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日查：为什么一百年前的很多中国人，坚定认为自己是“古巴比伦后裔”？

现如今，围绕“西方伪史”的讨论，可以说非常热闹

总的来说，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几乎都有一个朴素的心理预期，即“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个时代，华夏文明都是最领先、最伟大的文明”。

鉴于此，诸如“域外文明的文物以及文献都有造假嫌疑，西方历史本质上是最近几个世纪杜撰出来的产物”以及“华夏文明的科技和文化历来最强，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所有成就几乎都是从我们这里偷来的”等“观点”，一直备受“好评”。

坤舆万国全图

实际上，古代中国的史学家们也普遍认为，华夏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向周边扩散开来；到了明朝时期，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了“西方文明源于中国”的观点。

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可能遭受列强瓜分的严酷现实，很多国人开始热衷于支持一个与“西方文明源于中国”截然不同的观点——汉族的“人种起源”，来自古代巴比伦。

近代读物中的“汉族西来说”

1

什么是“汉族西来说”？

“汉族源自古巴比伦”的说法，最早出自曾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法国学者拉克伯里。

他在首发于1894年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中指出，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最终来到了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晚清读物中的“三皇”与“尧舜禹汤”画像

经过他的“考证”，书中提到的Nakhunte就是“黄帝”，巴克族为“百姓”（Bak Sing）的转音。

除此之外，他还在书中列举了古代中国和古巴比伦在政治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领域的近百种“相似之处”，最终给到了“黄帝是古巴比伦人，中国（汉族）人是古巴比伦人的后裔”以及“中国文明源于古巴比伦”的结论。

拉克伯里著《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英文版内页

坦诚说，“汉族来自古巴比伦”的说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黄白人种在古代近东存在共同起源的史实”，还能“有助于推行黄白二色人种共同主宰世界之伟大构想”。

因此，这一漏洞百出、牵强附会之处颇多的观点，一度赢得了很多中国知识精英的高度认可。

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比如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就在发表于1900年春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一文中指出：

我南省，原皆猫（苗）、猺（瑶）、狪（侗）、獞（壮）之地方，今已成为我黄帝子孙逼处，猫、猺、狪、獞，亦将绝矣。面对今白种将遍地球之局，中国民族该力求避免同一命运。

在他看来，“中国民族，必须是外来的征服者，而非原住民。”

中间坐着的，便是康有为

从1903年开始，浙江学者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系列长文，并对“汉族西来说”的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不过，他本人一直对“汉族西来说”持保留态度。

作为对比，同为浙江人的章太炎在首发于1904年的《序种姓》一文，详细“论证”了“黄帝来自古巴比伦”的准确性。经过他的“考证”：

神话传说中的“葛天氏”，其实就是“加尔特亚（迦勒底，新巴比伦王国）”的简音“加特”；“神农”是“统一了整个巴比伦尼亚”的萨尔贡一世，“黄帝”是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Nakhunte。

公元前2282年，Nakhunte率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成为了汉族先民各种姓的起源。

古巴比例城郭想象图

与章太炎一样，江苏学者刘师培也对“汉族西来说”深信不疑。

他认为，“汉族初兴，肇基迦克底亚，古籍称‘泰帝’、‘泰古’，即‘迦克底’之转音，厥后逾越昆仑（帕米尔高原），经过大夏（中亚），自西徂东以卜居于中土。故西人谓华夏之称起于昆仑之花国。”

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汉族西来说”，为什么蒋智由与章太炎、刘师培二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其实原因很简单，前者是认同“开明专制论”的改良派人士，后者是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人士。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章太炎等人之所以认同“汉族西来说”，一方面是出于提振汉民族士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非我族类”的“满洲民族”彻底划清界限。

章太炎（上）与《觉醒年代》中的刘师培

实际上，一些革命党人在撰写诗文时，不仅会以“黄帝子孙”自居，还会将诸如“溯黄河与长江而登昆仑之巅”或“立志开创20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等诗句放在开篇或收尾，甚至将“新巴比伦王国”视为自己的“宗国”。

