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莱”到麦：青藏高原—河西走廊证据对西亚单中心小麦起源说的再审视

引子：一个字的旅行

藏语把青稞叫作 “莱”（Nas 艿）。奇妙的是，沿着高原古道一路向西，蒙古高原、天山南北、哈萨克草原、乃至北欧平原，人们也把黑麦、乃至小麦唤作 “莱”（Rye）。一个读音、一条道路，把西藏河谷与波罗的海连在了一起。于是民间有了一句大胆的推断：也许小麦的老家并不在两河，而在中国。

民间说法是否经得起科学检验？下面用三条 “证据链” 把故事讲清楚。

一、基因家谱：12 株野草写不出全球家谱

西方主流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学界主导。1997 年《Science》刊登 Salamini - Heun 等人研究，宣称一粒小麦的祖先只在土耳其卡拉贾达山（Karacadağ）。这一观点在当时被广泛引用，似乎为小麦起源于西亚提供了基因层面的坚实证据。

然而，深入探究会发现其中存在诸多漏洞。首先，样本选取存在严重局限性，研究中的样本只有 12 个野生群体，如此小的样本量难以代表全球范围内小麦野生祖先的多样性，更为关键的是，样本完全没覆盖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拥有独特而复杂的生态环境，在物种起源与演化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遗漏这一区域，无疑使研究结果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其次，英国学者 Allaby & Brown（2003, Mol. Biol. Evol.）通过电脑模拟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只要花粉偶尔飘来飘去，即使多起源也会画出 “单一起源” 的假家谱。在自然界中，花粉传播受多种因素影响，风、昆虫等媒介都可能导致花粉在不同群体间转移，这种随机的基因交流可能会混淆物种真实的起源信息，使得基于基因分析构建的进化树出现偏差。

随着研究的深入，东方学者的补证为我们呈现了更为全面的基因图谱。2019 年，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在西藏阿里海拔 4200m 采到野生二粒小麦，通过 GBS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析显示，其与驯化型遗传距离仅 0.3%，落在 “同一变异云” 内（Zhang et al., 2020, PNAS）。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它表明在青藏高原地区存在着与驯化小麦遗传关系极为紧密的野生小麦群体，意味着该地区极有可能参与了小麦的驯化过程，基因池并非如西方主流观点所认为的那样 “单点起源” 于西亚，而是呈现出 “多点开花” 的态势，各地区的野生小麦群体都可能对现代小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

二、测年故事：1.1 万年的麦粒其实 “躺错了楼层”

西方主流观点曾依据叙利亚 Abu Hureyra 遗址的发现来确定小麦的起源时间。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报告中，该遗址的麦粒经碳十四测定为 11,000 BP（Moore et al., 2000, Yale Univ. Press），这一数据使得许多学者坚信西亚是小麦最早被驯化的地区。

但后续研究逐渐揭示出该测年结果的不可靠性。一方面，测年材料存在问题，当时采用的是整块木炭，而非单粒麦进行测年。木炭可能来自不同时期的混合，无法精准对应麦粒的年代；另一方面，遗址地层被啮齿动物打洞，导致上下混层，这极大地干扰了地层原本的年代序列，使得出土麦粒的层位信息混乱，难以确定其真实的年代归属。基于这些问题，2016 年重新做 AMS 单粒测年，最早可靠数据只剩 9,200 BP（Flohr et al., Radiocarbon 58: 777 - 789），这表明之前认为的小麦起源时间被大幅提前，需要重新审视。

与此同时，东方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小麦起源时间提供了新的线索。在河西走廊东灰山遗址，2023 年通过单粒 AMS 测年技术，将六棱大麦的时间推到 8,500 BP（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报）。在青藏高原措勤湖芯中，也检测到 9,400 BP 出现驯化型小麦淀粉粒（Chen et al., 2021, Quat. Sci. Rev.）。这些发现表明，在东方地区，小麦相关的驯化活动出现时间与西方修正后的可靠时间几乎同时，并不存在以往所宣称的 “西亚早一千年” 的情况，说明小麦的起源与驯化在东西两端可能是同步或相近时间发生的，并非单一地起源于西亚并逐渐传播开来 。

