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百年图景：被革命反复爱过

第一章：卡加尔王朝的崩塌与历史转折

卡加尔人本是游牧在土库曼草原上的突厥人，在族源上和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等等是近亲，1794年卡加尔人以异族身份入主波斯，恰如满洲人定鼎中原，两者皆披着古老文明的外衣，骨子里延续着草原王权的统治逻辑。

当欧洲列强的炮舰劈开波斯湾与渤海湾的海面，巴布教起义的烽火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燎原之势，在东西两个文明古国的编年史上刻下相似的创伤印记。双方推行的自上而下改革 —— 尼扎姆・贾迈勒新政与百日维新，最终都以革新派血染刑场的悲剧落幕。

20世纪初的波斯，陷入沙俄与英国的瓜分危局。里海沿岸的沙俄骑兵与波斯湾畔的英属印度军队，将这片古老土地分割成殖民势力范围。1905 年的对马海战成为历史转折点，日本立宪制度对沙俄专制制度的胜利，如惊雷般震动亚洲。 "宪政强国" 的理念迅速在德黑兰、伊斯坦布尔与北京的知识阶层中传播。

对波斯而言，1905 年的国际格局剧变恰如天降甘霖，为其立宪运动提供了难得的外部土壤。国内政局的微妙裂变则为立宪运动铺设了内部通道。

彼时的卡加尔王朝正处于权力交接班的风暴眼：老国王穆扎法尔丁・沙已被肺结核折磨得形销骨立，每日需靠鸦片缓解病痛，对朝堂纷争早已心力交瘁；王储穆罕默德・阿里则如蛰伏的猎豹，觊觎王位已久。他的最大政敌 —— 保守派首相阿明・苏尔坦，不仅掌控着宫廷近卫军，更代表着波斯传统权贵与宗教势力的利益链条。为打破僵局，王储将目光投向新兴的立宪派 —— 这群聚集在德黑兰烟草抗议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与商人，虽无兵权，却深得民心，更与驻德黑兰的英国公使馆暗通款曲。

英国的支持并非偶然，伦敦方面早已洞悉卡加尔王朝的朽败，试图通过扶持立宪派构建亲英政权，以制衡沙俄在波斯北部的扩张。当王储的密使与英国公使在深夜会谈时，波斯湾的英国舰队正悄然向巴林集结，这种武力威慑与外交暗示的双重策略，让立宪派的请愿书更具分量。

而病榻上的老国王面对儿子与首相的党同伐异，也实在无心再去管朝廷上的路线纷争，只求能安心走完自己最后的人生。1906 年 8 月 5 日，老国王颤抖着在《基本法》上加盖玉玺，羊皮纸的墨迹未干，他便在宫女的搀扶下返回寝宫，十日后在德黑兰城堡的夜莺啼鸣中溘然长逝。

权力真空迅速被王储与立宪派填补。穆罕默德・阿里以 "宪政捍卫者" 的姿态进入议会大厦；当阿明・苏尔坦的马车在德黑兰街头遭遇刺杀，血染长街之时，新王正主持着首届国民议会的开幕式。

这幕权力更迭的戏剧很快传到东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编辑室里奋笔疾书，将波斯立宪称为 "亚洲新生之曙光"，字里行间满是对光绪帝 "后死帝继" 的隐秘期盼。

但国王与议会很快围绕权力分配爆发冲突，演变为持续数年的内战。王室召集游牧部族武装 "勤王"，议会则以 "护法" 名义组织德黑兰市民组成民兵，在古桥与巴扎间构筑街垒。

俄国于1879年协助波斯建立一支部队，名义上是为波斯王室服务，实际上长时间由俄国军官训练和指挥，这支部队被称为波斯哥萨克旅，这里的“哥萨克旅”其实是俄国输出的一种军事模式，主要由波斯本地士兵组成，俄国人担任军官，军事制度、战术操练、制服样式都模仿俄国的哥萨克军队，甚至说哥萨克口令。

哥萨克旅在关键时刻倒向王室，用火炮轰开议会大厦的拱门，但在次年议会军反攻回德黑兰，国王逃回土库曼斯坦的草原部落，试图重建卡加尔武装，却在阿斯达拉巴德战役中被议会军彻底歼灭。

国王终于退位，议会拥立未成年的太子， 实行虚君共和，趁机推动改革：废除宗教法庭特权、颁布世俗教育法、规划纵贯波斯的铁路线，德黑兰的咖啡馆里充斥着《波斯未来图景》的热烈讨论。然而民族主义激情下的改革，很快触碰到英俄殖民帝国的利益红线。

波斯议会1911 年，聘请美国政府推荐的摩根・舒斯特担任财政总顾问，力图整顿国家财政、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同时向瑞典王国求援，组建由贡纳・荣格上校率领的 "财政宪兵队"。 这支身着普鲁士式制服的新军，本欲制衡俄国哥萨克旅与英国南波斯军的武力垄断，却遭到伦敦与圣彼得堡的联合绞杀。

英国公使以 "保护侨民" 为名，将印度陆军第 16 旅开进阿巴丹油田；哥萨克旅则占领德黑兰北部要塞，两国在 1911 年 12 月发出最后通牒，逼迫波斯驱逐美国顾问。当摩根・舒斯特在英国炮舰的监视下登上离开轮船时，幼主在英俄使节的 "建议" 下宣布亲政。

