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老虎、院士，豪赌创新药

　　江苏连云港，昆仑山路7号，曾经的A股“药王”——恒瑞医药总部大楼所在地。在这里，66岁的孙飘扬，思绪有时会回到1990年，30岁的他临危受命，接手了当地的制药厂。

　　彼时，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技术匮乏。孙飘扬大手一挥，下注120万，收购了中国医科院药研所的一项专利，打开了局面。

　　当时，这个数字几乎是企业一年的利润。

　　往事如风。如今，又该下注了。

　　2021年12月21日，一场线上会议正在举行，63岁的孙飘扬被问到——“2021年，中国医药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用一个关键词去描述，你会选择哪一个词？”

　　孙飘扬脱口而出：

　　“压力”。

　　自上市以来，恒瑞医药市值持续增长，2020年一举突破6000亿，孙飘扬家族曾多次当选医药界“首富”。但2021年，恒瑞医药首次出现收入、利润双降，市值更是一度蒸发3000亿元。

　　一个重大影响是，医保药品集采政策加速落地。

　　集采，即带量采购、“以量换价”，主要是针对仿制药，其核心目标之一是，把仿制药的价格打下来，省下来的资金，则可用于创新药采购，从而推动新旧转换。

　　对于以仿制药经营为主的传统药企，这无疑于当头一棒。

　　集采之后，仿制药纷纷大降价。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恒瑞医药仿制药中选18个品种，中选价平均降幅72.6%。

　　靠仿制药打江山的老路，彻底走不通了。

　　2021年7月，已经退居二线的孙飘扬，重新回到董事长的岗位，他定下新方向——创新药和出海。

　　恒瑞的研发、组织加速变革。

　　2021年至2024年，4年间，恒瑞医药在研发下了超300亿的重注。

　　▲恒瑞医药近年研发费用，来源：恒瑞医药官网

　　同时，人员结构也进行了大幅调整。

　　曾经的恒瑞医药，以“销售铁军”闻名。而2020年到2024年，其销售人员从17138人降到8910人，研发人员则从2020年的4721人增至2024年的5598人。

　　更重要的是，孙飘扬拉来了江宁军，任命其出任首席战略官，全面负责创新药国际化、临床研究，和商务拓展工作。

　　江宁军曾任跨国药企——赛诺菲亚太区研发负责人，领导过1400人的研发团队，主导过多项跨国企业研发合作。同时，江宁军也是国内第一批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打造了抗肿瘤药物研发企业基石药业，将其在港交所上市，不过在2022年选择退休。

　　孙飘扬的布局下，大量仿制药研发项目被砍掉，研发重心转移至创新药，创新药BD（Business Development）进程提速。

　　所谓创新药BD，即指通过与外部合作，如在研新药的特许授权、联合研发等方式，降低创新风险，加速创新进程与商业化，让创新更有确定性。

　　2023年，恒瑞医药共达成5起海外BD授权，交易额超40亿美元。而此前多年，恒瑞医药只进行过6笔BD交易。

　　2024年，恒瑞医药创新药销售收入达138.92亿元，同比增30.60%，占公司总销售收入近半。

　　各家传统药企不甘落后。石药集团蔡东晨、复星医药郭广昌、抗生素龙头刘革新……纷纷在创新药上加了注。

　　孙飘扬的老对手——蔡东晨一度表示，“没有创新，就意味着死。”

　　柳传志曾评价蔡东晨是“老虎”，性格上敢做敢为。蔡东晨用人讲究“球场理论”，不论资排辈，而是看竞技状态，行就上，不行就下来。

　　曾经，由于没有完成扭亏目标，蔡东晨将子公司二药的领导班子，全部就地免职。

　　雷厉风行的蔡东晨，打造了一个新平台。

　　2019年3月，蔡东晨从石药集团分拆出的新诺威，登陆A股市场。彼时，新诺威主要从事功能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2023年9月，新诺威收购了石药的另一家子公司——巨石生物。巨石生物是一家创新生物医药企业，以自主研发能力为核心驱动力，专注于抗体类药物、抗体偶联药物（ADC）以及mRNA疫苗等生物制药前沿领域，以抗肿瘤、罕见病等领域为重点。

