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计划，都要回到该有的位置

文 |  天书

前几天我们在文章《董小姐蒋小姐之后，重新审视高考》中从抑制阶层固化，维护社会公平底线和对抗全球化阶级，维护凝聚本土群体的主体性几个层面对高考价值进行了再确认。但结尾我们也说到——

不过对高考价值进行再确认后，人们的困惑仍然在那里。以文科就业问题为代表，今天的教育的确是面临结构性过剩的；教育和前途间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教育投入无意义内卷，也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另外，我们始终要明确，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高考始终是一个“最公平的分流器”。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对“社会公平”这个认同的底线，而远不是我们对社会公平的终极追求。这个底线当然不能被突破，但也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停留在这里。

先说中学教育的“卷”。教育投入总有一个边际成本，在体面“白领”工作岗位容量已经过了快速增长阶段，应届生人数又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从就业角度而言，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投入确实已进入了边际递减。

当竞争愈加全方位而卷入竞争的人越来越多，但回报果实则越来越少的同时，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就会彻底陷入过密化和无效内卷。在学生的内卷式培养中，不但意味着对国民经济利润的吞噬和浪费，更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严重损耗，还导致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运行成本高昂。

这两天中办国办发文，规划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并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通过实施“县中振兴计划”，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同时要促进公平，合理规划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规模，加快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主要依据学生规模分配到区域内的初中，并向农村等学校倾斜。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这些政策确实是亟待进行，如果能基本落实，将会相当缓解义务教育阶段的无效内卷。

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就业是问题的另外一端。

当市场就业机制失灵

就如开头所说，今天的教育的确是面临结构性过剩的。当下，以房地产，各类销售客服中介，互联网基础岗位，传统边缘灰产等低门槛“就业万金油蓄水池”岗位正在快速缩减。新兴产业，中高端制造业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也有巨量人才缺口，但以“文科就业难”为代表，万金油岗位对应的就业人群多数很难以进厂之外的方式被容纳进制造业升级通道中。

这就形成了两个层面的就业危机。

首先是蓄水池危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是中国缓解就业危机的总蓄水池。后来农村基层逐渐凋敝，工厂，工地与城市基础服务业和灵活就业，甚至灰色地带又共同构成了城市的底层蓄水池。

此外，不同阶层还有不同阶层的蓄水池。比如，曾经各行各业庞大的销售类岗位是所有基础文凭以上人员的蓄水池，游戏公司，灰产行业与曾经的P2P是互联网高收入阶层的蓄水池。中小餐饮业是个体户的蓄水池，快递外卖和网约车则成了中底层城市居民共用的蓄水池。再比如以各种经销商为代表的社会中间件和管道设施是有产者的蓄水池。

这些蓄水池的特点是长期来看不稳定，上限不高，多数人不想在里面停留太久，但在中短期内可以大量吸纳就业人口。因为市场经济的非计划性和周期性，经济指标的发展经常与稳定就业规模不充分匹配，蓄水池的存在对缓解就业危机，维持社会稳定有关键性作用。然而社会结构越扁平，信息均等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中的蓄水池就越容易快速失去作用。

然后是市场主体危机。

不止是蓄水池，过往很多成熟行业在今天也面临社会结构快速变化导致的颠覆。最近几十年中，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社会变革程度比中国更剧烈，且眼下变革的速度仍在加快。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是美国之后唯一一个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深刻实现了信息革命的超大国家。

迅猛变革的代价当然是巨大的。不提资本平台如何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上过政治课的中国人都明白生产力的质变是要配合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的转变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一样，如此普遍强烈呼唤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的到来。且不管呼唤的是哪种方向，起码说明社会变革越快，新生产关系就越要加速到来。

然而到底应该呼唤哪种方向？从就业焦虑引发的舆论现象出发，我们可以一窥端倪。

曾经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早期计划经济尝试最终都失败了，资本主义世界自以为迎来了历史终结。就事论事地说，在计划经济失败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引入市场经济，起码有两个基础作用，发现产品需求与调节产品价格。然而，市场经济也并非永恒神话，不提欧美普遍发生的去工业化，从作为当下最先进工业国的我国来看，市场经济显然有一个致命问题，与快速发生的生产力与社会结构迭代相比，市场经济没法有效平衡就业问题。

