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姜波：印度布局全球南方，居然利用反恐情报作为抓手？

摘要

随着印度国力的逐渐增强，与其情报相关的研究议题的价值正不断凸显。当前有关印度对外情报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印度同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忽视了对印度同崛起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各类情报合作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对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的现状、动因以及局限进行了分析，以明晰上述合作的总体脉络与演化前景。本文研究表明，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在战略规划层面以联合国反恐机制框架为指引，在组织协调层面则以内部反恐体制能力建设为依托，建立了基于双边以及多边的机制协定，其动因在于彰显大国形象、维护地缘安全以及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但存在内部效能低下、外部依赖性强以及情报合作实践混乱的局限，这将显著削弱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反恐情报合作的总体成效。

关键词：印度 恐怖主义 情报合作 “全球南方”

图源：网络

印度深受恐怖主义困扰。为此，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强化印度反恐效能建设与反恐国际合作的水平，而良好的情报搜集与跨国合作则是成功反恐行动的重要一环。学界主要从情报思想、情报预警、情报系统改革等视角展开对印度情报活动的研究。而针对印度的对外情报合作，兰培轩和魏长春分析了推动印度开展对外情报合作的因素，认为国防需求、安全需求以及国际地位追求构成了上述合作的内因，而地缘价值、合作利益以及合作声誉则是上述合作的外因。高一丹和辛昕对印度同美国开展情报合作的动因、现状以及影响进行了评析。杨康和刘博怡则基于国际政治中英国学派的理论，将共同利益、威胁和身份视为印美情报合作的动因，提出了大国、均势、国际法三类印美情报合作的路径。马丁·怀特（Martin White）展望了印度同澳大利亚开展情报合作的前景。但总体而言，对于印度对外情报合作的学术探讨主要集中于印度同西方国家之间，尤其是印度同美国、欧洲国家等，缺乏对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间各类情报合作的审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探讨印度同上述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有着极高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基于此，本文将对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反恐情报合作进行评析，以明晰相关合作的现状、动因以及局限。

一、“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

（一）

反恐怖主义与情报合作

美国国家反恐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m）曾指出：“良好的情报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最佳武器。”随着通信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恐怖主义者能够更多地借助媒介，在扩大自身行动规模的同时提升行动的隐蔽性，进而急剧增加了反恐的难度，亦将情报的范畴从传统的人力情报（Humint）扩大至通过无线电或卫星信号传播的技术情报（Techint）以及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开源情报（Osint）。因此，反恐情报搜集成为反恐怖主义的重要一环，具体则涉及恐怖组织及其基础设施的战略情报搜集、恐怖分子具体行动的情报搜集、恐怖分子通信信息监测、恐怖组织资金流动监管以及国家间边境流动管制等具体内容，具备很强的系统性特征。与此同时，情报是“预知”的艺术，成功的反恐情报能够增强一国对恐怖主义的预先防范能力，通过专业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科学的多渠道信息审查以及合理的反恐组织架构搭建，能够极大地提升一国反恐的效能，进而有效保障民众的安全。随着恐怖主义在国际上的进一步扩散，密切的国际情报合作也显得极为必要。

国际情报合作是指一国同他国国家机构之间基于国防、国家安全以及预防和侦查严重有组织犯罪等目的进行的联络与合作，以便于相互之间收集、分析或交换情报。具体包括五种类型，即信息共享、秘密行动合作、设施设备托管、能力建设以及软硬件支持。国际情报合作的必要性源于在跨国问题面前一国单一机构在情报领域所面临的能力限制，其合作的动力则来自国家间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且存在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两种形式。与此同时，情报合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社会保护，因此可能会对一国社会安全构成重大冲击的恐怖主义毫无疑问是国际情报合作的重中之重。基于上述论述，本文所探讨的“反恐情报合作”主要是指一国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同他国国家机构之间开展的旨在防范恐怖主义扩散、遏止恐怖主义行动进行的情报联络与合作。