　　此后，新诺威正式更名为——石药创新制药，成为创新药发展的重要阵地。

　　与孙飘扬一样，蔡东晨找来了一位研发大佬——刘勇军，担任石药集团执行总裁和全球研发总裁，负责研发、管线战略及国际业务开拓等工作。

　　刘勇军曾在信达生物、赛诺菲等多家跨国药企（MNC）担任研发负责人。

　　期间，蔡东晨搭建了双抗、纳米药物、单抗、小分子、ADC等八大创新研发平台，重点下注了抗肿瘤、精神神经、心血管、抗感染等六大领域。

　　BD进展上，2024年10月上旬，石药与阿斯利康就在研心血管药物YS2302018，达成独家授权协议，其潜在最高对价可达20亿美元，即140亿人民币。

　　今年2月，蔡东晨再获大单，旗下巨石生物与RadianceBiopharma签署协议，就抗癌药物srs6005，达成独家授权协议，有望获得的潜在对价，最高可达12.4亿美元，约合90亿人民币。

　　如果顺利，仅两项交易，最高就可获得230亿。

　　在上海，另一位医药大佬郭广昌，也在加速转身。他的打法是，以全球研发布局与行销网络快速超车。疫情期间，复星医药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联合研发了“大爆款”——mRNA新冠疫苗“复必泰”。

　　截至2024年底，复星医药在研创新药、生物类似药项目超80项（按适应症计算），当年其研发投入超过55亿，投入规模是净利润的2倍。

　　值得一提的是，复星医药旗下创新生物制药公司——复宏汉霖，2024年持续盈利，是全国第一家凭借产品销售，实现盈利的18A创新药企。

　　郭广昌投下了较大期许，他曾公开表示，“复宏汉霖，是复星未来的‘珠穆朗玛峰’”。

　　老革命们忙着转型，而牌桌上的新玩家迅速崛起。

　　长期以来，恒瑞医药稳坐A股“医药一哥”宝座。但2025年2月21日，百济神州市值一度达到3107亿元，反压恒瑞，位列榜首，并至今保持领先优势。

　　百济神州不是一家传统药企，而是自带创新药基因的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其背后站着一位科学家创业者——王晓东。

　　王晓东是一名学霸，他1991年获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然后去了“新藤校”埃莫里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诺奖学者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

　　毕业后，王晓东回到西南医学中心，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从事细胞凋亡方面的研究，并拿到了终身教授的职位；2002年，他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医学研究机构——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研究员。

　　1987年，王晓东带着太太开车去华盛顿，在美国科学院的门口，和爱因斯坦雕塑照了个合影。而2004年，王晓东站在这里，进行了荣获院士的演讲，全场科学家起立鼓掌。

　　当年，他41岁，是美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第一位获此荣誉的科学家。他发现了线粒体作为凋亡控制中心的分子机理，这对于癌症治疗有着重要意义。

　　2003年，王晓东与时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邓兴旺，应邀出任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首任联合所长，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中国政府在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战略之一。7年间，他没拿过1分钱的报酬。

　　2010年，王晓东关闭了美国实验室，辞去首席教授职务，全职回国接任所长。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提及，是王晓东的一句话，让他决定回国，“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

　　同在2010年，美国旧金山朋友的一次聚会上，王晓东与欧雷强（John Oyler）相遇。欧雷强在医药市场上“身经百战”，他曾任美国上市肿瘤药公司——Genta的首席执行官。2005年，欧雷强在北京创立了保诺科技，从事研发外包（CRO），并在4年后，以7700万美元出售。

　　王晓东和欧雷强一拍即合，决定在中国创业。2021年，百济神州问世。

　　在百济神州，王晓东是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不参与企业管理，只参与科研有关的事。”

　　创新药研发很烧钱。启动资金很快花完了，欧雷强飞回美国筹钱。经费紧张，为了节约开支，加快进度，研发人员一度把自家做饭的锅拿了过来当设备。

　　王晓东为百济神州定下的方向是——“我们不具备找到原创靶点和原创新药的能力，那至少要在临床前、临床疗效上，做到效果更好。”

　　按照这个思路，百济神州先后在RAF（治疗实体瘤）、PARP（治疗卵巢癌）、BTK（治疗淋巴瘤）等多靶点药物上布局。

　　其中，BTK的抑制剂（泽布替尼）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瘤，一举打破巨头强生公司的垄断，并在全球3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更高的疗效与安全性。