政局一变而为王室与议会共治的二元格局，沙俄指挥的哥萨克旅的军靴踏过议会广场的石板路，英国训练的南波斯军控制着产油区。

延至一战，波斯政局这团剪不断、理还乱的麻线还没来得及抽顺，舞台上便登场了一位新角色——德国驻波斯公使。此人颇有点“波斯的劳伦斯”的风范，甚至更胜一筹，因为他更具幽默感。

他一本正经地对波斯人宣布：整个德国，包括我们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内，现已全体皈依伊斯兰教，并准备领导信众们共同反抗英俄的殖民压迫，就这样，“哈只威廉”（朝觐者威廉）的尊号迅速传遍波斯大地，清真寺的毛拉们在每一次礼拜中不遗余力地为德国的胜利祈祷，嘴里念着“安拉胡阿克巴”，心中却浮现着威廉二世骑着举目望天的骆驼，穿越沙漠去麦加的模样。

后事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英军和他们一手扶植的“南波斯军”火速开赴德黑兰，先下手为强，控制了国王的行动。德军则扮演了“支援革命”的角色，把游击队、财政宪兵队和国会代表一起转进了圣城库姆，两边一拍即合。与此同时，沙俄军官指挥的哥萨克骑兵旅也不甘示弱，与奥斯曼土耳其的部队在波斯境内开战。更乱的是，俄国很快自己也玩脱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旧帝国灰飞烟灭，红军与白军大打出手，战火顺势烧入波斯北部。苏维埃政权干脆在那儿扶植起一个“波斯苏维埃共和国”。

战后世界秩序初定，波斯这片古老大地却依然身陷泥淖。北边的苏俄红旗招展，南方的英帝海军威仪不减，德黑兰中央政府则被这两股新旧霸权势力夹在中间，尤其令人头疼的是，战后摆在桌上的两份条约——《英波条约》与《苏波条约》——其实质都不出二十一条之范畴。

议会诸公对此心知肚明，纷纷在签与不签之间左右为难。一旦签字，等于自断脊梁；可若不签，又面临外强施压，内乱纷起。于是他们选择了东方传统智慧的操作模式：拖、耗、等。每日议而不决，议而无果。

就在这政治僵局中，变局从天而降，哥萨克旅，此时成了一支无主孤军。原本靠俄国财政喂养，如今俄国内战一片狼藉，沙皇全家领了盒饭，他们的薪饷便成了悬案。于是这支军队“饿了”，而历史告诉我们，饿肚子的军队比饿肚子的百姓更危险。

带头“讨饭”的，是哥萨克旅中一位名叫礼萨的军官。出身寒微，少年曾为牧童，成年后混迹军中，以悍勇著称，脑子却远比一般粗人要灵活。他带着一众缺饷兄弟去往德黑兰，原本的目标不过是讨薪维权。未曾料想，首都防务空虚如纸糊，中央政权一击即溃，军队没等交火就缴械投降。

常人十年谋划换不来一丝风向，结果一个放羊娃却靠要饭登堂入室。礼萨从此跃然历史舞台之上

礼萨掌权后，政治格局随之剧变。英俄两国本已厌倦与国会派、地方酋长、教士集团等多头势力角力，反倒对这位铁腕强人产生某种“战略容忍”。毕竟，在他们眼中，一个可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签得了条约、压得住地方、搞得起财政的军人，比一群高谈阔论、动辄罢会的议员要“实用”得多。

于是，英苏心照不宣地“默认”了礼萨平叛统一的行动，将其描绘为波斯重建国家秩序的“必要步骤”。而礼萨自然也不客气，将这份“默契”转化为铁与火的通行证，一路扫平四方。没过几年，这位讨薪将领已经成为“民族英雄”，几乎无人再提当年他是靠军队讨账起家的小角色。

至此，国王也好，议会也罢，都不过是橱窗里的古董。权力这部剧目，换了导演，换了剧本，换了演员。礼萨本人则端坐于剧场中央，冷眼看宪政、共和、三权分立这些“进口政治概念”在波斯如花火般绽放一瞬，然后熄灭于尘埃。

虚君共治？早已成了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立宪民主？不过是十九世纪那场“大梦”的余音。

而真正留下来的，是礼萨的军靴，是他的敕令，是他的名字——以及一个崭新的、带着强烈个人印记的王朝：巴列维。

第二章　王权革命

若有人不解：王权本是专制之代表，为何还需要“革命”？那大概是未曾细读东方历史，革命，不必总是为了推翻旧秩序，也可以是为了确立一个更听话的新秩序——属于“我”和“我儿子”的那一种。

于是，便有了这场“王权革命”。它的目标，简单粗暴：驱逐卡加尔残余、根除黑袍权威、铲平神权旧制、铺上铁轨、拉起警察、灌输民族认同，并在古波斯的黄金时代与现代雅利安血统之间，建起一座认同的立交桥。