其实资本主义世界在以前就没解决好过这个问题，过往靠战争，移民与黄赌毒来维持社会就业的稳定，进入21世纪后这些手段都趋近失灵。

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通俗地理解为狭义和广义。狭义市场经济指代商品生产和价格的市场决定机制，广义市场经济指代附加在此上的各种政治和社会信条，意识形态图腾等。

虽然我国的资本和金融喉舌们日常鼓吹广义市场经济，但在就业问题上，也很少有人敢明目张胆地鼓吹市场决定一切，失业淘汰有理，毕竟经济神学再天花乱坠，也抵不过切实的生存问题。这就好像后现代小资们天天反对大爹，但真到了手停口停的时候比谁都需要大爹的存在。

所以，虽然喉舌们天天吹市场经济神话，却故意无视了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淘汰与出清。现在有大批既不能满足劳动群众对理想工作环境和劳动报酬，又跟不上产业升级方向，也已经不能创造正向利润的企业在强行维持，在喉舌一侧被以“私企神圣”为招牌无底线要求国家减负，要求劳动法不得严格执行，要求社会舆论不许监督。在政府一侧，则是由于保就业而投鼠忌器，毕竟如果短时间大量出清，就业压力将面临极大压力。

但一直将就不是办法，不有序进行出清，亏损和落后的私企终究无法一直维持，且劳动群众和社会舆论的不满和矛盾会越来越大。

所以，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和稳就业之间形成了无解的矛盾——履行出清职能，就业问题无法靠市场化解；不履行出清职能，将点爆社会矛盾，拖累产业和经济升级过程。

从企业侧来说，未来私企这一社会组织形态本身也将极大程度上丧失社会就业的主体位置。

首先是产业升级的规模效应，AI时代的算力要求等等，不光让传统中小企业彻底丧失创造利润的价值，规模和算力等的高门槛也会将多数传统中小企业挡在转型门外。

然后是流量时代的全民副业经济和超级个体的兴起。自媒体经济成为全民副业，本身就说明传统商业社会的利润机制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时在流量集中效应和信息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出现大量的“超级个体”的营利能力远超企业，以及各种“一人全能公司”和去公司化的网络发包合作的普遍出现，也让传统中小企业形态丧失了灵活度和运营成本优势。

何况，很多私企的老板和管理层的管理能力之低下，观念之陈旧，是职场人有目共睹的。我们这里要强调一个概念，私企内部并非是市场制的。如果真的按市场竞争，很多老板本人才应该是按效率被淘汰的那个。

总之，企业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尤其是私企，从来不是什么自有永有的神圣之物，它随时代而产生，随时代的变革而变革或消亡也是正常。起码，在当下这个时代，私企这个曾经市场上的“办公室白领”就业主体正在快速失去作用。

传统蓄水池危机加上私企就业危机的不可逆，直接动摇了当下普通高等教育群体的就业信心，产生了教育投入和就业前景不匹配的迷茫，进而产生对高考本身的质疑。在已经不可逆的情况下，还去指望挽救这两者来解决就业问题，也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神话”该彻底退场了

现在的考公热也好，年轻人羡慕父母一辈一个铁饭碗干到老也好（这点实在有点讽刺，放二三十年前全国能有个正经班上的人比现在少太多了），体现的对国家解决问题的期望无非都指向那个老名词——包分配。

在市场传统主体和就业蓄水池失效的情况下，在扩大新兴产业规模，提升灵活就业保障和搞活个体经营之外，扩大社会性公共性岗位的确将成为未来维持社会和就业稳定，和推进社会改革的关键。

人们自然会问，我们的社会缺少很多公共性岗位吗？提供岗位的钱从哪来？这些岗位创造利润吗？

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的确还缺少很多公共性岗位。由于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小政府”神话毒害，很多人都觉得体制内和公共性岗位应该越少越好，而政府也会经常因为财政问题打出精兵简政口号。

