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马前卒的文章《为何不是「八千帅哥上天山」》？
马前卒工作室官方账号“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旧事总能随着女权话题一次次翻热，而今年，伴随它一起的还有我去年2月写的一篇《为何“不是八千帅哥上天山”》。最近，又有人在知乎提问，如何评价这篇文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自己来答。
首先，我建议大多数回答者先看看原文可好？不算长的。
然后我总结一下各位的问题——政府用包办或者准包办婚姻的方式，解决驻军稳定问题。为什么马前卒要为这种行为辩护？
我的言论是否是“辩护”，这里先不定性。但各位以为，包办婚姻应该怎么消灭？或者反过来说，包办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如何摧毁这个基础？
所谓包办婚姻，对女性而言就是在家从父，不许挑选结婚对象；嫁人从夫，不许随便离婚。
可是，无论明清还是民国，大多数女性并不是被关在家里的。不喜欢指定的结婚对象，不喜欢婚后的丈夫，为什么不能自行离开呢？天下之大，何处去不得？
因为出走后的生活一般会更差，离开家庭，门外是一个治安混乱的农业社会。治安混乱，意味着妇女很难保护自己，被拐卖乃至掳掠的概率非常高；农业社会，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依托耕作生活，而土地的分配、使用基本上是以男性劳动力为单位的，女性连自食其力都很难。在一个吃饭、生存都依赖肌肉力量的世界上，女性不太可能独立过上好日子。
所以说，从全社会来看，女性独立生活与婚姻自由依赖于两点：
1 安定的社会——消灭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女性不必依附于既有的男性亲属获得安全感。
2 工业化——肌肉力量不再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分配因素。
两个问题都解决，才有女性的真正自由，当然男性也因此更自由。我之前的一个回答就谈过类似的逻辑：
为什么上海男人普遍给人的感觉是「小气」、「小男人」、「怕老婆」？
在很长时间内，上海是中国唯一充分工业化的省级单位，产业门类齐全，技术工种多，提供了许多对体力要求不大的就业选择（纺织女工、仪表装配员）。所以绝大多数上海女性也有了稳定的工作，能赶上工业时代的平均生产率，赚到工业社会的月薪。在家庭内部分工上，这意味着上海夫妻任何一方承担家务劳动，潜在的经济损失（加班赚钱）是差不多的，丈夫不再有免于家务劳动的特权，被迫去学习做饭扫地洗衣服。
……上海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工业都市，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现代市政体系，以警察维护治安的社会，最先淘汰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潜规则。
但上海的案例不能用来指责其他地区的落后——在80年代之前，上海的工业化规模/水平都远远超出中国其他地区。大多数中国省份要么没有工业化，要么工业化水平较低，工厂的体力劳动强度很大，优先雇佣男工。所以，绝大多数地区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真正落实，是70年代末电网基本覆盖城乡的结果——电力机械相对轻便，不像蒸汽机相对固定，因此能取代大多数体力劳动，让女工也能产出和男工一样的价值。所以，80年代开始，新一代打工妇女和农机操作手创造了新型的婚姻制度，此时距离婚姻法公布已经过去一代人了。
具体到“上天山”的问题，40年代末50年代初，政府在内地只是初步消灭了绵延上百年的暴力泛滥状态，全面工业化还要好几十年。这意味着，无论政府是否插手民间婚姻问题，无论她们去不去新疆，绝大多数女性的婚姻依旧是父母包办，还得依附于男性肌肉。只有在和平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家批判的那篇文章里，我对此也做过详细解释：
说到底，男女权利平等只是皮毛，它所依附的深层因素是男女创造财富、保卫财富的能力。如果在刺刀和单发步枪的战斗中，女性能表现出和男性相当的战斗力，相信当年的红军领导人也愿意让一半的红军单位训练女兵，继续贯彻从上海带来的女权思想。如果50年代土改的时候已经实施了机械化，男女在农业劳动中居于平等地位，婚姻法当然也可以更自由，同时不引发农业社会的抵制。
……经济和军事问题是社会的肌肉和骨头，宣扬女权必须从这两个根本因素入手，让女性拥有和男性相当的能力，接下来的社会平等就会顺理成章的落实。如果顺序搞反了，就算女权运动搞的声势再大，也不过是闹剧
分析到这里，我想问题应该重新定性了——不是“政府为什么要用包办婚姻去束缚女性？”，而是“政府为什么没有赋予这些女性婚姻自由？”，“为什么在政府主导的事件里，依然没有婚姻自由？”
答案是缺乏经济基础。实际上，政府很清楚应该如何解决偏远地区的性别失衡问题，知道如何给新出现的男性群体提供自由婚姻：
在工业布局上，尽管存在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倾向，但为考虑妇女就业和地区性别平衡，还注意到轻重工业搭配，如国家在邯郸地区投资建造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纺织厂。
1957-1980年间，女性劳动力被商业服务业吸收的比例也一直稳定在15%左右。因为当时强调“不增加人或少增加人的单位”抽出一部分男性劳动力支援工业，另外补充女性劳动力；大量增人的单位应当主要补充妇女劳动力，然后由企业或系统内部进行调整。⑾先进门，后调整的政策，是造成女性劳力在重工业部门分布偏高的原因。