　　2019年11月15日凌晨，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带来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首个中国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泽布替尼，在美上市。

　　至此，中国抗癌药“只进不出”的历史被改写。

　　2024年，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销售额达到26.44亿美元，在公司总营收中占比超六成。该药已在美国、中国、欧洲、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市场销售。

　　▲百济神州营收情况，来源：百济神州官网

　　百济神州登顶A股“新药王”宝座之际，在苏州，俞德超率领的信达生物，也在迅速扩张。

　　61岁的俞德超，同是海归派。他曾在美国多家生物药公司从事新药研发，并于2006年发明了全球首个抗肿瘤病毒类创新药物——“安柯瑞”，开创了利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

　　俞德超，来自浙东天台县街头镇，一个叫雷马坑的小山村，从村里走到有汽车的地方，要6次涉水。

　　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1995年，母亲查出胃癌，俞德超通过各种办法，在国外为母亲买药，最后居然让母亲的肿瘤被治愈了，一直活到了98岁。

　　中美生物制药的差距，也因此赤裸裸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2011年，回国后的俞德超创办了信达生物，一出手就定了一个目标：

　　“做国际标准的大分子药。”

　　俞德超选择的研发路线是——单克隆抗体。单克隆抗体市场很大，目前在研的生物药里面，单克隆抗体的占比一度超过80%。

　　2015年，信达生物两次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达成产品开发战略合作协议，获得首付及里程碑款超15亿美元。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将创新药的国际市场，授权给世界500强制药集团。

　　达伯舒，是信达生物第一款商业化产品。2018年，达伯舒获批上市，一年后即迅速成长为10亿元级别的国产大药。2021年，该药的销售额已经约30亿元。

　　2025年6月，信达生物市值一度超过1300亿港元。

　　王晓东、俞德超之外，一批biotech（生物科技）的中国领军者也在迅速突围、逆袭，让中国大步走向世界医药创新舞台中心。

　　从美国归来的抗体药物研发专家夏瑜，2012年创办的康方生物，上市了全球第一个肿瘤免疫双抗卡度尼利，填补了中国双特异性抗体的空白，公司市值一度接近900亿。

　　曾任辉瑞中央研究院研发高级主管的杜莹，2014创办再鼎医药，推出了全球首款FcRn拮抗剂，产品攻入美国、欧盟、日本等地市场。

　　熊俊等人创建的君实生物，研发了“爆款”PD-1癌症免疫治疗药物——特瑞普利单抗。2024年，该药仅在国内市场，就获得了超15亿元的销售收入……

　　孙飘扬并不热衷资本。自2000年A股上市募集了4个亿之后，20多年里，恒瑞再没从市场融过一分钱。

　　但2025年5月23日，66岁的孙飘扬却站在港交所敲了钟，一把募集资金12.7亿美元（约98.9亿港元），也开创了香港市场近5年最大的医药IPO。

　　想长期坐在创新药的牌桌上，资本支持必不可少。

　　但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市场上的资本对创新药并不热衷。

　　高瓴资本张磊就曾表示，“我们从2012年开始投资生物医药行业，2012年到2016年的4年里，都是寂寞的，很少有人一起在这个领域长期深耕。”

　　张磊，是王晓东的河南老乡。2019年2月亚布力论坛上，他曾当着王晓东的面调侃，认识王晓东之后，才知道什么叫“没收入的公司”。

　　因为创新药的周期长、投入高，所以生物医药公司长期不赚钱，很普遍，这也是不少资本望而却步的原因。

　　百济神州2011年创立，到今天依然处于亏损状态，累计亏损超600亿元。

　　但这并没影响它成为“药王”，这是一个赢在未来的游戏。

　　张磊，也一直重仓王晓东。

　　2014年，张磊下注1000万美元，参与百济神州A轮融资。百济神州上市前，高瓴已参与其8轮融资，是公司在中国唯一的全程领投投资人。

　　其中最大一笔是，2020年7月，百济神州完成了20.8亿美元的股权融资，高瓴资本作为锚定投资者，认购了其中不低于10亿美元的份额，这也是全球生物制药领域最大的股权融资之一。

