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东：纪念抗战胜利，必须廓清日本侵华前炮制的错误史观！

2025年6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总体安排。发布会强调，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上某些人炮制的错误史观，与日本侵华前精心策划的学术舆论攻势同出一辙，都试图解构中国历史叙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此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必须正本清源：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史实不容篡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不容割裂！

在国外学术界和舆论场中，诸如“满蒙非中国”“元清非中国”“长城内外非一家”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时有出现，与之相伴的还有“支那”“中国本部”“崖山之后无中国”等被刻意曲解的概念话语。

究其真实面目，都源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出于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图谋而炮制的包裹学术外衣的谬论。

追根溯源，这是近代日本学术界和军国主义合流炮制出的错误史观的现代翻版。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为配合其大陆扩张政策，糅合文明史观、亚洲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话语符号，系统性炮制出“华夷两分”“南北两分”“长城内外两分”等理论框架。

这些所谓“学术观点”的本质，是为肢解中国领土完整性、割裂中华民族整体性、中断中华文明连续性提供理论工具，是为其政治意图服务的学术体系。

▲天坛祈年殿。天坛，为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天坛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是“王权天赐”“天下一统”的象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日本“解构主义史观”的形成及其实质 

“华夷两分”作为近代日本“东洋学”“支那学”的核心话语理念，是以福泽谕吉、内藤湖南、矢野仁一、白鸟库吉为代表的近代日本学者不断塑造强化的结果，为近代日本鼓吹的“建设东亚新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

源起于福泽谕吉所谓的“文明史观”的误导。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大肆宣扬“日本为文明社会，中国落后文明需要日本来拯救”论调。1883年，福泽谕吉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论”。德富苏峰则在甲午战争前宣扬“中国威胁论”，为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舆论。

而“大陆政策”和“日本亚洲主义”则成为日本侵略的突破口，其宣扬日本拥有先进文明、中国则是落后野蛮的国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满洲非中国”论。主张“华夷之分”是其解构主义的本质，主要目的是论证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华夷秩序的“华”和“文明核心”，这种“文明史观”刻意贬低中国文明，无视其内在发展动力与连续性，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日本殖民扩张披上了“文明开化”的道德外衣。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皇城内有宫城形成“回”字形格局，突出“皇权至上”思想，是契丹统治者对汉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发展于内藤湖南所谓的“文明中心移动论”“文化中心移动论”的曲解。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受到战争的刺激与启发，内藤湖南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集成地提出了所谓的“文明中心移动论”“文化中心移动论”。

这些论调的逻辑起点来自于其“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宋代由北方转移到南方，而近代又转移到了日本。他认为元之后中国文明出现“停滞”，日本代替中国成为东洋文化中心，成为大东亚文化圈的“救世主”。由此衍生出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中国本部”“支那”等论说，最终成为日本侵华的核心话语。

1924年，内藤湖南出版了《新支那论》，指出东洋文化的中心已经移至日本，认为由日本来“帮助”中国是于中国和东洋文化有益之事。内藤湖南的心中没有或根本不愿接受“中华民族”的概念和事实，认为“五族分治”取代“五族共和”才是“明智之举”。这一思想认识完全服务于日本“领导亚洲”“侵华有理”的政治目标，其“救世主”姿态掩盖的是文化霸权主义和领土野心，是对中华文明强大生命力与包容性的蓄意否定。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包含浓郁的“异域情调”，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经济交流，也体现了各民族间交往的空前盛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成熟于矢野仁一所谓的“满蒙非中国论”炮制。九一八事变之前，矢野仁一的《近代支那论》宣扬“中国无国境论”和“满蒙非中国论”；其后继学者冈田英弘在《从蒙古到大清》中继续渲染“满蒙非中国论”，宣称大清帝国的领土继承自蒙古帝国。这一以“华夷之分”为内核的思想认识，彻底割裂了中国历史上东北地区、蒙古高原与中原腹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历史，完全无视清王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继承和发展中华法统、治理体系、文化认同的客观事实，其目的直指分裂中国领土，为“伪满洲国”等傀儡政权制造“法理”依据，是赤裸裸的学术侵略，也是日本肢解中国的解构主义论调核心。

