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前委——南线大决战战场最高指挥中心

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战役攻击令两天后，陇海路沿线的国民党军按照顾祝同在徐州召开的作战会议决定（蒋介石11月6日签发），开始紧急向徐州附近收缩集结。

8日，位于台儿庄、贾汪一线的国民党三绥区1个军部和3个半师共2万余人在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领导下举行战场起义，为正南下捕击黄百韬兵团的华东野战军主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至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包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3公里，东西6公里的地域内；至13日，又将窑湾、大王集将该兵团之第六十三军、第一〇七军歼灭。

淮海战役第一个重要战机，被人民解放军抓住了！

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也发起了汴徐-徐蚌线作战。

需要说明的是，华东野战军南下陇海线捕黄百韬兵团与中原野战军东出汴徐-徐蚌线的作战，是一个战局一个战场中的两个方向，原本就具有一体和整体的性质，都是围绕着九月会议决定的南线作战重心——中原战场展开的，其目的也是要通过两大野战军的机动作战，逐渐分割、蚕食和各个击破猬集此间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创造和准备在此间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条件和战机。

与九月会议的预计一样，济南战役后形势更加明朗：未来的战略决战，将在中原展开。

而待确定的因素是——也仅仅是：决战的条件与时机！

中原野战军的汴徐-徐蚌线作战，与华东野战军的陇海路作战，实际上策划于同一时期，也是中央军委的一个通盘计划。策划之初的目的，是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目标——这个目标与粟裕等提出的淮海战役第一个计划已有很大不同。

在战役发起前与战区各方领导人的探讨中，又进而提升了战役目标：求歼刘峙集团的三分之一左右——18个师[]。在战役发起后，根据国民党军从陇海沿线收缩兵力向徐蚌线集中的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对原来的战役目标再次进行了提升：如果能切实抓住黄百韬兵团，那就要“力争歼灭黄百韬十个师（包括四十四军），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冯冶安四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六个师（包括起义者在内）”，“共计二十一至二十二个师”。果能如此，那就要考虑再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这个重要提升，实际上更进一步靠近了“大决战”！中原野战军的徐蚌线作战与华东野战军陇海路作战，已然成为同一战局同一战场紧密联系的两个方向。

位于徐西地区中原野战军主力（包括受中原野战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两广纵队）东出徐蚌线，就是“孤立徐州”的一个决定性砝码！非此，无以谈“孤立”；舍此，无以言“决战”！

战争是活的力量活的较量，在两大主力酝酿和策划两个方向作战期间，乃至作战发起之际，国民党军方面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陇海路国民党军紧急向徐州附近收缩，郑州、开封、洛阳乃至商丘，均已弃守。

除第二兵团邱清泉部和第十三兵李弥部分置徐州两侧的位置和态势无重大变化之外，四绥区刘汝明部已撤往蚌埠，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则从商丘经永城、蒙城前往宿县，且继续向徐州收缩；华中集团第十二兵团黄维部也从河南的确山、驻马店出发，开始东进援徐。

11月9日，刘伯承赶到徐蚌线以西的拓城，与陈毅、邓小平会合。

10日12时，中央军委致电华东野战军首长：“十纵应直下双沟、灵壁之线，堵敌退路，尔后即以苏北为后方，对徐敌置之不理。七纵、十三纵歼灭二十五军后亦应直下双沟、灵壁之线，寻敌歼击以期全歼黄百稻。刘、陈、邓率三个纵队本日夜攻宿县孙元良，控制津浦路”[]。

一个小时后的10日13时，刘陈邓致电中央军委，发出了战役开始以来的第一份联署电：“邱（清泉）兵团主力昨灰夜似开始东撤，我明真夜以三个旅进至徐宿线破路，三、四、九纵主力位于铁路或[西]则山地相机打敌。估计我军进到徐宿后敌必由徐州、宿县两点南北向我进攻，我已令孙丁马[]，紧尾邱敌东进，其主力应置于徐州西南，以便适时配合作战”，“黄（百韬）兵团现已大部西撤，华野主力似应由东北向西南插至徐宿线以东。是否有当，请核奉。”[]

