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门 ——长诗《操》的创作背景 | 文 曹喜蛙
评论家曹喜蛙
关注新世代，关注新艺术06-13 11:58
地安门
——长诗《操》的创作背景
文、曹喜蛙
时隔三十年，诗人在网上再一次发布了长诗《操》的乙巳年版本，恐怕很多网友看了半天，依然是一头雾水，这是一部极为晦涩的诗。
《操》的创作原始念头，是我当时在旧鼓楼大街前马厂胡同的铸钟旅馆当店小二的时候，我是1992年开始北漂的，这诗写作的时间是1995至1996年。
铸钟旅馆是西城区房管局的三产，一开始就是为安置当时的待业青年，跟现在解决大学生就业一个意思，只不过当时人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北京大城市的待业青年，后来接纳了我这个三线县城一直没有安置的待业青年，本来这不是人家的工作。
我在山西的时候，几番折腾也就变成城市的待业青年，只不过我们那是县里的待业青年。我们县里的待业青年，那时有个最好的地方去，那就是山西铝厂，诗人无哲就是山西铝厂的，听说他是十二冶还是十三冶。
此前，我先参加了县里的全国工业普查工作（1985至1987年），但我一直没有合法手续，是加塞，也就是没有任何编制，既不是工人，也不算干部，但我又干的是干部的活。工业普查的工作，从一开始筹备，到最后工作结束，一共经历了三个年头，我全程参加，至少有两年。
理论上我是彻底历练了，当时有个机会，让我下到县里的几个企业去，但我都看不上，于是家里就想要不你也去铝厂，但是我也不想去铝厂，我家的亲戚朋友里有好些人都在铝厂，还既有初中的同学，也有高中同学，更有高中考上大学的同学，人家都毕业了，也分到铝厂，我就更不想去铝厂，觉得一点没意思，都在这混呀，还是不甘心。
这个过程，大约就是一折腾就五、六年过去了，人家是中专毕业也分配了，大学毕业的也分配了，我们县普查办解散后，我在朋友的商城呆了几个月，还被家里拉着参加过一次铝厂技校招工考试，还在铝厂技校校办厂待了几个月，反正这里打几枪，那里打几枪，总之哪里我都是看不上，所以大部分时间就爬在家里看书、写诗，有时到外地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总之是一个无头苍蝇，就是个二溜子，不安分。
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鬼，反正不是神，也不想做人，做人也成不了英雄，也不愿意去做个坏人，那缪斯之神在召唤我。
当时，正跟一个南方长的很漂亮的女子同居了，那女孩比我大一岁，既写诗，又画画，而且画的是抽象画，很前卫的，学的就是大画家李青萍。我当时并不知道李青萍是谁，她介绍过但我有点不相信，觉得她是瞎吹，我也不觉得我那女朋友的抽象画能有什么前途，后来两个人还是分手，毕竟两个人还都有点不现实，甚至荒唐，当然两个人好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的，我还给她写过一组诗，发在一个匈牙利出版的华人诗选里。
到1992年，我就北漂到京，刚到北京也晃荡了一年，每天就到王府井书店等地方去看书。所谓晃荡，就是自己跟诗友合办了一个诗歌编辑部，但维持不下去，第二年也就散了摊子。但还是不死心，又创办了个研究会，但依然没有经费，房东催房租，没办法就流落到这个铸钟旅馆，当了个店小二。
我到铸钟旅馆时，旅馆被私人承包了，承包人也是个诗歌、书画的文艺爱好者，不然人家也不会收留我。既然是收留，那也只能是滞留，人家免费提供我吃住，我帮人家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但肯定不是那种纯粹雇佣关系，我还可以去折腾我想干的事业 。
有了这么一个固定的地方，我就在北京有了立足之地，一不留神就在北京安定门一带又活动了七、八年，这期间一直到1998年我有机会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了三年的研究生，那时每到周末的两天都要全天候的去听课，那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工商管理硕士，学费都是几十万，但我没有那么多钱，即使这个哲学系的学费只要几万元我也是掏不起的，好在认识了一个美籍华人物理学家、院士沈先生，人家后来知道我没有钱后就资助了我，不然这个研究生也是不可能去念。
开始就告诉大家说，我住在旧鼓楼大街前马厂胡同，但李阿姨经常让我去地安门办事，经常骑个自行车，窜在北京的大街上，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什么地方都去过，只要你能想起来的地方，我都去过。
李阿姨就是铸钟旅馆的承包人，她是我的老板，我叫她阿姨，她想让我叫她妈，我这人嘴特别硬，就叫她阿姨。不过，他们一家人都挺喜欢我，我这个人至少看上去老实，听话，让我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李阿姨，后来抑郁，住北医六院，那里还有一个东北小伙，平常就我们两人管旅馆，但我的社会活动特多，其实就是那个小伙子管旅馆，只是我管着他而已，我要不管他，他三天就能把旅馆变成妓院。