定型于白鸟库吉所谓的“长城分界论”“南北对立论”的出笼。作为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代表人物，白鸟库吉系统性地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一体”天下观，主张所谓的“长城分界论”“南北对立论”，突出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长城对峙、汉族与非汉族的南北对抗。

这种深藏“文明对立”“胡汉对立”底层思维的“学术探讨”，将长城这一兼具军事防御与贸易文化交流功能的古代工程，曲解为水火不容的“文明断层线”，其对于特定时期冲突的刻意放大，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主流本质”的曲解与误读，实则是为了制造中华各民族间的“永恒对立”，究其根本，是为了服务日本“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

▲“万里长城第一门”之称的张家口大境门，“大好河山”四字苍劲浑厚。大境门内外是蒙古、汉、回、藏等多民族文化经贸交流的主要场所。 新华网发 赵琛 摄

对于近代以来日本解构中国的错误史观，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中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日本学者：“是怎样的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土地的凭证，而（日本）帝国大学把他们的谣言发表于世界也就是用作侵略的前驱，并不是提倡纯正的学术研究。”

顾颉刚进一步揭露：“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拿来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国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并不曾损害了中国的根本。”

▲《大清一统志》，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刻本。此书通过重修和续修，将清朝实现和巩固统一的过程特别是新疆、蒙古等地区的建制沿革，及时完整地记述下来，从而在官方地理总志中正式确立了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范围。（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此后，1987年至1990年期间，美国汉学家欧立德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师从冈田英弘，受到其内亚史观的深刻影响，并基于“内亚帝国”的视角，强调蒙古、满、藏等族群的“特殊性”，试图继续解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共同性。

这一学术路径最终催生了“新清史学派”，其研究取向聚焦于“非中国”“内亚”“周边”等概念，突出满洲特性，并构建“满蒙帝国”“满蒙共同体”（藏传佛教世界）等历史解释框架，实质上是日本“支那学”研究的延续和发展，成为了一种解构主义的中国史观和方法论。

总的来看，这种美日“中国学”合流的学术本质是以“华夷之分”替代“华夷一体”，其研究倾向于解构的、微观的、相对主义的、小历史的多元主义特征；试图以非中心非统一多民族国家、非整体视角的观点和方法碎片化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从历史文化断裂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进而否认多元一体、向内凝聚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

（二）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明辨日本错误的“解构主义历史观”的内容与实质，反对解构主义式的历史叙事，要求我们真实还原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历史史实、牢固树立“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全面认识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字印刷术”节目中展示出的“和”字，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对和平的崇尚。（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充分明晰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主流。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缔造的。蒙古族主导建立的元朝，其国号“大元”取自《周易》“大哉乾元”之意，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更开启了南北民族大融合的新篇章，实现了“胡汉一家”的历史性跨越。明朝推翻元朝后，仍然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说，“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清朝通过《大清一统志》系统地阐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清朝有效统合了中国内部的各个区域，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的空前“大一统”局面，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

▲清朝治理制度示意图。（图片来源：地球知识局）

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矢志坚持“大一统”历史叙事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持“四海一家、天下一家”的天下观的包容理念，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天下一统”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中。《诗经·商颂·玄鸟》中即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记载。这种超越单一族群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和文化认同，是贯穿中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线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深厚思想基础。

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历史。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始终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在抵御外侮、防止分裂、维护统一的进程中，各族人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101号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图片来源：新华社）

总而言之，正像八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以失败告终一样，反而推动“中华民族”观念从自在走向自觉，其基于“华夷之分”炮制的错误史观在今天即使花样翻新、沉渣泛起，也只会像一面镜子，照出妖魔鬼怪的原形。

我们在坚决批驳这些谬论的同时，更要高度警惕其背后的险恶图谋——以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唯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同心同行、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