（二）

“全球南方”与恐怖主义

“全球南方”国家深受恐怖主义困扰。根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发布的《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4）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以及南亚所受的恐怖主义影响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这三个地区因恐怖主义袭击丧生的人数占到2023年全年恐怖主义袭击总死亡人数的94%。与此同时，2023年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为严重的30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和美国外其余均为“全球南方”国家。为此，“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强化了有关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建构了多边合作安排并承担了更大的国际责任。2022年9月，联合国反恐办公室与反恐中心在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并努力打击日益严重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南方’国家在其所在区域内外既是反恐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CT/PVE）技术援助的接受国，也是援助国。它们通过创新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实现了这一目标，其合作成果通过南南合作（SSC）在发展中各国间共享。”

印度在2023年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中排名第14，其所在的南亚地区亦为全球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借助网络等现代化信息工具，南亚恐怖主义的流动性与跨国性势头不断凸显，并对各国政府的合法性空间造成了严重冲击。针对上述情况，印度政府积极强调本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与毅力，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就表示：“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任何政治宣传都不能为恐怖主义辩解。世界需要超越政治分歧来应对恐怖主义这一威胁。必须全方位地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与此同时，苏杰生也强调了开展反恐跨国合作的必要性：“印度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继续致力于并积极强调恐怖主义对全球安全与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我们将聚焦这一危险以及所有参与培育和加剧这一危险的人。”印度著名学者哈什·潘特（Harsh V.Pant）也认为有效应对恐怖主义需要“跨国的合作与理解”，而反恐议题将成为印度彰显本国国际领导力的关键。因此，基于印度的自身需要，鼓励并开展跨国反恐情报合作已然成为莫迪政府各类外交活动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二、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的现状

“全球南方”概念脱胎于反殖民主义，其继承了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以及南方国家等概念，具备很强的国际秩序变革能动性，代表了内部异质性很强的国家群体对于政治独立、经济发展以及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与中国同为新兴大国的南亚国家印度近年来高度关注“全球南方”议程，不仅在多个重要的外交场合如G20峰会上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还分别于2023年1月、11月以及2024年8月连续举办了三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以彰显本国“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形象，并积极在防范化解恐怖主义威胁领域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紧密的合作。

既有文献缺乏对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的挖掘。实际上，印度总理莫迪在第三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开幕式讲话中就呼吁“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团结起来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并表示印度将继续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开展能力建设以应对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其外交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也明确提到：“印度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与伙伴国家合作开展能力建设、最佳实践交流和信息共享。”除此以外，印度还积极通过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峰会（Non-Aligned Movement Summit）等多边合作平台表达对反恐议程的关注以反映“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关切。基于此，印度在“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的战略规划层面遵循联合国反恐机制框架，在组织协调层面强化内部反恐能力建设，在机制设定层面构建双、多边反恐情报合作机制。

（一）

战略规划层面遵循联合国反恐合作框架

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在战略规划层面是以联合国各类反恐合作框架为指引的，这一行动原则载明于印度所签订的各类双边/多边反恐情报合作协定之中并得到积极的履行。首先，印度将反恐视为其在联合国的首要任务之一。印度主张采取全面的多边行动来打击恐怖主义，向他国提供能力建设支持并有效执行联合国与反恐有关的制裁，同时呼吁加强国际反恐集体行动的团结。其次，印度积极推动联合国规范性反恐框架的有效性提升。印度强调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重要性，鼓励建立更为有效的问责制度以惩罚那些向恐怖主义者提供庇护的国家。最后，印度积极参与联合国反恐机制赋能。印度广泛呼吁扩大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职能与自主权，并积极推动其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A）等多边反恐机制的协同对接。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印度还提出了一项关于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提案，鼓励各国就恐怖主义问题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在2021至2022年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积极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共同关切，还于2022年10月在新德里主办了联合国反恐委员会关于应对用于恐怖主义目的的新兴技术的威胁的特别会议（Special meeting of CTC on countering the threat of new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terrorist purposes），并向联合国反恐信托基金捐赠了50万美元。除此以外，印度在联合国合作框架内缔结了14项关于打击和制止国际恐怖主义的法律文书，并向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交了两份国家报告。

