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伊衝突 看香港的士業不思進取

作者：王辑宪 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从世界制造业转移到自由行推动香港零售商业物业价格到顶峰，时代赋予同时你得接得住，曾经辉煌的也可能没落挨打。

上周兩條完全不搭界的新聞讓我浮想聯翩。

一條是國際新聞：以色列不顧國際公約，隔着1500多公里，軍機完全無視所途經的兩個國家，突襲德黑蘭，定點清除了伊朗軍方最高首領、核設施和核工業科學家，開了不合法但以高科技、精準情報、高精度打擊的戰爭行為先例。

而伊朗完全無力反擊：一些無人機還沒有到以色列，就被約旦擊落，而自己首都德黑蘭卻遭以色列戰機盤旋兩小時，選點轟炸。

另一條是本地新聞：香港的士業界「代表」獅子開大口，不顧全社會對出租車服務落後於時代電子支付化、網約化的要求，提出要政府500萬元一個買回所有的士牌照的無理要求，引起公憤。

這兩條新聞的共同之處，是時間推移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差距。

伊朗這個曾經在中東不可一世的泱泱大國今天落到這種被人欺辱的地步；而香港這個在世界上公共交通排名世界第一的國際金融中心，竟然在技術和管理都已落後於鄰居深圳的的士業，有人不思進取，還為自己私利跑出來要挾政府。

的士牌不應成炒賣商品

的士是一種公共服務。

其牌照本來不應該成為炒賣獲利的商品，因為壟斷和炒賣會導致的士價偏高，降低了的士的競爭力和吸引力，從而減少了的士司機應有的收益。

香港的士牌照問題始於1964年政府最初的錯誤：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將全部的士牌照拍賣。在明知道的士車牌炒賣和人口需求可能繼續增長的情況下，仍然在1998年起停發的士牌照，這是政府的第二個錯誤。

目前市面只有18163輛的士，包括15250輛市區的士（紅色）、2838輛新界的士（綠色）和75輛大嶼山的士（藍色）。

由於牌照沒有年限並可以自由買賣和毋須繳納印花稅，導致車牌長年被作為投資品炒賣，最貴時達600多萬元。

去年「香港01」已有文一針見血指出，「特區政府確實不曾直接打壓的士司機，但卻長期默許這套剝削的士司機的制度，無疑導致的士司機與乘客共同分擔被車主剝削的結果」；「的士牌主將炒牌成本轉嫁租車司機，迫使司機和乘客陷入「司機收入低—服務差—乘客埋怨—流失更多客—收入更低—服務更差—社會怨氣更大」的惡性循環，更積聚的士和網約車之間的仇恨，種下社會衝突禍根」。

謝謝科技進步，網約車的出現，破了這個壟斷局面，不僅增加了供應，提供手機線上叫車，還跟上了時代，採用電子支付。

某種程度上網約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是，政府遲遲不落實正式措施，也沒有能夠採取任何有效措施，迫使普通的士改善服務，至少做到所有出租車都同時接受現金和電子支付。

糾正拍賣的士牌照的錯誤，是有例可循的。

例如，深圳學了香港的錯誤做法認識到問題，就將無限期牌照改成有限期，隔幾年重新發牌時，再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牌照數量，這樣就斷了投資人靠牌照收租盈利、靠炒賣牌照賺錢的路。

本專欄今年3月〈網約出租車可以成為智慧都市的亮點〉一文就指出，世界上不僅有深圳，還有很多改革模式可以參照，讓街招車（即傳統的士）及和網約車和平共處，為市民和遊客提供最多元化和最好的服務。然而，至今為止政府的立場不清晰，行動不果斷。

這是不是特首提出未來要加強實行高官問責制的原因？

我把香港的士業落後於時代、落後於中國內地很多城市的現狀，與突發的以色列—伊朗戰爭相提並論有些誇張，但2025年來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劇變的階段。

推動這個劇變的，有AI技術進步和網絡應用平民化全球化因素，也有各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和國家之間矛盾的激化，導致金融和貿易的動盪；更有內地新冠疫情後嚴峻的經濟形勢。

香港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市場化的社會。

經歷國際大動盪也不是一次兩次，雖然比強政府的新加坡更脆弱，波動更大，但次次都可以活過來，變得更好。

可以把香港比作一座商業大廈，經濟蕭條時，租客有倒閉走人的，也有看到機會後新開張的。而有能力捱過來的店舖或商場，還有商業大廈本身，都會趁低潮時做一輪「裝修」，跟上新時代的需求。

香港作為一個整體就是這樣：有的行業不行了，比如九十年代的製造業，其他行業又出現了，比如金融業；更多有根基的，則省吃儉用加上更新改造，跟上時代再來過。

例如，今天的郵政系統，不做跨境電商，就沒落了，那就急起直追，更新設備和網絡，進入新市場；貨物不走香港港口了，物流業界就要轉型多做空運和利用香港這個天然的中國境內關外的「海外倉」做增值服務。

業界似比政府更靈活快速，像會展業和旅遊業，各種國際市場新產品的展覽和新潮文體活動正在以網紅等新的線上線下聯動方式帶起新消費經濟。

須讓香港變得更香港

面對全新和不斷震盪的外部世界，香港這座屹立多年的大廈「重新裝修」或「翻新」，要做的無非是兩類事情，一類是補短，比如徹底改革的士牌照制度，實現電子支付、網約和各種順應潮流的新服務，補足香港交通服務中最弱的一環；再如，利用舊工業樓宇改造、清查清退不合理佔用公屋等手段，削減劏房等惡劣居住人口。

另一類更重要，是如何發揮「一國兩制」優勢，讓香港變得更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就決定保留香港，鄧小平再次確立「一國兩制」這一決策，其英明之處，就是看到香港的不同，才是國家的需要。

因此，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風雲變幻中不斷發揮香港所長，做內地做不了的事情。

這才是衡量特區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水平高低的尺子。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