，但说一点问题没有，那糊弄不过去。从目前看，这样的结果只展示了对董小姐问题的处理，但没有进一步展示对系统问题着手解决的意愿和决心。所以就不怪舆论有各种各样的担忧了。

如果问题需要长期才能解决，那么在通报之中应该表现出更多长期处理的规划；如果问题真的是孤立性的，那么需要在通告之中给出证据。不管是哪一点，这次的通告中都是有欠缺的，针对4+4和学术纪律问题的长期处理让人怀疑，而针对其他4+4学生的辟谣也缺乏内容与证据，这样的态度，是说服不了大多数人的。

舆论很多时候没那么理性，但是该做好的工作，是必须要做好的。不想着真正解决问题，只想息事宁人的，不去考虑普通人的想法，是做不好舆论工作的。

同时，当下舆论的复杂与多变性是史无前例的，即使是出发点十分积极的舆论，也极有可能成为现实中解决问题的阻碍。董某莹事件之中，因为很多问题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滑坡到“快刀斩乱麻”的声音并不少，但现实中的复杂性又不允许这样的操作。

当下因为舆论工作的不力，造成类似极化的声音增多，反过来对工作造成的阻碍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了某种主流的声音，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通过舆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现实是，面对当下社会的复杂情况，舆论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并非是声音越大，就越能解决问题，这不是简单的恶势力强大的问题，而是实际的解决方案往往没有那么容易。

就像这次事件，要求4+4论文答辩之后第二年再进行一次查重，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够的，笔者也完全理解，毕竟查重出现严重问题的只是少数，而很多哪怕是显而易见的问题，都不能靠查重搞清楚。

大多数人希望的，大概是进行全面的论文核查。但问题是这要怎么做呢？在几次风波之后，国家教育机构开展过对旧论文的抽查行动。之所以是抽查，就是因为按照流程，审阅一篇论文是需要好几个专家人工进行，我们都希望倒查十年乃至更久，但是这需要的人力物力很夸张。技术让查重变成高度自动化的工作，但全面的论文核查离不开人，这就存在巨大的操作空间。

而且更严格来说，论文中涉及的实验结果造假也是常见的学术问题，是否需要再做一遍实验来验证呢？正常审阅论文的流程自然是没有这一套的，否则需要的人力物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学术界内部存在这样的信任机制，也就是在论文格式逻辑没有明显的问题下，默认对面实验结果是基本真实的。（我们在之前文章《论文倒查十年，很有必要》中讨论了这方面问题）

但一来，当下社会对于学术界的信任出现了明显动摇，学术界的内部认可很多时候已经不足以说服社会舆论。二来嘛，这套机制本来就不怎么靠谱。

像Center for Open Science和Science Exchange这两个知名的学术交流平台，在2014年进行了一项活动，他们选取了2010到2012年间一些高影响的肿瘤生物学论文，从中选取了50个实验进行复现，其中只有47%的实验复现结果和论文之中一致。

注意，这可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论文，而是有较高影响力的优质论文，这个数据无论如何也没法让人当做无事发生。而人类的生命科学领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跌跌撞撞地继续发展。

所以，处置董某莹的个人问题容易快速给出结果，但是处理与4+4背后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绝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需要以五到十年为规划周期。而当下的社会舆论在一个问题的热点，往往也就几周的热情，几周之后或许还会有人继续说这件事情，但是对这件事情的新进展，却基本上不会关注。

舆论很重要，但是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超越舆论热度周期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思考。

具体到董某莹事件上，人民群众表面上关注的是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最起码可以拆解成为三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减少学阀与学术系统的内部利益输送，如何让患者保持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如何看待留学生归国问题。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当下才诞生的，都有极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关于学阀问题，舆论场上的观点自然是觉得学阀都该打倒。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就像在说人类社会能彻底扔掉科层制和官僚体系一样，总是现实很骨感。比如一些左翼朋友觉得文革十年的政策可以避免学阀的出现。这出发点也是好的，但笔者必须要说的是，前三十年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是这种想法显然把今天科学系统的复杂程度看得太低了。

更何况，非要说那十年对科学研究没有负面影响，有点太过浪漫主义了。说难听点，没有当年那些社会运动，如今的很多学阀还没有机会上位呢。斯大林大清洗把图波列夫送进监狱，还不是继续让他在监狱里边设计飞机。现实中的复杂问题，最忌讳的就是“一X就灵”、“只要如果如果，一切就解决了”。这点对于不同意识形态都是一致的，情绪化的许诺解决不了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

正像是其他领域的腐败与利益输送问题一样，学阀问题成因也和腐败十分类似。在之前的快速发展阶段，很多地方为了争取投资与发展，会选择一些不怎么合规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最终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科研的情况也是类似，在学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团队必然会争取更多的资源，而更能争取资源的团队，往往也就是更能做出成果的团队。毕竟现代科研不是靠着个人天才单打独斗就可以解决，而这个过程，就很容易导致学阀的出现。

按照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与规定，需要民意有强力的监督机制，需要顶层发动运动式治理，需要纪委介入执行。其实当下已经有了不少类似的规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规定能否覆盖到学术圈子内部？事实是，如果不用外部行政力量破局，不用官僚系统去压制学术系统，那么学术圈子的独立王国就自查不出什么真正的问题。

