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华文学看马来西亚华人的百年身份求索

尽管马来西亚华人的祖辈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超过一个世纪，尽管他们手持马来西亚护照，国籍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马来西亚，但在一些本地政治论述中，他们依然被视为不忠诚的“外来者”、“寄居者”。这不禁让人好奇：在遥远的南洋，这些与我们同文同种的华裔同胞，他们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们是中国人，还是马来西亚人？答案远比一个简单的标签要复杂得多。我们从马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1：我们终将归去

故事的起点要从英国殖民时代说起。当时大批国人下南洋，来到马来半岛谋生。英国殖民者为了便于统治，实行了族群分治政策。让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不同族群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社群里，从事不同的行业。这种人为的隔离为日后的族群矛盾埋下了伏笔。

对于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故土是心中永远的牵挂。他们自视为侨民，暂居南洋，终有一日要“落叶归根”。这种浓厚的侨民意识，深刻地烙印在当时的马华文学中。翻开1919年槟城的报纸社论，你会看到这样的文字：

“我们虽则侨居在这南洋地方，但我们的根本，究竟还在中国……”

据统计，1919年至1924年间，《槟城新报》的社论中，关于中国的篇数有954篇，远超关于新马本地的370篇。当时的马华文学，无论是题材还是情感都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是华侨文学。作家们笔下描绘的是在南洋的刻苦生活，以及对遥远中国的思念与爱国情怀。

然而到了1920年代末，文学界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声音。有人呼吁：“我们应当醒悟了，华侨以南洋为家乡”。1940年代末，一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辩论更是标志性的事件。

作家们疾呼马华文艺不能是翻版的中国文艺，也不能是侨民文艺，它应该是马来亚文艺的主要成分。这颗本土意识的种子虽然微弱，却预示着一场深刻变革的开始，华人开始在原乡与新家之间摇摆。

2：我们不是候鸟

1957年，马来亚（马来西亚前身）独立建国。新国家的诞生并未立即消弭族群间的隔阂。相反，关于这个新国家应该以谁的文化为核心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夺。从马来主政者的角度看，马来族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理应享有特殊地位。而华人尽管在经济上贡献巨大，却被视为非原住民，其忠诚度备受质疑。语言、教育、文化政策上的种种冲突，让族群关系日益紧张。

1969年5月13日，一场因选举引发的严重族群冲突——“五一三事件”爆发，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沉痛的一道伤疤。这起事件让华人社会充满了恐惧与不安，许多人选择移民，回乡的渴望和文化上的乡愁一度飙升到顶点。事件之后，政府推出了以扶持马来族群为目的的新经济政策，和以马来文化、伊教为核心的国家文化政策。

面对被边缘化的压力，华人群体如何自处？文学再次成为他们表达心声的出口。一种回应是打造“原乡神话”。 许多作家，特别是远赴台湾发展的作家如李永平、温瑞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古典、纯粹、充满文化想象的中国。比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通篇是中国小镇的风味，仿佛作者从未离开过那片土地。这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在现实中受挫后，于精神世界里进行的文化抵抗和自我巩固。

但另一种更深刻的转变也在悄然发生。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正式建交。华人被迫正视自己的身份，他们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公民。“落地生根”逐渐取代了“落叶归根”。著名作家方北方（原名方作斌）的创作轨迹就是最佳见证。他早期的“风云三部曲”以中国抗战和内战为背景。而到了1980年代，他的新作《树大根深》、《头家门下》等，则将目光完全投向了马来西亚的土地。他自己坦言：“想起自己在这里已生活了五十多年，由侨民化为公民，对这里的乡土已产生了感情。”

当有心之人再次抛出“华人是移民”的论调时，诗人方昂在诗歌《给HCK》中发出了强烈的质问：

“究竟我们爱不爱这块土地 / 还是我们去问问他们 / 如果土地不承认她的儿女，如何倾注心中的爱？”

而砂拉越诗人田思那首广为流传的《我们不是候鸟》，更是喊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

“我们不是候鸟 / 我们是大地的儿女 / 谁生养我们 / 谁就是我们的母亲 / 我们不是候鸟 / 我们永不离开 / 最最亲爱的土地”

从侨民到公民，从归去到扎根，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却无比坚定的过程。华人的身份认同，开始真正植根于脚下的这片热土。

3：我是谁？

进入1990年代，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腾飞和时任首相马哈迪提出旨在团结各族的“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的宏愿，族群关系进入了相对缓和的时期。

此时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新生代，开始了一场更深层次的自我审视。他们不再满足于扎根，而是要追问：“我是谁？我的中国性（Chineseness）从何而来？我与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场深刻的内省，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名为“断奶论”的大辩论。 以黄锦树、林建国等旅台作家为代表的一方认为，马华文学必须切断与中国文学的“奶水”关系，摆脱支流地位，才能真正独立，建立自己的主体性。而另一方则认为，这种文化上的血脉联系无法也不必切断。这场辩论的背后，是华人群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集体焦虑与探索。

新一代作家开始解构自己的中国情结。他们发现，自己对中国的情感，大多来自祖辈的口耳相传、来自书本的阅读，以及自我的浪漫想象，而非真实的生命体验。作家钟怡雯写道，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是通过长城、黄河这些文化符号召唤出来的乡愁。黄锦树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中国性的体现，如舞龙舞狮、过传统节庆，其实是一种在公共领域受挫后，转而在私领域进行的表演性文化实践。最能体现这种复杂身份的，莫过于那些有过再离散经历的作家。

作家林幸谦，在马来西亚、港台多地生活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回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仿佛前世曾经来过，却又极其生疏，赫然发现自己竟是一个身在故国的他者……我所信仰的中国属性，原来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当这些作家身处异乡，味蕾的记忆最是诚实。他们心心念念的不是烧饼油条，而是马来西亚街头那刚炸好的、带着浓郁香料味的咖喱角，是那碗香气扑鼻的咖喱鸡饭。

更有趣的是，连过去被华人社会普遍排斥、甚至妖魔化的伊教的文化符号也悄然融入了他们的乡愁。作家辛金顺写道，当他身在异乡，记忆中：

”那常在黄昏里穿过重重云气和雨雾的清真寺的祈祷声，幽幽渺渺地突然在记忆中明亮了起来。”

他们既认同自己的中华文化之根，又深爱着马来西亚这片生长于斯的土地。他们的身份，不再是中国人或马来西亚人的单项选择。而是一种既是，也是。

回看马来西亚华人的百年身份求索，其实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生动的现实案例。他们的故事证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应是超越国籍，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的文明共同体。我们应在尊重他们作为住在国公民身份与情感的基础上，以平等包容的文化交流为桥梁，并将他们融合当地特色的在地化身份，视为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开枝散叶的宝贵财富与丰富延伸。这才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最宏大、也最自信的叙事方式。

参考文献

[1] 田思. 我们不是候鸟[M]//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我们不是候鸟. 古晋: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1989: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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