最初，礼萨其实是想走土耳其的路子，来个“共和国”。不过在波斯语语境下，这三个字大概意味着“得罪所有毛拉”。而礼萨本人，家无显祖、族无经籍，与神权阶层更无瓜葛。若真立了共和国，恐怕毛拉们明早就能把“反伊斯兰”的帽子扣得他连头皮都剥落三层。于是，现实主义者礼萨很快妥协：王冠我戴，宪法你们写，话语权我来定。王制重启，但这不是卡加尔复辟，而是“礼萨化”的新王朝：披着古制外衣，干着现代国建之实。

礼萨的“新国家三部曲”，姑且称之为“托古—民族—世俗”三张牌：

第一张，托古牌。他挖出了早已淹没在史书中的“巴列维”王朝——一个若说真实存在，恐怕连大流士听了都会蹙眉；但若说它子虚乌有，也对不起“民族正统”的这份努力。总之，礼萨成功地为自己制造了一条虚构但光彩照人的血统谱系，将王位披上一层安息帝国的金箔。

第二张，民族牌。1935年，礼萨宣布将国号从“波斯”改为“伊朗”，意为“雅利安之地”，配套的，还有文化“再教育”：推崇拜火教，扶植琐罗亚斯德传统，主打一个“非伊斯兰”的复兴浪潮。穆斯林士人听了直翻白眼，但礼萨不管：我不是要你们信拜火，我是要你们别再以教为尊。

第三张，世俗牌。这张牌打得尤其猛。一纸法令，男子不准戴头巾，女子不得蒙面，曾经庄严肃穆的黑袍白纱，一夜之间成了街头违法服饰。尤其引人侧目的改革，莫过于废除一夫四妻制，1931年《婚姻法》限制多妻制，规定娶第二妻需法院批准，旨在逐步推广一夫一妻制。

在国家构建之外，外交上礼萨也很懂得权力平衡。他深知英苏是老狐狸，左勾右踢只会被榨干榨净。于是，他转向“第三势力”——既非殖民老爷，又有工业基础，还懂政治审美的德国。更何况，“雅利安兄弟”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对德国人胃口了。于是，从1930年代起，大批德国工程师、军事顾问、技术专家纷至沓来，不仅让伊朗的铁路、电力和军事建设获得提速，还让英苏双霸顿生危机感。伦敦与莫斯科的情报人员此时天天加班，茶都没空泡。

伊朗的“黄金十年”由此展开，一度看上去仿佛真的可以在礼萨的铁腕与雅利安美学中，稳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礼萨·巴列维的好运终于画上句号。战争初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尚存，伊朗凭借中立国身份，成功将战略物资借道苏联输送至德国。这种坐收渔翁之利的地缘操作让礼萨信心满满，自以为可凭中立之术左右逢源，继续维持他那苦心经营的“第三方平衡外交”。但历史的车轮很快压过了这份侥幸：1941年，苏德交恶，德军挺进高加索，而伊朗作为欧亚枢纽国家，顿时从“调和中介”变成了“战略要道”。

在伦敦与莫斯科的眼中，这个心怀鬼胎的“中立国”不过是个装傻的路障。于是南方的英国与北方的苏联达成默契，以“肃清纳粹势力”为名，向伊朗提出最后通牒：交出境内所有德国专家，立即断绝与柏林的一切联系。礼萨国王以国际法与外交礼仪为挡箭牌，主张将德国人“体面”遣送出境，移交给土耳其。但英苏对此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清场”而不是“送客”。

谈判破裂，两国遂发动“盟军伊朗入境行动”，从南北双线推进，迅速逼近德黑兰。礼萨国王无力抵抗，被迫退位，随即被流放至英属毛里求斯岛，一身威风散落在热带海风中。王位则由其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这场宫廷更替的直接诱因，归根结底是那批德国技术顾问，而其结局则颇具宿命色彩：一半被苏联人"请"到西伯利亚，另一半则被英国人送到澳大利亚。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之初，普遍将其视作“纸糊的王冠”“英苏人偶”，国家被苏英美三国共管，苏军在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扶植卫星国，又支持伊朗人民党（伊共）在内部搞风搞雨，英国在南部建石油公司，大发横财，美国人倒是文明一点，驻扎首都，公买公卖，但美国人初来乍到，不懂东方人的脾性，最喜欢在俱乐部里办舞会，泡波斯美女，虽然当事男女两厢情愿，但一下子成功超越英俄，成为波斯民族主义的“头号公敌”。

二战结束后，巴列维国王并未继续当吉祥物。他借助美英势力之助，亲自率军北征，平定苏联支持下的分裂政权，接着南下收复胡泽斯坦与库尔德斯坦，一时间俨然成为“豹子头·巴列维”。这位昔日的高衙内摇身一变成了手持虎符的真命天子。王室从“临时保管”中重拾权柄，波斯的王权大厦再次巍然耸立。

然而，内患从未远离。战后的政治舞台悄然换人登场，一位西装笔挺、风度翩翩的前朝遗老——穆罕默德·摩萨台，走入了聚光灯下。他是卡加尔王朝旧臣之后，父亲曾任财政大臣，母亲是公主，生于贵族，长于欧洲，思想上是温和共和派，现实中是西方大使馆的座上宾。他的上台，源于美国人的青睐，被任命为首相——也正是这位“西化官僚”，将伊朗政局推入新一轮的王权与共和之争。