实际上无论是这次董某莹的事件，还是类似的学术界内部问题，舆论场一直都不乏呼吁外部行政力量大规模介入的呼声。然而读者们应该还记得前些年颇为流行的“教授治校”，以及舆论中日常被批判的所谓“外行领导内行”吧？这些也都是舆论，都在一段时间内代表了所谓的“民意”。

民意的出发点总是好的，但也经常相互打架，哪种一条道跑到黑的观点都很难真正解决问题。

我国学术系统长期处在独立王国的状态，这有好处也有坏处，行政力量的干预究竟怎么样不被架空，又怎么样不太影响科研效率，没有前人给出的标准答案，也没有什么国际先进经验，我们只能不断改革。

比如说部分领域的岗位需要定期调换，这是预防腐败的必要措施。但是在高校与学术系统这种，很多位置的调动就很复杂，不调动会导致学阀问题，而经常调动就会影响效率。

毕竟虽然学术系统的独立性很多时候是个伪概念，但是终究，专业化的问题还是需要专业解决的，这注定了反学阀与学术反腐和反官僚腐败的经验不能完全互通。

但不管怎么说，牺牲一点科研的效率，换来对学术系统的监管，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来是减少浪费，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下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科研效率太低，而在于社会对于学术系统的信任正在被快速透支。

相信老读者们应该经常看到我们说这个事情。这的确是个要命的问题，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而学术系统由于自身的相对封闭，和所处位置带来的傲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并不多。问题再积累下去，一旦爆发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所以确实需要行政力量，需要长期的制度性建设来改变这一点。

再来说医患信任问题。董某莹事件爆发之后，社会舆论讨论的重点就在于哪些医生是好医生，如何避免找4+4的医生看病。大家都是希望有更多的好医生的，但好医生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微妙。理论上来说，一个经受过系统医学训练的人，在经历过足够多临床实践之后，都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和论文水平关系不大。反而某些科研优秀的医生，临床水平着实不怎么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科研投入多了，那就没多少能放在临床上了。

董某莹无法成为一名好医生的最大因素，不是因为她的论文烂，而是她的各种行为证明她的精力不在临床上面，不愿意接受临床考验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医生的。

所谓的好医生是锻炼出来的。国内老一辈的医学前辈，他们接受的医学教育以今日的标准来看，可一点都不系统，但是奈何他们接受的临床挑战多，最终成为了优秀的医生。但以患者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人是不希望作为练手目标的，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当代医学的复杂性使得患者容易不信任医生，而医生在面对复杂的医患纠纷的时候，又很容易被医院抛弃，成为另外一种弱势群体。

规培制度的矛盾之一同样于此。这些培训压力很大，但是能否让青年医生学到该学的东西，就非常看运气。而就算学到了，能否有机会发挥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同时，这样的培训阶段十分漫长，如果没有物质待遇作为基础，也难以维持下去。但是规培的待遇，普遍来说都不怎么样，医院系统都是喜欢把青年医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来使用。

所以同学术反腐一样，不管是患者对于青年医生的不信任，还是医院对规培生的使用倾向，也都不太可能靠内部力量来实现改变，还是需要外部力量助推来实现，需要复杂的综合制度建设。

看看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我们既要提升青年医生待遇，又要杜绝医疗腐败，又要抵制私有化市场化，防止医生群体成为西方那种剥削者，又要让普通群众能享受到越来越价廉质高的医疗服务。想解决这么多互相冲突的既要又要，能是靠简单的“一X就灵"就可以实现的吗？

最后是关于留学生的问题，如果简单来看，这本该是个我国教育系统承认哪些国外学校资格的事情，这倒是个能靠几条规章制度解决的问题。但是复杂的地方在于，留学实际上涉及了我国过去一个阶段发展带来的问题，一部分家庭想要通过留学，来实现自己财富乃至于社会地位的继承甚至是攀升。而在国际局势剧变的今天，选择返回国内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我们究竟该怎么对待他们，这是个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时代问题。

比较普遍的答案是，有能力的就接受，没能力的就随他去吧。这个答案没有错，但是实际情况同样复杂。假如某个有能力的留学生利用了4+4的机制快速进入临床，随后做出了成果，然后成功继承了他上一辈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好事吗？这恐怕很难回答吧。而就笔者的了解来说，某些出国留学的医二代的水平也确实不低，这条路走通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毕竟你不能指望谁都像董小姐一样。

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对待留学生的态度扯到中外关系和排外思维上。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另一部分涉及到我们该怎么看待先富起来的那些人。首先，我们绝对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其次我们要承认，长期以来，出去的人中有一小撮人对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全盘承认的，然后这些人中有很多人的影响力与财富和社会地位又成正比，这也导致了如今舆论场的很多乱象。如果这些思想不被清算，那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

面对这些复杂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热点以秒级不断变幻，快速吸引，转移和消耗我们的注意力；同时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我们以长期复杂机制来解决问题。这两者显然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是当今世界的先发地区们都在陷入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当然要保持舆论的声量，提升民意监督的力量。但同时，也要让监督真正长效的落实在那些需要长期推动的建设和改革上，而不是让一时的情绪价值成为监督的目的。就像对董小姐事件，在此之后，我们要长期关注行政力量如何推动打破学术圈独立王国，又要关注行政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避免膨胀失衡。而不是骂几句，喊几句口号之后就去投入下一个热点中。

所以首先，不要忘了董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