由此可见，“汉族西来说”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深受追捧，深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在觉察到民族自信和国家认同遭遇危机时“期望民族复兴的努力”。

《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

2

“汉族西来说”的逐渐降温

到了民国时期，“汉族西来说”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

吕思勉在首发于1923年的《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就一再坚持“汉族西来说”。为此，他还给出了两条“证据”：

他在考证“昆仑”一词时认为，“古代汉族的根据地，位于今于阗河上源一带，汉人西来之后还在祭祀昆仑之神，便是证据”。

在考证“华夏”一词时认为，“‘华夏’中的‘夏’，主要生活在阿姆河流域，古代汉族人居住在葱岭和帕米尔高原一带，是各种人种起源的地方。”

吕思勉著《白话中国史》封面

除此之外，他还在1926年出版的《（评注） 国史读本》一书中，对“汉族西来说”表达了肯定态度：

近世西人有潘伯赖者，在中亚细亚发掘地层，证明纪元前八千二百五十年前，该地土质膏腴，当为古代文化散布之地。后经地质上之大变动，骤变为干燥之沙漠。其地居民，不得不迁散，移植于世界各地。此可为汉族东迁之一确证也。

不过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中日学者，均都对“汉族西来说”表达了质疑。比如内藤湖南认为，“汉族西来说”的观点毫无根据，拉克伯里是一位“怪论家”。

晚年的内藤湖南

以缪凤林为首的学者们，基于政治、地理、人种等角度，对“汉族西来说”的观点进行了反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语言学家金兆梓担任主编，首发于1926年的《中国本国史教科书》一书，明确表达了对“汉族西来说”的反对态度：

汉族西来之说，其持论殊嫌穿凿。….尧舜以前，即中国固有之传说，且多附会，至以巴比伦为汉族所从来，尤不可信。惟汉族先居昆仑而后东下，移植于黄河流域，案之载籍，或可差信。

二里头遗址考古现场

遗憾的是，受困于时代局限性，这些对“汉族西来说”表达了强烈怀疑与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在具体的驳斥环节，不仅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无法指明汉民族的真正起源。

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认为，“认可汉族西来说是背宗忘祖的行为”，“奉西戎为宗国，诬先民而不恤。”

缪凤林（左）与金兆梓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人种土著说”的理论，大有取“汉族西来说”而代之的趋势。

比如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其主编的《高中本国史》一书中，不仅否定了“汉族西来说”，还坚持“中国人种土著说”。

在他看来，“与其轻信中国民族来自西亚，毋宁先假定其为发生于吾国本部，而再搜寻证据，致力于人类考古之学，或从事地下发掘，以为正确谳定为较愈也。”

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中国人种土著说”的观点，依然缺乏说服力。对此，罗香林痛心疾首地表示，“惜乎自十五万年前以上，至一百万年前猿人时代以下，其间凡数十万年，尚以发掘未周，材料未备，无以论述，为可憾耳”。

罗香林与其所著《高中本国史》内页

与罗香林相比，金兆梓显然更“想得开”。在他看来，“在没有其他地下史料发现之前，可以暂行断定汉族在石器时代，已经是黄河流域的主人翁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人种土著说”，还是“汉族西来说”，都是基于增强民族自信需要的文化产物；对“汉族西来说”的肯定、怀疑与全面否定，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内的展品

3

尾声：“再造历史”的本质

在国家颓势日显的时代背景下，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往往将战胜科学求证的理念，甚至或做出带有“再造历史”意味的描述。当然，这种选择固然与“学术严谨”相距甚远，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夏曾佑著《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目录页

对于这种现象，杜克大学东亚研究学教授、知名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给出了这样的论述：

虽然我的目标是批判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但是我深切地意识到，至今还没有什么能完全替代民族在历史中的中心位置。不谈别的，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

这也正应了那句频繁提及的老话——“所谓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