（二）

组织协调层面强化内部反恐能力建设

为推进“全球南方”情报合作的效能，印度政府在国内政治层面积极强化各类反恐体制能力建设。首先，在国内法律层面，印度修订了《（预防）非法活动法》（Unlawful Activities / Prevention Act），将“为恐怖活动筹资、持有恐怖主义收益、窝藏恐怖分子、未经授权拥有任何炸弹、炸药或危险爆炸物质或其他致命武器或具有大规模毁灭性的物质或生物或化学战争物质”定义为犯罪行为。在2014到2020年间，印度以此法为依据逮捕了10552人。与此同时，印度积极推进网络空间恐怖主义预防，在“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战略的指引下出台《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提升应对恐怖主义新媒介的能力。其次，在机构设置层面，印度于2002年建立了国防情报局，并在管理实践中提升了各级行政、税务、海关执法机构以及警察部门的反恐执法权限，同时强化了中央银行以及境内各级国有和私营银行的涉恐金融监管能力，赋予其冻结相关资产的权限。莫迪政府上台后，突出了国家安全顾问的权限，增加了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数量，扩大了国安委秘书处的职能并强化了三军情报协同，进一步提升了内部情报治理的效能。最后，在对外合作层面，印度秉持“国际合作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关键要素”这一原则，积极通过南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与东盟的“区域+”多边合作模式寻求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反恐情报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积极同相关国家缔结反恐引渡条约合作体系，印度外交部下辖的议会科、会议司以及礼宾处则为各类反恐外事活动提供后勤协调支持，以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内部组织机构支撑。

（三）

机制设定层面构建双边、多边反恐情报合作机制

如表1所示，在双边反恐情报合作机制方面，印度按照合作机制化程度由高至低建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Joint Working Group on Counter-Terrorism）、反恐合作备忘录（MoUs）以及双边反恐对话会议三级合作机制。首先，反恐联合工作组的合作机制化水平最高，双边交流定期举办，涉及印度同合作国之间所开展的反恐情报合作、反恐能力建设等合作内容，涵盖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以及埃及在内的8个“全球南方”国家。与此同时，反恐联合工作组机制还有助于印度同其他国家在多边反恐合作平台进行协调以共同推进多边反恐议程的实施。在具体的实践中，印度会同对应国家就恐怖主义新技术、新媒介、资金流动以及信息共享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寻求双方在各类多边反恐平台上的共识。其次，以双边反恐情报合作备忘录形式开展的情报合作层级较低，仅涉及具体的情报合作领域（如恐怖主义跨国融资），对双边情报合作的范围、密级以及具体合作方式进行了规定，并要求当对方合作机构请求时应立即在核实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及时提供其所需的相关情报。截至目前，印度已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塞浦路斯6个“全球南方”国家签署双边反恐情报合作备忘录。最后，在级别更低的合作层面上，印度还会通过双边反恐对话会议的形式同别国开展反恐情报交流合作。例如，2021年3月4日至5日，印度就同尼日利亚开展了战略与反恐对话，双方就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国际犯罪、武器和毒品走私和海盗等威胁和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同意加强反恐领域的双边合作。此外，印度和中国也曾就反恐问题于2016年9月27日开展过高层次对话，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交换了看法，交流了各自的反恐体制、机制和法律，进一步增进了对彼此重大关切的了解。但这一对话机制后因两国间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而暂停，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反恐对话会议这一双边合作的非正式性，其机制化程度远不如双边反恐联合工作组与双边反恐合作备忘录。