摩萨台的路线清晰明确：推动石油国有化，摆脱英国控制，同时通过宪政手段削弱王权。他将巴列维国王指认为“英帝代理人”，而自己则成为民族独立的代言人。1953年，巴列维仓促发动兵变，试图解除摩萨台职务，兵变失败，被迫出逃罗马。眼见王权风雨飘摇，共和似将降世。

天无绝人之路，国王出逃次日，伊共即策动群众在街头呼唤人民大民主，其实际企图昭然若揭——复制十月革命剧本，实现由封建国王——临时政府——苏维埃的三段式跳跃，摩萨台的本意，是由看守内阁平稳过渡到共和政府，现在摆在共和派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按伊共的节奏走，最后陪上自己的老命，要么与国王妥协，把所有的一切重新纳回王权轨道。

于是，政局迅速反转，王权还魂。这场跌宕起伏的政治戏码，四天内完成了三次权力切换：国王——共和——复辟，令人目不暇接。最终，烫手的王冠还是重新戴回了巴列维国王的头上。

第三章　白色革命

在复辟之后，巴列维国王面对的局面，说是四面楚歌都嫌温和。北方有红色幽灵徘徊——苏联与伊人党虎视眈眈；国内又有一群黑袍人昼伏夜出，在清真寺里煽风点火、念念有词。在这红与黑之间，国王自上而下地掀起一场“白色革命”。

所谓“白色革命”，是一套经典的土地改革套餐：政府出钱赎买地主土地，让地主老爷们体面进城——开银行、炒股、办工厂，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前锋；而分到土地的贫农，也被打造成新一代“忠君爱国”的自耕农，配有国家统一发放的农具、种子、化肥、农贷，外加“现代农业技能培训手册”。

起初，这招的确有效。红色左翼分子本来靠土地问题打舆论战，如今却被国王抢了风头，顿觉无从下嘴。红色革命的种子被剥了一层皮，不少人只能沦为咖啡馆里的愤青，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

然而，土地分了，人口却增长太快，土地却无法增加。到1977年底，伊朗总人口中竟有一半未满16岁，三分之二在30岁以下，其中又有过半出生于农村。

国王也不是傻子，一方面大幅度扩军，试图用军营“消化”农村剩余人口；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工业化，希望把田间地头的壮劳力变成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但农村剩余人口终究是太多，大量年轻农民工蜂拥而至城镇，却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蜷缩在棚户区里，成为“不被定义的存在”：不上学、不参军、不经商、不种田，只有愤怒和失落。

于是，农村社会悄然裂解为两个世界。一边是藉由土改而兴起的富农与小自耕农（有地农民），以及从军的农村子弟（领饷农民），成为王室最忠诚的社会根基；而另一边，是没能分到蛋糕的年轻人——失地、失业、失望，只剩满腔怨气。他们在城市里聚集，和失落的巴扎商人、小手工业者、被现代化甩下车的旧阶层混杂成一团，构成了德黑兰乃至全国各大城市边缘地带的“怨恨共同体”。在这群人眼里，王权是冷漠的，现代化是遥远的，只有清真寺的宣讲还保留一丝安慰——他们可以什么都不信，但不能不信真主。

城镇的阶层分化也在悄然进行。十余年改革催生出一批受过教育、有点资产的“中产阶级”：他们住公寓、开雪佛兰、喝美式咖啡，在大学和公司里谈改革、论宪政。他们希望国家像西方一样“法治”“民主”“自由”，却屡屡在王室的裙带资本面前吃瘪——结果是对制度失望，却尚未对国家绝望，于是高举“自由派”大旗，提出要限制王权、清理贪腐、宪政选举。

至于工人阶层，就没那么温和了。尽管伊朗当时自诩“新兴工业国”，一名普通产业工人月薪达400美元，看似丰衣足食，但比起“留学归来”的工程师（3000美金）、政府公务员（4000美金）、空降来的外籍高管（8000美金），这点薪水不过是活得像人，却没有人的尊严。

失业率持续上升，工人怨气越积越深，正是伊人党等左翼势力乘虚而入的好时机。于是各类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头，打着为工人谋权利的旗号，实则渗透进每一个大型工厂，把经济诉求和政治动员绑在一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工会中的许多骨干分子，竟是曾经被白色革命“洗劫”过的地主二代。

如此一来，伊朗的社会板块悄然错位，裂缝如蛛网蔓延。王权在现代化的烟雾中行进，表面蒸蒸日上，实则脚下浮沙如雪，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天塌地陷。

就在这场社会改革工程进入第十六个年头，伊朗王朝似乎眼看就要在改革中“开花结果”的时候，天不遂人愿，76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卡特，一个对人权充满信仰的前农场主，有着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单纯；美国不再无条件做伊朗的后台老板，而是频频向巴列维施压。卡特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你们在经济上已跻身“准发达国家”行列，那政治制度也不能再用“东方专制”这一老古董了。卡特的逻辑很美国式：既然你们喝可口可乐、穿李维斯、买波音飞机，那为什么不搞宪政选举和新闻自由？