三、驯化标志：麦穗轴不脆≠铁证

西方主流观点长期把 “非脆轴（non - brittle rachis）” 当成驯化完成的硬指标（Hillman & Davies, 1990），认为当麦穗轴变得不脆，便于人类收获保存时，小麦就完成了从野生到驯化的转变，这一观点在考古学和农业起源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但这一判断标准并非无懈可击。从形态学角度来看，野生 / 驯化断口形态存在 15–20% 的重叠，这意味着仅凭肉眼观察麦穗轴断口形态来区分野生与驯化小麦，误判率较高（Nesbitt, 2002, J. Archaeol. Sci.）。不同环境下生长的小麦，其麦穗轴的形态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气候、土壤养分等，使得野生与驯化小麦在麦穗轴形态上的界限变得模糊。此外，从统计学角度分析，约旦 Netiv Hagdud 早期样本量仅 30 段轴，基于如此小的样本量得出的结论，在统计学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当样本量放大到 300 段后，原本被认为驯化小麦的比例从 10% 掉到 2%，这充分说明之前基于小样本得出的关于小麦驯化状态的结论极不稳定，统计学上不成立。

与之相对，东方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小麦驯化提供了新视角。新疆小河墓地 3800 BP 面包小麦基因组检测到青藏高原野大麦的渗入片段（Li et al., 2022, Nature Plants），这一发现揭示了高原基因库早已参与到小麦的驯化过程中。不同地区野生麦类基因的交流与融合，暗示着小麦的驯化是一个更为复杂、多元的过程，并非简单地依据西方所强调的单一驯化标志就能判定，而是涉及多个地区基因资源的相互作用与整合 。

四、把三条腿锯短后，中国小麦的时间轴

9500 BP 青藏高原出现驯化型淀粉粒。这一发现来自对青藏高原措勤湖芯的研究，通过对湖芯沉积物中淀粉粒的分析，识别出了具有驯化特征的小麦淀粉粒，表明在这一时期，青藏高原地区已经存在小麦的驯化活动，或许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对野生小麦进行选择与培育，使其逐渐适应人类的需求。

8500 BP 河西走廊六棱大麦（AMS 单粒）。在河西走廊东灰山遗址，利用先进的 AMS 单粒测年技术，确定了六棱大麦的年代。这一发现不仅为该地区早期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也暗示着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作为重要的交通与文化交流通道，已经参与到麦类作物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可能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农业技术与作物品种的交流。

7500 BP 中原裴李岗文化碳化小麦（河南舞阳贾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碳化小麦。裴李岗文化是中原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发现表明早在 7500 BP，小麦已经传播到中原地区，并且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一定地位。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可能已经开始尝试种植小麦，并逐渐掌握了与之相关的种植技术。

6000 BP 山东北辛文化出土小麦穗轴，脆轴率 < 5%。山东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小麦穗轴显示出较低的脆轴率，这一特征暗示着该时期小麦的驯化程度已经较高。北辛文化是山东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小麦在这一地区的出现与驯化发展，反映了小麦在不同区域的传播与适应性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小麦逐渐朝着更适合人类种植与收获的方向演化。

4000 BP 新疆小河墓地面包小麦，带高原基因渗入。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面包小麦基因组分析结果显示，其携带了来自青藏高原野大麦的基因渗入片段。这一发现揭示了不同地区小麦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现象，表明在 4000 BP 时，新疆地区的小麦已经与青藏高原的野生麦类发生了基因层面的融合，这种基因交流可能促进了小麦品种的多样化与适应性增强，进一步丰富了小麦的遗传资源 。

结语：一个读音、一条丝路、一部新的全球史

“莱” 这个读音从藏北草原一路走到北欧平原，今天仍在英语里叫 Rye。语言学家说这是巧合，遗传学家却提醒我们：巧合背后可能是一条 9000 年前就存在的 “高原 — 草原 — 森林” 种子通道。

当西亚 “三条腿” 的证据被逐一锯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中心起源，而是一张以中国西部为重要节点的 “世界麦田网”。在这张网络中，不同地区的小麦群体相互交流、融合，共同塑造了现代小麦的多样性。从青藏高原的野生小麦基因，到中原地区早期种植的碳化小麦；从河西走廊麦类作物的测年证据，到新疆地区小麦基因的多元融合，中国在小麦起源与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绝非是简单的外来作物接受者，而是深度参与者与贡献者。未来，随着更多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涌现，这一跨越万年的小麦叙事必将更加完整、精彩，为我们揭示人类农业文明发展的壮丽篇章 。（微信公众号【雁木之间】）

参考书目：

[1] Allaby R G, Brown T A. AFLP data and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ed crops [J].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003, 20 (2): 230-238.

[2] Flohr S, Munro N D, Colledge S, et al. Direct AMS radiocarbon dating of early Neolithic cereal remains from Abu Hureyra, Syria [J]. Radiocarbon, 2016, 58 (3): 777-789.

[3] Zhang Y, Liu J, Wang L, et al. Genomic evidence for a Tibetan Plateau origin of domesticated barley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0, 117 (27): 15151-15158.

[4] Chen F, Zhang C, Dong G, et al. Early cereal cultivation and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21, 261: 106930.

[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报 [R].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