如表2所示，在多边反恐情报合作机制方面，印度按照合作机制所属区域层级的不同参与或建构了全球性、区域性以及“区域+”的多边反恐情报合作机制。首先，在全球层面，印度加入了全球反恐论坛（Global Counter Terrorism Forum）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The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前者基于联合国反恐框架，包含印度、中国、南非、沙特阿拉伯等17个“全球南方”正式成员国；后者是一个旨在监控并打击恐怖主义跨国融资的多边合作机制，包含印度、中国、巴西等11个“全球南方”成员国，印度作为该项机制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定期参加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全体会议（The FATF Plenary meetings），其还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所属全球网络中欧亚集团（Eurasian Group）的一员。印度于2022年11月18日在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框架内主办了名为“拒绝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反恐融资部长级会议（“No Money for Terror”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Counter-Terrorism Financing），并呼吁各国加强反恐信息数据和反恐公私部门合作以促进国家间反恐情报合作。其次，在区域层面，印度在南亚地区建构了科伦坡会议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化支柱（Colombo Security Conclave pillar on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Radicalisation）、南亚地区跨国有组织犯罪情报和协调中心（South Asian Regional Intelligence and Coordination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加强南盟反恐机制高级专家小组机制会议（The Meeting of the High Level Group of Eminent Experts to strengthen the SAARC Anti-Terrorism Mechanism）以及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与技术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联合工作组（BIMSTEC Joint Working Group on Counter 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并基于上述机制在地区内开展反恐情报合作与能力建设。与此同时，印度还参与了金砖国家反恐工作组（BRICS Counter Terrorism Working Group）、印度—巴西—南非论坛（India-Brazil-South Africa Forum，IBSA）以及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SCO Regional Anti-Terrorist Structure），以借此深化同中亚、西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全球南方”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最后，印度自2002年成为东盟的首脑级合作伙伴之后便同后者建立了“区域+”模式的多边反恐合作机制。其一，印度同东盟建立了东盟—印度跨国犯罪高级别会议（The ASEAN-India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on Transnational Crimes）机制，持续强化双方在应对跨国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同时致力于在东盟—印度打击跨国犯罪工作计划框架下进一步提升机构间合作以促进情报合作的效能。其二，印度与东盟通过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机制开展反恐合作，通过该机制下设的反恐小组，印度同东盟强化了双边反恐机构的信息共享与协调能力。其三，印度与东盟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机制深化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该机制下设东盟地区论坛反恐和跨国犯罪问题闭会期间会议（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ter-Sessional Meeting on Counter-Terrorism and Transnational Crime）机制并已举办19届，以实现“区域+”反恐合作的常态化运行。

三、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的动因

（一）

彰显印度大国形象

世界银行于2024年9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显示，印度是当今世界中经济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据预测，印度在2024—2025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继续维持在7%左右。经济实力的巨大提升进一步增强了莫迪政府寻求大国地位的底气。2014年，莫迪在宣誓就职时表示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发达和包容的印度，强化与国际社称为“印度的世纪”，提出到2047年使印度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合作则是印度实现自身大国愿景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随着印度拥抱美国及其盟友的“印太战略”，其在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中面临着巨大的选边站队压力，使其难以维持其“摇摆国家”的既定战略传统。而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愈发频繁地在全球治理中展现自身独特的主张，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且反对阵营对抗，这同印度强调自主、推进“改革的多边主义”的战略诉求相契合。因此，印度必须极力争取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印度还同“全球南方”国家有着不结盟运动等历史纽带，有助于强化本国“全球南方”国家“领导者”地位并发挥其介于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随着印度国家实力的提升，其积极利用主办G20峰会以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的契机加强自身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反恐情报合作往往被嵌入印度的对外发展合作之中，有助于其帮助受援国实现信息技术转移与情报能力建设，提升它们应对恐怖主义等各类安全挑战的治理效能，进而展现印度的大国形象及莫迪所言的“天下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的哲学愿景。