16时，刘陈邓再电中央军委及华东野战军首长：“我们现在永城以北，遵命于明真夜南进宿县。另以一个旅明真夜赶至夹沟破路”F[]；11日4时，中央军委复电刘陈邓：“你们真夜向宿县前进甚好”，“你们真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统帅部，刘陈邓，不谋而合，一拍即合！着眼点，都是全场战局！

刘陈邓在进入徐蚌战局全场指挥角色后，一边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汴徐线-徐蚌线的作战，一边密切关注着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同时也紧盯着南线蚌埠之敌和已经西来援徐的黄维兵团，打量着对全盘战局更有利的打击对象。

在战役发起前的最初策划中，中原野战军从攻击郑州乃至徐西作战的目的，是吸引和牵制徐州集团位于徐西的各重兵集团：徐西砀山一带的第二兵团邱清泉部、商丘一带的四绥区刘汝明部、正从商丘向宿县转移途中的第十六兵团孙元良部，以及位于蚌埠、固镇一线的第六兵团李延年部。

首要任务是吸引和牵制陇海路上刘汝明、孙元良、邱清泉部，使其在华东野战军南下歼击黄百韬兵团时，难以东援；然后是切断徐蚌线，使蚌埠之敌难以通过徐蚌线北援徐州。

那个时候，远在豫西的黄维兵团动向尚不明，其东援将用于何处也不明[196F[]，所以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还只能对其暂时取监视态势。而陈毅、邓小平准备的徐蚌线作战计划，就要考虑如何能同时摁住这几个不同方向上，且都有可能影响华东野战军歼击黄百韬兵团作战的敌重兵集团。

为此，他们也先后提出过歼灭刘汝明、孙元良的计划。

同时期，他们还考虑了黄维兵团之动向及如何面对的问题：“黄维集阜、太后有三种可能，一是暂停观变，然后决定行动；二是是有出亳州、涡阳向永城，或出涡阳、蒙城向宿县；三是东开蚌埠掩护南京”，“如黄维暂在阜、太等八[十五]军，我则监视之。如黄维移蚌埠，我则仅以一部扭敌．二、六等纵主力移至蒙城地区待机”。[]

刘陈邓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全战局，而不仅仅是一个方向的作战。

——他们的关注点，也一直是全战局！

蒋介石也来协力，黄百韬只能掉坑儿

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在不同方向的作战发起后，国民党军方面的情况也继续在发生变化，决心游疑难定和内部纷争，国民党军向徐蚌线收缩兵力的决心和意图五心不定，乱象丛生。

徐州“剿总”刘峙判断：“四方共匪汇徐州”意在夺取徐州，深恐“徐州陷落”的他决定将兵力收缩于徐州附近以图应对，其措置为：

㈠令李弥兵团改向徐州东北大湖、荆山铺、茅村车站地区集结；令黄百韬兵团集结于徐州东南徐山村、潘塘、六铺圩地区。以上两兵团“各以有力一部占领阵地，阻断匪军，以主力集结适当位置，机动击破来犯之匪”。

㈡令邱清泉兵团仍位于徐州以西黄口地区，对付华东野战军从鲁西南向徐州前进的6个纵队（注：实为两个纵队）。

㈢令孙元良兵团主力（两个军）由蒙城地区“即兼程向宿县、符离集间地区集结”，务于10日前到达待命。第四绥靖区刘汝明“即以主力守备怀远、一部在定远、凤阳地区布防，并担任淮南路蚌埠、水家湖段护路”。孙元良兵团之第九十九军留守蚌埠。“剿总”直辖的第九十六军集结临淮关担任守备。

㈣第七十二军“应即加强徐州守备”。F[]

