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长城”自毁录

    宣德六年（1431）一月，超过300艘船只载着27500人的宝船船队从南京起锚，之后一路在江苏和福建征集宝物，增添水手。又过了大约一年，盛大的船队驶离华南沿海，第一站到达越南南部的归仁，最后大概因郑和身体原因而停泊在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自古里开始，大船队分为数个小队，分别由其他人率队继续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东非沿岸及肯尼亚马林迪，麦地那及麦加的艾米尔与吉达，等等。这是年已60的郑和第七次来到印度。也是大明宝船下西洋的第七次远航，更是最后一次伟大的远征。

    与此同时，明朝水师以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而达到了极盛，与下西洋的宝船船队一道被誉为维护四海稳定的“海上长城”。当时，仅浙江一省，就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及至英宗正统五年，浙江船只的数字却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数。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为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一道圣旨，准许沿海官员摧毁所有远洋船只，并逮捕违禁下海的商人。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大的水师，诚如后人所知道的，下令自我毁灭。

    自16世纪始，明朝整个沿海地区饱受倭患之害，倭寇还在岸上的同党协助下，时常占领整座城镇，肆行劫掠，令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地方的商人与平民百姓虽付出巨大代价以求自保，但在大部分地区，倭寇还是来去自如。先前中国海的主人，竟落得这般任掠夺者与匪徒的宰割，何其不幸。为什麽？

    首要原因：和15世纪中叶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与儒家官僚之间持续升温的紧张关系有关。海上航行于海上贸易，本就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摧毁这些海上冒险事业，即等于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来源。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两者的势力同时茁壮，也埋下了两者冲突的导火线。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内阁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仅是备顾问的机构，一跃而为具有操纵行政事务能力的“委员会”，乃至于对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拟（提出建议）之权。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纳大学士的拟议。

    另一方面，朱瞻基不仅坚持宦官需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因而可以决定哪些事务该提交给皇帝处理。倘若皇帝驳回了大学士的拟议，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动攫取本身的利益。

    不过，朱瞻基紧紧地控制住宦官。当宣德二年（1427）、六年两度发现宦官涉嫌诈财及受贿，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处死。宣宗担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文件，故坚持诏令必须首席大学士确认才有效力。

花下狸奴图，朱瞻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朱瞻基本身个性与猫一般的警觉目光支配下，这两个集团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岁之龄突然驾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岁，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他们。这个小皇帝朱祁镇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并增强其在军队中的监督角色，而且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他们暗中经营私人的商业活动，提高税额，积累了巨额财富。若有谁敢反对，宦官就将其拷打、处死或流放。

    年轻的皇帝毫不知情地成了他监护人——恶名昭彰的太监王振的厉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为皇城里宦官组织首领的身份，成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者。他必须为明史上最耻辱的时刻——土木堡事变英宗被蒙古人俘虏负责，他将中国导入另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最后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方向与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笔的治国理念相违背，同时也与宝船船队远航所象征的意义相悖。

    王振的贪婪丝毫不受约束。他的仓库充斥着从政府日常事务中勒索来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夺走本要进贡给英宗的蒙古马。同时借由将重要军职及行政职缺安插给他的朋友及家人，顺利地平息了有关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反对声浪。翰林院侍讲刘球对云南、缅甸边界的军事骚动提出质疑时，王振即将其监禁并肢解而死。于是，几乎无人再敢公开反对这名恣傲的独裁太监。

    正统十四年（1449），王振怂恿22岁的英宗朱祁镇一起率领50万军队征讨西北边陲。仅仅为了等待载运其私人家当都千余辆牛车，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定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停止了英宗随行人马的前进。不料，区区两万蒙古骑兵突袭并包围英宗的先头部队，造成英宗意外被俘。据传，王振本人则在这场战役中命丧于明朝军官之锤。

    紧接着朝廷内部大乱。英宗的皇弟朱祁钰即位首次上朝时，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强而有力的宦官集团。他们坚持王振本人必须为这个历史性的灾变付出代价，家产必须充公。官员们扬言，倘若这项要求不得实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职责这些官员“不成体统”。官员们对这一指斥怒不可遏，抓住了马顺。他们撕烂他的靴子，挖出他的眼珠，一会儿工夫就赤手空拳地将他打死了。另外两名在殿上的太监，也遭受同样的结局。

    景帝于惊恐中不知所措，仅是旁观。随后他立即答应了官员们的请求。一时，支配朝廷的宦官集团似乎解体了，而来自于儒士的官员们似乎大获全胜。一年之后，蒙古人送回他的皇兄；六年之后，朱祁镇在“夺门之变”中重返帝位。领导群臣拥立景帝的兵部尚书于谦，以叛国罪处死；朱祁镇下令为他宠幸的监护人、专横跋扈的王振，立了一座祠堂。