（二）

确保本国地缘安全

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反恐情报合作还能有效地维护本国地缘安全。首先，就南亚地区而言，印度同南亚地区邻国的情报合作有助于其加深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实现其称霸南亚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由于南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印度同南亚邻国搭建的情报合作网络有助于其更好地应对地区性的恐怖主义活动，维护本国安全。其次，就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而言，它们都是印度重要的战略外围，对南亚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中亚、西亚同印度的陆上、海上能源通道安全息息相关且深受恐怖主义威胁，同上述地区国家开展情报合作有助于印度维护其能源安全。与此同时，东南亚地区国家则关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印度著名战略家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就认为印度的安全“不取决于陆地的边境，而取决于从三面环绕印度的广阔海洋”。而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的反恐情报合作有助于印度提升其海上预警能力，进而拱卫印度洋的东部入海口。最后，就非洲地区而言，印度同非洲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有助于其将非洲印度洋沿岸国家纳入其印度洋安全防卫体系之中，进而完善其印度洋海上安全“监测圈”。除此以外，由于印度在非洲有大量的发展合作项目，同非洲国家的情报合作有助于提升这些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内部治理效能，同时提升印度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进而在诸如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重要议题上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

（三）

开展对华战略竞争

随着印度国内政治生态的右转及其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遏华问题上的战略趋同，印度对中国日趋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十分警惕。就“全球南方”议题而言，印度开展“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动因即是同中国争夺“全球南方”领导国地位。印度著名战略学者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就撰文指出，印度的“全球南方”战略正呈现出“向南走”与“向西靠”取向的双重融合，“它逐渐但不可阻挡地与西方结盟，以及它与全球南方国家的重新接触，都是印度重新定位以对抗中国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表现”。与此同时，美欧等西方国家也希望将印度打造成抗衡中国“全球南方”影响力的重要力量。而上述战略考量亦体现于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之中。就南亚地区而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深耕拓展，印度十分担忧在该地区失去独大的影响力。因此，其迫切需要通过反恐情报合作强化同地区国家的关系以维护本国的地区霸权。就中亚、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而言，该地区国家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良好势头，印度必须设法维持同上述地区国家的双边关系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同东南亚国家的情报合作亦有在海上遏制中国的战略考量，即印度在强化海域感知能力建设的基础上试图模糊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界限并介入南海问题，以扭转自身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不利局面，进而实现对华“以海制陆”。而就非洲地区而言，其是印度同中国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地区，由于印度在贸易规模、技术与资金等“硬实力”方面无法同中国竞争，因此其迫切需要通过反恐情报合作等方式建构“软实力”资源，以维持同中国在上述地区的“竞合平衡”，进而同中国争夺“全球南方”领导地位。

四、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的局限

尽管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有助于其彰显大国形象、确保本国的地缘安全以及实现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但出于种种原因，其最终成效依旧面临着较大的局限。

（一）

内部情报机构效能低下

印度有着规模庞大的情报机构，拥有超过21个国家级情报机构且分属于内阁秘书处、国安委、国防部等部门。但长期以来，其情报机构决策效能低下、内部改革动力薄弱，呈现出显著的“危机催生型”特点。莫迪政府上台后对情报机构进行了改革，在领导架构层面突出了国家安全顾问的情报管理职能，扩大了国安委秘书处的统筹协调能力；在技术层面则以“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为抓手着力提升情报工作的数字化水平，着力建构由总理府牵头、多部委协同的网络安全机制。但是，莫迪政府的情报改革并未改变印度情报机构效能低下的困境，其情报机构的实际工作依旧受到官僚主义的掣肘，不同部门的情报机构相互倾轧以争夺资源，“情报政治化”问题十分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印度的情报机构不对议会负责，这就使反对党难以对其低下的效能展开问责。此外，印度的情报机构工作人员晋升机会很少且大多缺乏系统性的专业培训，严重影响了情报机构的工作效能。而在具体的情报合作实践中，印度的情报机构在印度军事行动决策体系中依旧处于边缘位置，其提供的信息很难顺畅且迅速地进入决策层的视野。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印度情报机构狭隘的官僚利益，其倾向于淡化威胁以削减军方的国防开支预算。而由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国情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内部情报系统低下的效能将显著制约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