11月10日晨，蒋介石得悉华东野战军主力大举南下，黄百韬兵团处境危殆以及徐州“剿总”所作出的措置后，当下表示异议，“决令窑湾陈章六十三军与黄百韬兵团在原地防守，并令邱清泉兵团向东转进，先击破运河西岸陈毅匪部之主力”。据时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蒋介石还以“戍灰防揮督電”对徐州“剿总”下达了指示：

㈠本应内线作战之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匪而夹击之。为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击由西东窜之共军第三、八、十三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

㈡黄百韬兵团之第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㈢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作战。

㈣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㈤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对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㈥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注：宿县以北）阻击共军之第三、八、十三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㈦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铁路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

然而刘峙毕竟身其境，面对猝然临头的压力心中揣揣，遂于当日22时向最高统帅电陈利害：“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及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中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而蒋介石在次日午时的复电中却对此议严厉驳回：“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戍灰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

——蒋介石割舍不这么大一块家当！

要说蒋介石的确是瞎指挥帮倒忙，黄百韬已成瓮中之鳖，南下的华东野战军对其已取包围态势，这个时候还想让他与邱清泉东西对进，那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勉为其难的事情！虽然这个举措中的邱清泉兵团从徐西调往徐东，也使正发起徐蚌线作战的中原野战军难以再对其实施直接牵制，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是灾难性也是很难逆转的：正在徐西陇海段进击且欲粘住邱清泉的华野三、广两纵和中野四纵，用不着在这条线上再使劲儿了。F[]因刘汝明已转运蚌埠打不着了，孙元良却正从宿县北进中，于是正进击徐蚌线的中原野战军主力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简单：直扑宿县，逮住孙元良，“斩断敌人中枢”！

虽然打仗向来滑头的孙元良如同以往一样溜得快，根本没去搭理刘峙那个“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注：宿县以北）阻击共军之第三、八、十三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而是很快就缩进徐州附近，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紧赶慢赶，到了没有逮住他的大头——11月13日14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及华东野战军首长等：“昨（十二）夜最后查明孙元良昨（十二）日辰时前主力已通过夹沟，刻正在三堡、徐州间，其一二四师及四十一军军直乘我主力尚来赶到时，分散多路向东北溃逃，仅歼四十一军军直，缴汽车七十余辆，山炮十余门，弹药颇多。我四纵正追歼中，我已控制闵贤、夹沟至宿县地区。”[]

没逮住孙元良的大头，但宿县却在11月15日一夜之间轻松易手。

宿县本是徐蚌线上的战略要点，这个时候却没有多少守军——只有一个师的正规军和交警十六总队、三总队各一部。11月初四绥区刘汝明部车运蚌埠途经徐州时，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曾面告刘汝明，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下一个师占领和守备宿县，将原担任守备任务的第二十五军第一四八师替换下来归还黄百韬兵团的建制。刘汝明当面满口答应，实际上却阳奉阴违， 上了火车就奔蚌埠而去，途经宿县时也根本没留下一兵一卒——撤到蚌埠后面对徐州“剿总”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还振振有辞：“他们老是想宰割我这点部队，如果要派一个师出击，我这个兵团还什么作战力量？真是岂有此理。”F[]

刘汝明这个“杂牌”不管，孙元良这个“嫡系”也懒得管。宿县差不多就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一个弃儿：迄至城破之时，守军只有原属黄百韬兵团的第二十五军陈士章部的第一四八师和交警第十六、第三总队一部1.2万余人。受领攻占宿县任务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13日拂晓抵近城郊完成包围，15日17时发起总攻，16日凌晨3时就解决了战斗。而原拟诱歼蚌埠出援的刘汝明部的中央军委恰好于此时电示刘陈邓：“如宿县尚未攻克，似宜推迟一二天攻击。”[]

结果中央军委话音还未落地，宿县就已入刘陈邓囊中。

虽然没能诱歼刘汝明，但宿县“沦入共匪之手”的效果，对国民党军来说更要命，更具震撼效果！徐蚌战场的“中枢”被打断，对于顺利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的意图，“徐州被孤立”也就成了“共匪”们能够摆在桌面上来说道的既定事实！