但事实是，当代社会的超复杂性和公共领域的精兵简政在根本上背道而驰，这点在发达工业体中体现的都很明显。人浮于事往往是人没有干正事，而不是不需要人干事。深入社会各领域和基层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地方恰恰都是缺人，而不是人多。

何况，在市场经济整体红火，市场有足够能力容纳就业的时候，缩小公共岗位，人总还有个去处，但在市场进入就业分配失能阶段，公共领域再兵简政，那人们往哪去？

然后，提供岗位的钱从哪来？这些岗位创造利润吗？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并回答。这和当前国家对地方经济贡献需要改变单一GDP指标衡量，需要计算生产环节全要素贡献的道理是一样的。很多社会岗位的存在价值是维持社会本身基础的稳定，平常看不出直接和经济效益，但长期缺失后，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失能。所以不光地方间要进行转移支付，社会岗位的生产要素贡献也是可能衡量的，岗位间也要进行转移支付。

而且，虽然我国不能像美国一样搞发钱养流浪汉的行为艺术，也不适合搞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但提供大量社会基础岗位，让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参与社会激烈竞争的人有一个退出“卷”的机制，以公共性工作获得基本生活保障，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在发展到中等阶段之后的应有之义。只有重新获得“包分配”的基本保障后，高考体系，教育体系的认同基础才能重新稳固。

在劳动报酬上，作为保障性工作，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报酬恐怕没法很高。这需要回到社会保障托底和物质福利托底大于货币工资价值的路子。八九十年代那种国企低工资+福利保障体系的解体，本质上是中国当时工业产能太薄弱，抵挡不住各种国外高价值商品对货币需求的冲击。

但今天不同，人们不再硬性需要多少国外的商品，依托强大产能，中国的食品和工业产品不光完全满足普通人生活需求，整体也处于不断降低成本的趋势。当今人们稀缺的是工业生产解决不了的稀缺社会资源，而货币报酬的整体性上涨对解决稀缺社会资源并没有作用（医院学校就那么多，大家砸同样的钱等于谁也没砸钱）

而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公平性，就是在解决社会基础保障之后，公平性改革更难的一步了。

所以可以看出，解决教育“内卷”问题，解决就业难问题，解决日益广泛的社会焦虑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社会改革，不是单一改哪个领域就有用的。而且每一件都事关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公平性建设。

市场与计划，都要根据时代变化回到该有的位置

总之，通过大政府，大财政，计划性地为就业兜底，就成了在生产集中化，信息智能化，社会扁平化时代，政府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迫切的任务。这时候，过往广义市场经济学中那些PUA话术就会赤裸裸地在人们面前呈现出荒谬性，什么守夜人，小政府，小财政，国家机构就应该精简人员之类，在就业计划性兜底这个需求面前，一切的哈耶克大手与自由主义精神都是扯蛋

而且注意，我们说的是就业，并不是像美国那样号称在每个流浪汉身上投入十万美元。既然是对就业进行计划性兜底，那就必然要进一步提升整个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计划水平，让市场经济摆脱广义魔咒，越来越精确地适用于狭义领域中。

聪明的读者会想到，如果社会实现这种改革，我们的社会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在“固化”。公平推动的这种“固化”本质上通过减少社会过度分层和过度竞争而实现社会成本的降低。减少分层和竞争的过程也将伴随着对阶层“流动”的压抑。拿股市打个比方，一个对韭菜理想的股市需要更低的波动，让参与者的获益更为平均，但这种股市也就越趋向于理财。

这当然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起步。让资本对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这些稀缺资源中抽离出来，减少资本造成的阶层分化和内卷加剧，降低社会成本；然后，社会成本的降低继续推动生产力的解放，通过物质的低成本充分供应和大众文化生产的丰富，缩减不同社会分工造成的劳动回报差异，降低货币收入代表的阶层价值。

当这两步充分发展之后，社会就会从韦伯式的复杂分层辩证发展至新一层次级分野。届时，我们社会的多数群体将会更明晰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社会分层的复杂性而陷入一边喊公平和反内卷，一边加大要价阶层上升的自相矛盾中。

回到当下，无论如何，在当前社会群体因自身无法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导致焦虑蔓延，以及青少年身心压力加剧的情况下，改革的脚步必须坚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