（二）

外部情报合作依赖性强

印度的“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还受制于印度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既有的情报合作体系。美印情报合作占据着印度对外情报合作的核心位置。莫迪政府上台后，美印于2015年签订了《美印防务关系框架》，其中规定了双边情报交流合作的指导性原则。2018—2020年间，两国先后签订了涉及通信、地理空间信息、军事情报以及后勤交流的相关双边合作协定，涉及反恐、海上安全等专业领域。但是，美印双边情报合作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与单边依赖性。首先，印度高度依赖美国的装备供应，其配备的“空天守卫者”侦察装备、P-8I反潜巡逻机、C130J侦察运输机以及MQ-9B“捕食者”无人机等装备均是美式设备。其次，印度高度依赖美国的情报数据，根据相关协定，印度可以使用美制的通信设备和GPS系统所提供的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并接收由美方提供的关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的情报监视数据。除此以外，印度还加入了由美国所主导的情报合作小多边体系，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下设的四方反恐工作组（Quad Counterterrorism Working Group Meeting）会议机制重要正式成员以及“五眼联盟”（Five Eyes Alliance）的非正式成员。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新技术领域的兴起也将进一步促使印度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强化同美国及其盟友在情报领域的多边合作。但是，在美国及其盟友建构的小多边国际机制中，印度通常扮演着非主导性的“追随者”角色 ，进而严重削弱了其所声称的“战略自主”能力。随着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中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及其对变革现有国际秩序的有力呼声，莫迪政府在自诩为“全球南方领导国”的同时又高调加入美西方构建的遏华情报包围圈的自相矛盾之举必将严重影响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反恐情报合作的声誉与成效。

（三）

反恐情报合作实践混乱

印度“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在实践中面临着复杂的混乱局面。首先，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反恐情报合作中建构的各类双边以及多边合作机制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点，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各项机制间重叠程度很高。其次，受限于本国影响力，印度对待自身参与的“全球南方”反恐情报合作多边机制的态度消极。在南亚地区，由于印度无法缓和其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这就导致以南盟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在实际上处于失效状态。而在基于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的多边反恐情报合作机制中，由于印度的影响力显著弱于中国，加之莫迪政府近年来同美西方国家不断密切的战略协同，其对待上述机制框架的态度愈发冷淡甚至有意阻碍机制内合作，导致其无法通过上述机制框架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有效的反恐情报合作。最后，印度在反恐情报合作的具体执行中独断专行。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莫迪政府的反恐政策日益呈现出显著的“工具化”特点，即追求除反恐外的其他目的，不仅在内部将反恐作为增加选举筹码、打压政教异己的手段，还在外部将反恐作为影响地区安全、打压巴基斯坦、污名化中国以及塑造国际舆论的手段，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批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等国际组织就批评了莫迪政府以反恐情报合作为名压制国内批评者的行为，认为全球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监督机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应呼吁印度政府停止以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为借口起诉、恐吓和骚扰该国人权捍卫者、活动家以及非营利组织。

五、结论

本文对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的反恐情报合作的现状、动因以及局限进行了分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印度在国际层面对于“全球南方领导国”地位的不断强调，其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反恐情报合作将持续深化。与此同时，由于莫迪政府同美国及其盟友在诸如“印太战略”等地缘政治议题上愈发显著的战略趋同，其自诩为“东西方桥梁”的声誉将受到损害，也必将引发“全球南方”国家对印度所持立场愈发强烈的不满和怀疑。如何协调上述两难困境，将在外交层面构成对已经开始第三任期的莫迪政府的重要考验。

相较于印度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的具备强烈自利性质的反恐情报合作，中国早已在诸多外交场合旗帜鲜明地表示本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不会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将始终同这些国家站在一起，凝聚各方共识，积极扮演好动力提供者、平台建设者、经验分享者、差距弥合者以及利益维护者五大角色，并将始终坚定恪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位的“中”的世界观，弘扬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和”的方法论，同南方国家一起成为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护者以及全球文明的传承者。

作者简介：姜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印度政治与外交。

本文转载自“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