国王左右为难，最终只得妥协。他撤换了顽固的保守派首相，换上了温和改革派。政治空气一旦放松，那些多年积攒怒火的政治派别便像雨后蚂蚁一样，纷纷钻出地面，开始狂欢。最先上台面的是民族阵线，这一派算是伊朗民主老字号，由当年摩萨台创立，主张在宪政框架内约束王权，是那种“骂你但还尊重你”的人。接着登场的是“自由运动”，这帮人理论更激进，口号更响亮，行动也更躁动。

既然王室打开了闸门，那自然也不能禁止红的、黑的进场。伊人党如愿浮出水面，借工会组织发动群众。而黑色阵营，也迎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时刻——霍梅尼再度回到聚光灯下。

这位流亡海外的什叶派教士，本是宗教圣地库姆神学院的领军人物，出身宗教世家，自幼笃信真主，口诵经文，身披袍服，一度是神学界的“活圣人”。流亡岁月中，他不仅没被遗忘，反而在信众中越活越像传说。他以什叶派的“伊玛目学说”为基础，发展出一整套结合神权与群众动员的新理论，简明扼要却逻辑自洽：只有真正的宗教领袖，才有资格管理政权。政教合一，从此不仅仅是伊斯兰兴起初期的历史，而是未来。

与此同时，王室也为反对派送上一项项猛料，或者说，反对派爆出一项项王室的猛料：孪生姐姐阿什芙尔公主，出身王族却活得像个地下教父。她坐拥海湾地区最大的赌场，还传说在边境经营鸦片种植园，面首成群，黄赌毒俱全，堪称“东方的拉斯维加斯女王”。她的府邸灯红酒绿，犹如《一千零一夜》的堕落版。

至于王后法拉，那是更为精彩的故事。她幼年丧父，与母亲寄人篱下，后来远赴巴黎学艺术，白天上课，晚上兼职，在当时一位伊朗首相公子开的俱乐部里担任“文化接待”——实际上是“高级应召"。国王被好莱坞女星甩了，情场失意之际遇上法拉，于是一夜之间凤凰飞上枝头，变成了伊朗第一夫人。

而这位王后，也没有辜负“穷则思变，达则炫富”的东方传统。她热爱珠宝，钟情名牌，常年包下欧洲高定系列，并亲自操盘国内最大的珠宝分销网络。法拉一家鸡犬升天，国舅主宰全国工程招标，老丈人管控重工集团，至于那位老太太——王后的母亲，更是奇怪，原本德黑兰大学的学生伙食由王室赠与，自从老太太主理后勤之后，王室赠与常被倒卖到黑市，变成老太太的私房钱。

伊朗社会已如一锅即将沸腾的浓汤，77年底，蒸汽上升，锅盖颤动，白色革命的引擎开始失速，王室的光环开始黯淡。每一个街头巷尾的低语，每一位神学院学生的眼神，都在预示着风暴将至。

第四章　黑色革命

当时伊朗知识分子圈里，最风头正劲的莫过于自由派律师巴扎尔甘。这位老资格的温和反对派，与其他五十名同仁联名上书，抗议王权干预司法独立，紧随其后，一大批作家与知识分子也仿佛突然苏醒，联署发表宣言，要求新闻自由。

作为回应，国王决定“以文驳文”。他出版了新书《走向伟大的文明》，书中措辞铿锵，义正词严：“在我们的民主生活中，个人的自由是同秩序和社会纪律不可分割的。 每一个公民享有最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我们的民主是一种合法自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破坏和谋反。。。。。。他们正在从事针对他们国家的破坏，甚至谋杀等行径，这自然有利于外国利益。”

但可惜，读这本书的人越来越少，而走上街头的人却越来越多。

1978年伊始，形势急转直下。1月，宗教圣城库姆爆发反王游行，抗议一篇侮辱霍梅尼的官方报纸文章，标志革命开端。信众从清真寺涌向街头，嘴里念的不是祷文，而是口号。

到了2月，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爆发族裔冲突，军警镇压导致数十人死亡。3月，德黑兰加斯尔监狱的政治犯群体绝食，舆论哗然。整个国家仿佛被一种说不清的愤怒缓慢点燃。

到了4月，国王不甘示弱。他召集御用复兴党，于大不里士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集会，军队与公务员动员来的现场群众挥舞国旗，高喊口号。然后他逮捕了一批反对派知名人物，关停了集会场所，并任命一位出身宗教世家的温和派担任新首相，希望用胡萝卜配大棒的传统法术，让局势重新听话。

果然，四月末到五月中，局势稍有缓和。于是国王信心回升，在接受美国周刊采访时自信满满：“我有70万军队、全国工人和绝大多数人民支持。再给我10 年时间，伊朗就是先进国家。”

就在他以为乌云已散的时候，一颗来自地狱的种子在八月悄然发芽。就在斋月即将开始的前夜，伊斯法罕城中流传一则离奇谣言：国王从以色列借调来了犹太突击队，要突袭清真寺。这种话听起来荒谬，但当街头信息传播不靠逻辑而靠愤怒时，任何谣言都有变现实的魔力。