中学地理教科书一直有纺织厂吸引妇女去男性化城市的案例
按照这个思路，男性被派到边疆，应该就地建设一批女性也能平等参与劳动的工厂，比如纺织厂、电子厂，用相对较高的生产率和劳动吸引女性，自然就有大批单身女性前往，进而就地结婚。这的确是最正确的思路。60年代很多新型工业城市已经在规划时就考虑了女性就业问题。
然而，然而我们讨论的是50年代初，刚刚建国时的局面。军队远赴新疆，就地屯垦，绝大多数男兵尚且只能用体力从事农业劳动，用步枪和刺刀保卫国家安全，怎么可能给新来的女性都配上机器？1952年中国钢产量135万吨，人口5.7亿，平均每人2公斤出头，咱们是给女工配纺织机械，还是给女拖拉机手造拖拉机？
所以，50年代初的政府根本没有普遍消灭包办婚姻的能力，再唱高调也没用。全国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包办婚姻，不可能唯独新疆屯垦部队的婚姻就全部自由化。政府只是把一部分女性在家乡的包办婚姻转化为边疆的包办婚姻而已。实际上，从整体来看，这些女性的婚姻自由程度，应该高于她们在家乡的水平：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女兵们只要一听到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第二章第一节，《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李蔚华的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敢说话，她当时就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和老革命结婚的，我坚决不答应。她因为不同意组织的安排，组织就让她到昆仑山的筑路部队去——那是世界上最苦最危险的地方。”（《第二章第五节，《曾可兰：你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
我一下就迷糊了，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他们听后，反倒哈哈大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第二章第二节，《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当然，我承认，不排除某些女性在家乡本来有自由婚姻的可能性，到了新疆反而是组织包办。但从回忆来看，真有这种能力的女性，到了新疆也拥有婚姻选择的优势：
进疆湘女李明在接受网易采访时提到，“意志力薄弱点的，领导谈过几次话后就同意了。我是自己比较坚持，组织上介绍了三个，我都没有同意，所以才有后面的自由恋爱。但是也迫于组织的压力，谈了5年才结婚。多数女兵都像我一样抗争过，知识文化高点的，都比较任性点，组织上还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没有强求。”
总之，“天赋人权”是一句骗人的鬼话，生产力才是自由的根源，是人权的必要前提（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生产能力和男性基本相当，工业化劳动遍及全国，逼婚和包办婚姻当然应该批判。但在1950年的时候，当务之急显然不是宣传女权（虽然也一直在宣传），而是给女性权利创造存在基础。
前面说了，消灭包办婚姻无非是两个前提，第一是结束战乱，保持和平状态；第二是搞工业化，增加女性就业可能。新疆屯垦正是直接创造第一个条件，促进第二个条件。如果你真喜欢女权，真喜欢自由婚姻，就应该赞同政府做出的努力。如果你觉得政府做的不对，就应该提出更好的方案，证明自己的方案会明显改善全国的婚姻文化，会让这些妇女有更自由的选择。
总之，历史是个不讲情面的生意人，从来不会因为同情心而让步。但它也是个很讲规则的谈判对手，有多少干货就能换出多少进步。我理解很多人的批判也是为了社会往前走，但如果只会在道德上否定历史的残酷性，历史就一定会让你看到最残酷的一面。
最后引用另一篇引发激烈讨论的文章：
希望每个人都去说考虑社会应该怎么运转，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社会进行批判。要是每个人都只会说“不”，有可能越是反传统，社会就越容易进入停滞状态。
比如说一群人去吃饭，最可怕的场景就是都不愿意点菜，都说随便，这个饭可能就吃不成了。因为“随便”的意思不是真随便，而是说你们点，我不满意就保留最终否决权。每个人只争夺否决权的时候，就算有人有想法，也不愿意出来承受大家的批判。最后往往要等到所有人都饿坏了才能吃上饭。
……中国人不要只会说不，希望新一代中国人都了解一下各种社会政策的运行成本，对社会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能说今天看到城管赶小贩，骂政府粗暴执法；明天堵在街上，骂政府连一条街都管不好。
……大家都只会说不的时候，结果可能是最保守的势力来管理社会，受益最多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世界上很多国家统治集团就是利用这一点才能长期管理社会的，抓住一两个敏感的点去挑逗民众的愤怒情绪，让大家在反对某件事的过程中团结起来。民众反对来反对去，貌似输出了很多政治诉求，最后一看，政治诉求都相互抵消了，台上还是那些人，还是几十年前那些利益集团。台湾省已经在这个陷阱里出不来了，中国大陆千万不能掉进这种政治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