其实，地安门早在1950年代就拆了，我根本没有见过真正的地安门，但却经常被指令去地安门办事，在我心里就只知道鼓楼前面那就是地安门，西边那一块是很热闹的后海，那里有个后门桥，大学、研究机构、小剧场、文保单位特别多，自古那一带就是商业繁华的地方，各个四合院住的什么级别的人都有，我也什么院都进去过，我这人什么鬼都不怕。
等2000年后，我的研究生也读完了，就开始转入媒体，才慢慢离开了地安门。听说，北京有不少人建议重建地安门，政府也有这个意思，自从我离开那一块后，2013年至2014年已经复建了地安门的雁翅楼，但我是没有去看过，我心中的地安门还是我记忆中的1992到2000年那八年的地安门，我在那里像个女鬼似的晃荡了八年的地安门，就是那时我一直留着长长的头发。
一到媒体，我就如鱼得水，一开始是策划编辑，后来就策划主任，策划总监，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主编，总编，就这么又干了十几年媒体，从党报、旅游报刊、文化媒体、艺术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最后到现在的自媒体。
《操》这部长诗，就是以我在北京西城区安定门这一带为中心的活动地带为背景而写的，当然我的活动地带是全北京，且因为我是北漂，那七、八年时常家里有事要回家处理，时常在北京山西的绿皮火车上，而且时常没有钱，正因为没有钱，就想干点与钱有关系的边缘的事，而且有次被警察抓住，在看守所蹲了好几个月。
因为我蹲了看守所，我的老父亲就很着急，在他心中他还是知道他的这个小儿子不会干违法的事，但因为他岁数大，我出了事家里人认为不要让他知道，什么事都瞒着他，但怎么可能瞒住他呢?他隐约觉得家里出了事，就悄悄从我那个小侄儿嘴里问了出来，那时侄儿只有几岁，大家都忽略了他，这一老一少一聊天就把我的事曝光了。
我蹲看守所的事，跟唐初王勃在长安的什么王府那件事一样，反正是个倒霉事。还有我的事，跟司马迁的那件事也一样，在俗人眼里也都是屈辱的事。我出了事，我父亲就抑郁而世，我们家的大厦就倾塌，紧接着我大哥因为喝酒第二年就去世，家里的小纸厂也就倒闭，家里的亲人一年一个紧接着就去世，接连那几年我都在北京山西的绿皮火车上赶着回老家处理又死人的事情，这样的霉运一直到2000年才完。
读这首长诗，读者会看到很多鬼，尤其女鬼，全世界的女鬼我都汇集全，我看的书特别多，熟悉的古今中外的女鬼就很多。
那七、八年，在那个地下室旅馆一直就趴着，就是在小木屋、小黑屋趴着读书，除了处理旅馆的事，就是看书，手不离卷，美国的沈先生让我给他采买新出版的各种华文书藉，他没有限制，只要我喜欢的就可以买，买了都是我先看，然后年底再寄到美国，要明白即使在美国，要随时看到最新出版的简体中文图书那时也很难，我那时就负责给沈先生采买新出版的书。
那时，沈先生在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开有专栏，他那时把不少精力都放在科学与艺术等融合的研究上，也写大众的科学普及文章，因为他那时也已七十多了，具体科研肯定进不去了，所以就搞科学普及，写了大量科学普及的文章，后来出了好几本书，我算他在国内一个助手或帮手。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沈先生对我的一种变相帮助，给我找到个事情干，而且有一笔经费。另外，他是科学界的人，就介绍我跟科学界的一些人打交道。读这部长诗，读者会发现既有科学前沿、西方油画的描写，更有东西方神话的描写，正是当时全球化的一个大背景，在里面都有反映，也预演了我今后数十年哲学、文学、艺术的创作、研究。
这部长诗《操》，就是我在生活底层真实的所见所闻，也是描写我在底层社会大泥淖大染缸的理想、读书、奋斗经历，只是我把它书写成超人、诗意的大地、神话了，那就是我真实、残酷、幸福、隐秘、秘密的生活，跟现实的女鬼混，跟梦里神打交道，在炼狱却想象着人间天堂，我在现实里一再昏死过去，死去又活了过来，只是在北漂书房的胡言乱语或现代个人的伟大史诗，开放，自由，泥沙俱下。
这部《操》的诗歌语言，既有现实的直白叙事，也有细腻的抒情，更有无拘无束的想象，注重语感、意象，但也不免驳杂晦涩，这也是一部音乐、艺术、文学、诗歌、历史、哲学、科学的大混杂，读这首诗也是对读者平常是否读书的考验，书到用时方恨少，我读书是没有什么专业限制的。
我这人，一向不善于钻营，写诗也不喜欢投稿，更不喜欢加入这协会那协会，但就是纯粹喜欢写，写完就完，有了网络我觉得还不错，写完网上一放就行，我知道大部分人都只是娱乐一下自己而已，我写诗更是自己看，对发表不发表根本不看重，没有人关注你写的到底是啥，大家只是起哄一下自己而已。
当然，也有人会去专注的研究，但全国照多了说那样的人也不会超过一百个，这样的人就叫超人，我也是个超人，只是我对发表没兴趣，除非碰到超人，大多数时候我都懒得说话，这篇文章就是写给超人们去看的，顺便向他们打个招呼而已。
这首诗是一首现代超人诗，是这个时代不可替代的长篇女鬼巨制，晦涩驳杂绝无第二，好不好它都是第一，我也一点都无需谦虚。当然，写它也没有啥意义，我从来也不热心投稿，它就是个起哄，也就是个虚无，这也是我们所经历过的那芳华正茂一切的真实写照。
2025年6月12日于北京月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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