至此，人民解放军将淮海战役演变成南线战略大决战的条件和时机，得以成熟。

恰当其时的信托——总前委成立

1948年11月16日18时，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裕、陈士榘、张震，告谭震林、王建安，韦国清、吉洛，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等：

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因为当时总前委五个成员分作两处，不在一起，所以军委特意明令：“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这个决定恰当其时！

此前的10月底，虽然两大野战军在同一战场的战役协同已经达成共识，军委也指定了陈邓负责淮海战役的全局指挥，但那时南线决战的态势还未最终形成，头一个重头黄百韬兵团是否能抓住也还在未定之数，应紧随其后的重头“切断徐蚌线”，也还有待于敌情我情等相关条件的变化来决定的未定之局。11月9日，军委根据战役发起后的敌情我情变化，正式确立了淮海战役的总方针——决战方针：“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但这个“争取”的条件和时机却仍然处于“正在进行时”，是不是能完全实现，尚取决于两个重要战役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南下陇海路的华东野战军能不能逮住黄百韬，东出徐蚌线的中原野战军能不能斩断徐蚌线。

而到了11月16日这一天，这一切条件终于变得明朗：徐蚌线这个“中枢”被打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被人民解放军两大主力野战军隔断为三截：碾庄的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被孤立；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被隔断；三个重兵集团都处于可能会被各个击破之危殆态势。虽然华中集团援徐之黄维兵团刚进至阜阳，将用于徐蚌战场何处也不明朗，但刘陈邓已经有了这位不速之客到达之后可能的去向所准备的的各种应对预案——其中之一就是把这位远道送来的大菜，也一起摆上“大决战”的餐桌。

决战条件具备了，决战时机也成熟了，统一确立战场全局指挥机关，也就成为了必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㈣》写道：

随着中原野战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加入淮海作战，淮海战局迅速发展。这时，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野战军连同地方军总兵力约60万人，其战役规模、战区范围也越打越大，后勤支前任务浩大繁重，必须统筹兼顾集中指挥。为此，中央军委、毛泽东11月16日18时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及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筹淮海战役前线一切。[]

这是淮海战区的最高指挥中心，可以统筹指挥和调度三个战略区的军力人力物力财力！

这次南线大决战，集中了两大野战军主力，华北、华东、中原三大战略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就必须有一个能够足够压秤的指挥中心！早在6月间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已经明确：这就是已经完成了南线布局中的指挥中心，可以指挥一切进入这个区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次成立总前委，就是明确指定了战场的决策指挥中心和最后责任人——他们被赋予了全权与全责：临机处置一切！

——无论打好或是打坏，他们都要承担全责。

应该说，这个指挥中心，的的确确是足够压秤的！也是能够担待起这个责任的。既或是在军委这个明确指定之前，他们在最高统帅部的指导下在有关部队领导人的协谋下，就已经进入了角色，从战役发起后的全局视角进行了筹划，而且已经就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作出了相关的应对预案。

总前委这类统筹指挥机构，在后来的平津决战中也建立过——那次是华北野战部队与东北野战军协同作战。而此前的辽沈决战中之所以没有成立“总前委”这样的指挥中心，那是因为辽沈决战是东北野战军独立实施和完成的，东北野战军前委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无需另设指挥中心。

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写道：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成立，不仅在淮海战役中，而且在随后举行的渡江战役中，对于确保两大野战军的统一行动，调度和有关解放区的支前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

成立党的总前委这一重大措施，不仅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指示能及时迅速地贯彻执行，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战区一切力量，保证战役的各项需要，对于保障大规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F[]