    前述诸事对于往后明朝的海上事业，影响极为深远。宦官仍继续涉足地外贸易，非官方的商人，在宦官的奥援与唆使下，牺牲官方的朝贡贸易，于15世纪末繁盛了起来，因而引发了官方一连串对船只大小以及百姓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有感于无法钳制宦官的贸易活动，觉得至少也要加以掣肘。这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悲剧，就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陷于沉睡。

    16世纪时，已经少有船匠知悉如何建造大型宝船。而本来居于世界前列的枪炮的发展，也一样迟缓，乃至使得欧洲强权在火力上胜过中国成为可能。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明军火绳枪队，剧照

    撇开这些政治上的纷争，一连串经济的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致命打击。而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之北方供应京师。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内陆河上航行的驳船。

    另外，在15世纪中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宝钞贬值到不及其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明朝与诸番国之间有利的交易汇率丧失了，而导致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伴随皇帝被俘而来的威望丧失，以及私人贸易的大量囤积货物。就如学者罗荣邦所说的：“朝廷所经营的朝贡贸易，长期以来在贸易上维持垄断，强迫诸番国接受低的价格，而且以宝钞来支付。”明朝政府被迫要以市场的价格来换取所需的物品，如马匹、木材及药物。诸番国藐视宝钞，要求以特定的货品或大量的铜钱来支付。帝国的国库因此大幅短绌，而官僚的贪腐却日益猖獗。

    第三个造成明朝水师衰落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之后，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这一传统的令中央王朝困扰的地带。俺答汗经祖孙三代的努力最终完成东西蒙古的统一，对明朝构成了该世纪最大的威胁。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一拨拨消耗性的抄掠与反抄掠，最后在满洲人成功入侵明朝以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达到高潮。

    而且，就像军队回复到他们畏缩与采取守势的心态一样，平民百姓也从冒险思维方式中大撤退。士大夫为了艰难的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都有兴趣，但并不鼓励。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夷邦，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宣德三年（1428），翰林院大学士杨士奇赞成明军撤离安南（今越南北部）时说：“何用与此豺豕辈较得失耶！”于是，明朝在安南20余年的占领在遭遇当地一系列的抵抗之后而宣告终结。两年之前，黄骥亦曾劝告宣宗放弃派遣宝船远征诸番国时说：“使中国之民休息，俾各事其职于士农。”并说，“远人心悦臣服，远地同风，吾朝必传万岁。”

    这样的想法，与大将廖永忠（1323—1375）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曾在明初洪武六年说：“造海舟，剪捕此寇（倭夷），以奠生民，德至盛也。”说不定，也正是胸怀如此的“野心”才让廖永忠在两年之后就成了第一个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

    成化十三年（1477），是复苏大明航海事业最后一次的尝试。身兼东厂首领，权势掀天的太监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激起当时人对海上远征的兴趣。兵部郎中刘大夏将郑和的文件从档案中先行抽走，然后报告他的顶头上司兵部尚书项忠，说郑和远征队水程图已“失”。“库中案卷，宁能失去？”项忠怀疑地说。

    刘大夏回答说：“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项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他自座位上起立，说：“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

    郑和及其远航航行日志的丧失，是当时朝廷内部冲突的众多悲剧之一。在士大夫来看，跟宦官联结在一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对帝国完全是不经济与铺张的。与外面世界接触到需求，意味着中国本身需要海外的东西，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强盛，无法自给自足。仅只披露需求，非天朝所当为。

    讽刺的是，明朝从海上撤退之际，正值欧洲强权离开地中海安全的避风港，一步一步远行冒险，试图发现一条到达远东的通道之时。在两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的契丹及香料群岛之旅，以及当地令人难以想像的富裕，点燃了欧洲人的幻想。1440年代，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缓缓向前移动，寻觅着通往中国的航路。孝宗弘治元年（1488），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弘治五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当时他误以为那便是中国。弘治十一年，达·迦马终于到达了印度的古里。一直到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麦哲伦才完成了哥伦布西航以达中国的梦想。

    明朝自愿放弃其对南洋的兴趣，在欧洲并非无人注意。万历十三年（1585），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17）在罗马出版了著作《中华大帝国史》，他在书中坦言，那是一件好事，对此，扩张中的欧洲强权应该加以注意。他也不无警告地说，殖民主义将徒劳无功。然而，欧洲为了建立殖民帝国，浪费了额外的300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