当晚，愤怒的青年手持汽油瓶涌入街头，烧银行、砸警局、毁影院——后者尤其被视为“西方堕落文化”的象征。这场骚乱成为暴力革命的序曲，局势迅速升级。

九月，德黑兰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9月13日，“黑色星期五”，无数市民聚集在市中心贾勒广场（Jaleh Square）。军警奉命清场，开枪镇压，血流成河，数百人死于非命。此后“黑色星期五”成为伊朗革命运动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一道分水岭。很多人至此不再相信改革，转而相信革命。

更悲催的是，同月霍拉桑省又发生大地震，天灾叠加人祸，仿佛上天也在弃王而去。

十月，伊人党正式登场，号召全国总罢工。各大城市工会响应，炼油厂、铁路、机场接连瘫痪。军队疲于奔命，王宫焦头烂额。十月16日，国王宣布有限特赦，释放部分政治犯，并将复兴党重组为“新社会党”，同时成立反腐委员会，撤换部分部长。

十月29日，星期日，滨海小城阿莫尔。一则新谣言点燃了街头：萨瓦克殴打一名青年。当天中午，学生、青年手持棍棒走上街头，冲击当地萨瓦克办公室。这场“阿莫尔事件”成为群众自发抗暴的模板，从此在全国复制粘贴，遍地开花。

进入12月，一份王室家族与高官在国家银行的秘密账户清单被泄露，全民哗然。

12月，德黑兰爆发了百万人规模的抗议浪潮，街道沸腾如海，天空低沉如鼓。国王坐着直升机在市区上空巡视，看着脚下汹涌人潮，问随行的军政府首相艾资哈里将军：“街上全是反对者，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呢？”将军沉默片刻，回答：“陛下，他们都在家里。”

如果说1978年只是风暴前的乌云翻滚，那1979年才是真正暴风眼的到来。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由德黑兰飞往开罗，他没有带走王冠，也没有带走权力。他只带走了一个大行李箱和一颗尚未认清现实的心。临走前，他留下一个堪称精致的权力摆设：任命由民族阵线的老牌民主派巴赫蒂亚尔任政府总理，同时保留军队的“忠诚”，实际上，军队内部已分裂。

另外一个阵营也悄然成形——由巴扎尔甘、伊人党和霍梅尼组成的“白红黑三角同盟”。三方风格迥异：白的是留洋归来的自由派老学究，红的是苏联口音未改的左翼革命者，黑的则是从清真寺走出的神权鼓手，

到了1月底，局势加速溃散。支持革命的空军士官生和忠于王室的部队在德黑兰发生火并，子弹飞舞，口号齐发。

此时，美国施压忠于王室的军队将领，巴赫蒂亚尔政府维持了37天后轰然倒塌，霍梅尼回国，巴扎尔甘“临危受命”，成为临时政府总理。白色暂时胜出。

围绕即将举行的全民公投，联盟分裂。

根本分歧在于，若把此前十五年的改革比做一场赛跑，代表新兴中产阶级的自由派认为，前国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造成比赛不公的关键因素，但比赛本身没错，现如今驱除了黑哨，比赛可以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但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认为，比赛本身就没有举行的必要，只要有比赛，就会产生两极分化，有违伊斯兰人人平等的本义初衷。红色左翼则反宗教，也反“资产阶级民主”，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骑墙偷鸡，结果却是双手空空，墙也塌了。

2月初，自由运动牵头，在德黑兰纪念“世俗教父”摩萨台逝世二十周年。霍梅尼则下令将大量武器下发至德黑兰城郊“边缘群体”——城市贫民、失业青年、外地流民。他们组成了一支全新民兵武装：伊斯兰革命卫队。

3月8日国际妇女节，一万五千女性在白派鼓动下，高举女权主义的旗帜，在德黑兰街头进行挑战男人底线的大游行；另一部分女性（特别是传统家庭女性）则穿戴黑色头巾，高举伊玛目画像，他们相信霍梅尼会“救她们于西化腐败”。伊斯兰革命卫队突如神兵天降，整个世界立刻清静了！

随后全民公投如期举行，霍梅尼提出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赢得了压倒性支持。支持者主要来自于过去在白色革命中被边缘的穷人、失败者和虔诚信徒。他们不想要现代性，不相信市场，只信真主。

4月1日，伊朗正式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一个神权共和国，一个安拉拥有主权、司法与检察，属于宗教法学家，立法与行政，则来源于人民意志的体现，经由普选产生。而三权又都需置于最高宗教领袖裁断之下的混合体制诞生了。

在这种奇妙的结构下，临时政府开始越来越临时。

1979年11月4日，当巴扎尔甘率外交使团出访阿尔及利亚时，学生以美国“庇护”巴列维为由突袭美国大使馆，扣押人质。这场事件震动世界，也震塌了巴扎尔甘。

霍梅尼支持这一行动，称其为“第二次革命”，红色左翼则称霍梅尼为反帝国主义的领袖，以此削弱临时政府的权威。

巴扎尔甘因无法控制局势，于11月6日辞职。

自由派被边缘化，许多人被迫流亡或退出政坛。

黑色旗帜初步胜出，1979年12月的新宪法确立了霍梅尼作为最高领袖的地位

出人意料地，接下来的80年1月25日总统大选中，来自自由运动的经济学家巴尼萨德尔胜出。这位身穿西装的技术官僚让世俗派看到复兴希望。

但不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决定搅局。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民族主义、战时动员和血与火的记忆重新统合社会。