　　这笔全球最大交易的背后，则是中国创新药的融资环境已彻底改变。

　　拐点，是在2015年。

　　这一年，中国药审改革启动，重点之一是审评审批速度加快。这一轮改革，为创新药的研发打开了政策通道。此前，一款创新药仅仅是审批就或长达数年。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也淡化了“盈利红线”。2018年4月，港交所在主板上市规则中，新增第18A款——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打破了“不盈利不能上市”的桎梏。

　　2019年，中国科创板设立，注册制改革落地，第五套标准允许“0营收”企业上市，更是进一步为生物医药公司开了口子。

　　闸门打开，资本大量涌入。

　　医药魔方InvestGo数据库统计，2015-2024十年间，中国创新药从一二级市场，筹集到的资金总额达到——1.23万亿元。

　　▲2015-2024年期间全球创新药领域一级市场融资概况，数据来源：医药魔方报告

　　一些入场早的资本，则开始赚得盆满钵满。

　　今年3月3日至3月4日，高瓴资本旗下的HHLR Fund, L.P 及其联属实体，减持百济神州H股3224万股，如以3月4日的收盘价152.1港元/股计算，一次套现的金额接近50亿港元。

　　5月9日，HHLR Fund, L.P 及其联属实体，再次出手，减持百济神州1600万股，持股比例从6.03%变更为4.89%，套现约20亿港元。

　　除了上市减持，并购也愈发成为资本退出的重要方式。2024年，国内医药企业并购规模达到22起，比2023年增长了一倍。

　　资本和创业者跑步涌入，助推了创新药发展，也带来了新问题——同质化竞争严重，行业泡沫加剧。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企业研发的靶向CD19的CAR-T细胞疗法，处于I期临床阶段至批准上市的产品共计149款，全球占比达61%；靶向BCMA的CAR-T细胞疗法有74款，全球占比71%，竞争高度白热化。

　　2024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孙飘扬直言，“很多企业都在进行相似的研发项目，导致进入临床后，大家都在抢占相同适应症的受试者资源，互相抬价”。

　　“就连试验用猴子的价格也曾飙升到二十几万”。

　　蔡东晨也曾发文表示，“PD-1、CAR-T等热门领域同质化竞争严重，临床资源浪费与低水平重复研发并存，部分创新药缺乏高质量临床数据支撑临床价值。”

　　在政策和资本的助推下，截至2024年年末，中国企业研发的活跃状态创新药数量，累计已达3575个，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首位。

　　但创新药并不能一蹴而就。

　　从市场份额看，一份券商研报显示，2024年美国创新药销售额，占全球超50%，而中国，仅占3%。

　　▲中国创新药市场规模未来测算，来源：东吴证券研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资本虽然对于创新药较为热衷，但仍偏好短期收益，导致创新药早期基础研究资金匮乏。

　　目前资本退出的机制，较为依赖海外授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土创新生态的活力。

　　创新药的发展，不只是药物的研发，也需要机制的更新换代。

　　不过，相比全中国也没有一个重磅级创新药的当年，创新药所经历与发生，乃至付出与承担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中国创新药也必然继续加速奔跑。

　　事实上，王晓东当初回国发展，也并非特别顺利。北生所游离于体制之外，而百济神州也曾资金紧缺。

　　首都医科大学原校长饶毅，曾在2011年发表一篇博文——《一个成功的研究所为何被边缘化》，反映了王晓东当时的处境，一度引发热议。

　　但日子依然有灿烂的一面。创办的前10年，北生所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2011年，美国休斯医学研究所宣布，经过多个国家700多位学者的竞争，27位最终获选国际青年科学家奖，中国获奖人数最多，共7人。

　　而其中，4位来自北生所。

　　每年年底，王晓东总会与学生们“整点儿奇活”——2015年推出《小苹果之狗血基情版》，2018年的“魔性”抖肩舞《CoinciScience》，2022年的贺岁大片《苦行僧》。

　　期间，他会背着一个写着“尿素”的袋子演出，拿起吉他唱上一段rap，放声大笑。

　　在学生的身上，总能看到王晓东的影子。

　　邵峰，王晓东最早的学生之一，2015年，43岁的邵峰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

　　2020年，邵峰走出了实验室，创办了炎明生物。2023年，炎明生物A轮融资达到7亿人民币，是当年A轮融资额度最高的之一。

　　王晓东曾表示，北生所出来创业的科学家，已有7人。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