这是对总前委职责及作用恰如其份的的定位。

“共军”特色——总前委的地位和作用无可置疑

那么，淮海战役的总前委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了么？

回答是肯定的！他们不仅担负起了这个责任，而且把这个责任延续到了渡江战役乃至渡江战役后的“京沪杭战役”。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他们不仅从全局统筹了对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配合作战——包括指挥中野主力举行的徐蚌线作战，尾击和阻滞黄维兵团的作战，以及豫皖苏军区对徐蚌线的破击作战，而且还就第二阶段的作战对象、目标进行了预判和熟筹——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在战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除了切实组织了中野主力在华野一部和特种兵纵队配合下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以及歼灭黄维兵团后阻击延年兵团北犯外，还统筹了三大战略区域对淮海战役的支援力量，并且直接组织恢复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运输和运力，确保华北地区支前的装备和粮草的前运……，等等。

由于总前委五个成员分在两处，中央军委又指定了总前委三个常委主持全部工作且授予了临机处置一切的全权。所以总前委作为一个短小精干的指挥中心，没有叠床加屋成立专设的附属机关或机构，而是直接通过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电台与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首长以及中原野战军各部沟通联系，作出指示和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简捷实效的指挥方式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常见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战争指挥者都曾经使用过这种简便使用的指挥方式。

有人以淮海战役总前委没有发出过一份总前委署名的指挥文电，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第二阶段作战结束才举行的——也是战役开始以来总前委全体成员的第一次晤面和会合，所以认为总前委在淮海战役期间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工作，也并没有担负起指挥责任。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就战役指挥而言，是不是担负了指挥责任，首先要看这个（些）指挥者是不是有上级指挥机关的明令授权或确权——就淮海战役而言，就是淮海战役战场全局指挥员（部）是不是有中央军委对战役全局指挥责任的明令授权或确权，而对于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三再明确过的！

其次，如果没有上级指挥机关的明令授权和确权，那就要看他们是不是实际上担负起了战场全局的指挥责任！而对于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来说，答案也是肯定的：无论是徐蚌线作战，还是战役关键环节第二阶段作战对象和目标的选择和确认上，总前委常委的全场指挥协调作用，都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刘陈邓最重要的职务是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和常委，在战役中则是被中央军委明令授权和确权的总前委常委，而不仅仅是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陈邓与粟裕，不是平行的两大野战军指挥员的关系，而是上级与下级的隶属关系。刘陈邓与粟裕之间电报往来的商榷征询语气，与最高统帅毛泽东与各战区领导人之间往来电报的商榷征询语气，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只能说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和将帅协谋的态度，说明不了别的。而在这个时期，粟裕有过多份“请示”、“当否请示”、“均即请示”乃至“请刘陈邓指示”、“我们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我们当遵命……”、“遵刘陈邓部署”的电报，刘陈邓对粟裕也有过指派任务的“请部署……”、“望布置……”“如何执行请复”的电报——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他们相互间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在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酝酿探讨中，刘陈邓的“临机处置一切”之权，再一次被明确！[]

同时也说明了总前委的作用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实际上，从毛泽东本人到各战区将帅之间，在讨论策划作战问题时，很少有语气强硬生硬的断然命令方式，大都是商榷征询式语气。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一般都多给对方留足充分思考斟酌的余地，这是毛泽东本人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指挥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他麾下的将帅们。

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或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特色。

据说，建国后到中国来工作的苏军顾问们就特别不理解这种特色：

许多苏联顾问不知道中国军队的传统和实际情况。在作战问题上，尤其是后来的抗美援朝，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来过问一下，我们把情况告诉他，他就要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我们就不是这种作风，即使毛泽东同志那里有什么指示，有什么命令，也不是死巴巴地，总是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样。可是苏联顾问不同。有些指示、命令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拿来以后，苏联顾问就说：“这象命令吗？”感到很奇怪，不理解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对下面的事情从来不规定得很死，作战呀，部署呀，战役战术上的组织，等等都是如此。因为他要给下边以机动，充分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作风。他经常给我们讲，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所以一般底下来的东西，他都没有多大的修改。[]

而人民解放军，就是在这样的统帅，在这样的指挥方式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