巴尼萨德尔试图借战争借战争增强权威，主张直接控制军队（包括组建总统卫队），与霍梅尼派产生权力冲突。1981年6月21日，议会以“政治无能”和涉嫌“反革命活动”（包括政变指控）为由最终通过弹劾案，解除其总统职务。7月巴尼萨德尔秘密逃离伊朗。

1980年2月，霍梅尼派开始在文宣上攻击红色左翼势力，3月发起“文化革命”，关闭大学，清除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

神权体制下，对国民基本生活的全包式财政贴补社会福利逐渐成型，红色左翼势力更加失去影响力。

1981-1982年，伊朗发生大规模政治清洗，数千名左派骨干成员被监禁或处决。左派势力基本被摧毁。

到1983年，霍梅尼派通过革命卫队、革命法庭和宗教机构完全控制国家权力。

至此，黑色独大。毛拉统治铁板钉钉，人民推翻了一个王，却最终迎来了一个神。

第五章　革命的孩子们

八十年代中期的伊朗，虽然表面已由黑色政权一统天下，神权政治似已根深蒂固，然而神之权柄尚未传递稳妥，凡人之间的权力游戏就已悄然拉开帷幕。

这一回，黑色革命的同志们不再团结一致，他们开始各自攀枝——分成三股新派系：保守派、改革派与务实派。三者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神学态度、政治愿景。

最守旧的是毛拉集团，即穿袍子讲经书的神学骨干，他们痛斥革命理想被稀释，实际上盯着国家财政补贴。而改革派，则多由宗教院校中的新青年和激进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梦想着在伊斯兰外壳中塞进一点现代宪政的灵魂，认为“安拉”与“选票”并不矛盾，哪怕投票得罩上头巾。至于务实派，则是看透一切的老油条——由总统哈梅内伊和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为代表，擅长在保守与改革之间游走。

霍梅尼亲自钦点的接班人，蒙塔泽里，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重要人物，长期支持霍梅尼，反对巴列维政权。他在1960年代因抗议被捕，成为宗教反对派的象征之一。1979年革命后，他被视为霍梅尼的亲密盟友和重要神职人员，享有崇高的宗教权威。1985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委员会正式确认蒙塔泽里为霍梅尼的接班人。

蒙塔泽里是个有政治远见的神职人员，但也是一个善于自我毁灭的理想主义者，操盘技术比不过他的嘴快

蒙塔泽里在革命后逐渐表现出较为温和的政治立场。他主张限制革命卫队和宗教机构的过度权力，强调保护公民权利。

1988年，伊朗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约4000-5000人，主要为人民圣战者组织成员），蒙塔泽里强烈反对这一行动，致信霍梅尼，谴责其为“反人道罪行”，并质疑处决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蒙塔泽里还对霍梅尼的“绝对法基赫监护”（即最高领袖拥有绝对权威）提出质疑，认为宗教领袖的权力应受宪法和民意约束。这种观点与霍梅尼的神权统治理念相悖。

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接班的新任最高领袖是哈梅内伊，而不是蒙塔泽里，他在最后一刻被撤销，余生在软禁中度过，09年去世，去世之前对改革派仍有极大号召力。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接任总统的拉夫桑贾尼，带领伊朗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伊朗似乎又一次回到了七十年代的历史坐标：表面秩序井然，实则暗潮汹涌。作为代表广大城镇平民阶层，下层宗教学生的真主党保守势力认为伊朗事实上已经逐渐远离当年伊斯兰革命的初衷，社会重新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这是对信仰众生平等的宗教传统的亵渎，而代表新兴中产阶层，世俗知识分子的改革派要求加快变法的力度与幅度，尽快和西方接轨。要说二者身上有何共同点，简而言之就是对国家的未来都有期望与理想。

相比之下，务实派就相当于当年的国王，他们属于新贵族，既不愿意和真主党人一样坚守信念，过真正的清教徒式生活，也不愿意过份变革，最后丧失特权。这群人并不热衷群众运动，也不信仰乌托邦，他们更信市场、油价。务实派采取比当年国王更有技巧的政治手段，释放出资源，把总统换来换去，实际把权力牢牢攥在背后，专做仲裁者与操盘手。

就在这种三角形张力中，一个名叫哈塔米的改革派学者横空出世。身为伊朗男人是很幸福的，法律规定可以有四位妻子，但天下事总有例外，哈塔米却是个主张男人从一而终的另类。他是霍梅尼的孙女婿，这在伊朗算是一种血统上的政治保险，也是一种家庭生活上的惩罚。哈塔米大概是自己得不到幸福，就想要破坏别人的幸福。

哈塔米信奉宽容、多元、女权与宪政。他有知识分子的眼镜，也有东方式的礼貌。既深受务实派老人的赏识，又在主张改革的青年，知识分子，妇女人群里有非常旺盛的人气，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以压倒性票数胜出。

街头满是拥抱、鲜花与不知所措的男人们——他们意识到，从今往后可能只能娶一个老婆了。还有女性公开表示要投票给哈塔米，因为“他看起来是个会做饭的总统”。

哈塔米连任两届，带动了言论开放、媒体放松和文化复苏。然而保守派在神权体制的各个关键位置牢牢把关，他们允许改革，但改革又无法深入，哈塔米时代的开放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精英阶层的狂欢，基层民众却无甚所得。

于是保守派回潮了，他们重整真主党，重整伊斯兰革命卫队，重整对革命理想的解释权。而哈塔米，那个温文尔雅、谈吐高雅的改革总统，在任期结束后黯然谢幕，被彻底排除出权力核心。

第六章：街头总统

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讲着毫无修辞的语言，拒绝入住总统府，住在德黑兰市郊的职工宿舍，坚持开普通车上下班。这个人，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伊朗革命以来最不像政客的政客。2005年，他当选伊朗总统。

在他的竞选演讲中，最多出现的词汇不是“自由”或“发展”，而是“腐败”“道德”“正义”“敌人”。相比前任哈塔米温文尔雅的口吻，内贾德的语言像一把生锈的钉耙，专门用来翻动精英的温床。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工程师和前任德黑兰市长，他带着一张草根的脸和一套反精英的语录，横扫改革派在城市中的影响力，也把务实派多年经营的官僚体系一脚踹翻。

他派人深入基层，把“总统信箱”贴进最穷的村庄和城市贫民区，听民怨、记问题、批文件，人们开始称他为“街头总统”“人民的总统”。有时候他还会带上一瓶矿泉水和两片干饼，坐在油田工人或乡村教师家中，听他们诉说社会不公与市场背叛。他的经济政策也很直接：把石油收入变成直接补贴，盖住房，降物价，涨工资，发现金。他相信只要政府不贪，伊朗的石油就能养活所有人。

在外交上，他更是不按常理出牌。上任没多久，他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惊人言论，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称以色列是“应从地图上抹去的邪恶政权”。

而美国和西方世界作出反应：进一步制裁，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内贾德却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更加坚定地发展核计划，宣布“铀浓缩技术已实现自主突破”，还多次在电视直播中高呼“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帝国主义强权”。

这下子，神权体制也有点吃不消了。哈梅内伊对他虽有默许，但也开始担心这个“街头总统”会把整个国家带向一个更为危险的孤岛。高层私下里都议论纷纷：这个人是来反美，还是来让美国打我们的？

内贾德政府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他把所有体制内的人都当成敌人，仿佛整个国家除了他以外，剩下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他大量启用自己人，革命卫队背景、工程师出身的小团体迅速布满政府各个层级。

然而，这些人没有行政经验，却都有一颗“替天行道”的心。于是行政效率下降，项目腐败反而增加。讽刺的是，打着反腐旗号上台的人民总统，到了第二任期，反而成为被“反腐”的对象。议会开始调查他的亲信，司法系统开始限制他的财政权限，哈梅内伊也收紧权力。

2011年之后，他甚至一度被最高领袖“冷处理”，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上被边缘化。他试图公开反击，甚至挑战宗教体系内部的“隐权贵”，但神权体制是伊朗最坚硬的铁皮，他撞了上去，只能重重弹回。

2013年，内贾德的第二任期结束。在这八年里，他实现了几个目标：他打破了伊朗政治“精英轮流坐庄”的默契，他用一种粗犷的语言，将底层拉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

但他让外交孤立变得前所未有地严重，也让国家财政濒临崩溃，让通胀成为主妇的噩梦。街头总统谢幕，留下一个喘息的伊朗社会。而他本人的“民粹幽灵”，却从未真正退场。在那一群他曾代表的“被遗忘的底层”心中，他始终是那个“唯一为我们说话的人”。

结语   头巾之下

2013年，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刺眼、不那么嘶哑、不那么“街头”的人走上了舞台。哈桑·鲁哈尼，穿着整洁的黑袍，讲着听起来“像话”的话。他没有哈塔米的诗意，也没有内贾德的火药味，他最大的优点，是“看起来像个能跟美国人说话的人”。

于是，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达成，伊朗停止部分核计划，美国和欧洲解除制裁，油价涨了，股市升了，德黑兰的星巴克假冒店也开张了。

然而好景不长。特朗普上台，核心支持者中，有强烈反伊朗立场的共和党鹰派及以色列游说团体。共和党鹰派认为协议是“有漏洞的”，不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以色列担忧伊朗通过支持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地的代理武装扩大影响力，认为协议未能解决这些安全问题。于是，特朗普政府便把协议撕成碎片。制裁死灰复燃，经济再次熄火。鲁哈尼成了“两面不讨好”的典范

2019年冬天，燃油价格悄然上涨，刹那之间，伊朗全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警察、巴斯基、革命卫队纷纷出动，而网速则骤降，抗议被镇压，据称死者上千，成为鲁哈尼任期里最大的一道裂痕。

2020年1月3日，苏莱曼尼将军在巴格达机场被炸身亡，灵柩归国，举国哀悼

2022年，一个名叫玛莎·阿米尼的年轻库尔德女子，在德黑兰因“头巾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押，数日后死亡。

年轻女性走上街头，摘下头巾，剪断头发，仿佛要剪断四十年来所有的父权、教权。这一波女性抗争被称为“头巾革命”。

在安拉与市场之间，在油田和制裁之间，在头巾与WiFi之间，伊朗仍在进行着一场自我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