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国民党军官之生财绝技——吃空额

先说说啥叫吃空额。

吃空额，即假如一个连实有100人的话，连长会造出一个120人的花名册来上报领取军饷，这多出来的20人的饷，或留作公用，或装入私囊，以及充公和济私以怎样的比例，便全看连长的个人品德了。多出来的军粮、军装、枪械等等，也可以用来卖钱，充公或者济私同样由连长支配。

如果各连报上来的名册到营这一级汇总起来是400人的话，那么营长又可能向团里报500人，多出来这100人的饷械粮弹，也全是由营长支配。到了团这一级、师这一级，仍然如此这般……

这便是吃空额。

曾经的第一战区豫西河防炮兵指挥所参谋主任蓝卓元回忆：

“拿一个连来说，按编制应该有140多人，当时实际上仅有100人左右，这几十名空额的粮饷，在胡宗南所属部队，是规定由各军长统筹分配给各级军官作为生活补贴的。一个连长每月可吃10个空额，官越大，吃空额越多。”

吃空额，并非抗战时的国民党军首创，很早以前就有，一支军队到了腐败无可救药之际，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明末的军队等等。但能像党国军官这般把吃空额发挥到极致的，怕是没谁了。

以1941年的暂编第5师为例，该师向上报的是7千多人，但由各团报上来汇总后的官兵员额实际仅有3千多人。而这3千多人，也只是纸面上的，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团长虚报的空额，又有多少是营长、连长打的埋伏，师长也未必清楚。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怕只有天知道了（载郭汝瑰回忆录）。

1944年11月，白崇禧曾痛斥其起家之新桂系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

1944年12月15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有谓：“滇西反攻伊始，所属各部缺额，约十万有奇……现实作为战斗部队，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

南宁之役失败后，时任第41师师长的丁治磐在日记中写道：“南宁之失，敌以一个半师团进攻，我二十余师之兵力，竟尔败溃，其兵之强，殆可以一个大队败我一师。”

丁所说敌兵之强是一个方面，丁没说的我兵之弱怕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万人编制的师，战斗兵“多则千余，少至数百”，像这样吃空吃到了一成，又因当官的吃空自肥而败坏了军心士气，致使斗志全无的军队，你说一个师打不过鬼子一个大队，还有什么可奇怪的！

可不要以为吃空额是杂牌军的专利，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在这方面做得那是一点不逊色。就以号称的“天下第一军”来说，“在第一师‘吃空名’已是公开的秘密……驻在西安近郊的一个师，全师仅有3000人”（曾任胡宗南副官的陶萃权回忆）。

再看前身系委员长卫队的三个师，按戴笠1943年的密报，各师虽自报都是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

“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

抗战到了后期，除驻印军外，国民党军各单位吃空额已是人所共知。就如在陈诚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所说，“谁报告不吃空额就是欺骗长官。”

关麟征说得没错，到了这个时候，吃空额，在国民党军中实际上已经被默认、被默许，被心照不宣地看作各级官长应有的福利。

1944年6月23日，国民党军高层开会检讨豫中溃败。当天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会报检讨此番豫战。何敬之谓：‘何以我军作战无必死之心，风气坏极。平时吃空额可以，战时应努力牺牲’云云”。

何应钦对吃空额的看法显然不被徐永昌所苟同，其在日记中评议道：“不知战时无必死心即为平时风气太坏所致，不能牺牲即是平时吃空所致。所云‘吃空额可以’殊不成语也”（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吃空额何以成风，因为它是真能捞钱呀！

据时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的宋希濂回忆：

“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 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

“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又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 他们就愈高兴。"

1944年8月6日，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华北区区长张严佛向陈诚“密呈”《中原战役检讨》一文，其中第八部分：

“八、部队吃空及私生活腐化——

“豫省部队久未遭遇激烈战斗，但其兵员缺额颇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由军队卖出者逾半数。即于此次战后，在卢氏各部队六月间向长官部呈报之人数，亦远超实际。在洛阳时军师长以上颇多作豪赌，输赢动辄数万、数十万，其私生活如此，其经济来源可知。且因此官兵感情疏远，不能融洽”。

“洛阳市上之食粮由军队卖出者逾半数”，这句话啥意思？这说的就是洛阳市面上半数以上的粮食，是军队各级官长吃空额多出来的粮食，卖掉变现的。这道理很简单，一个师长，按一万人领取的粮食，实际上只有四五千人甚至两三千人吃，自然会有大量多余，粮食带着不方便，换成金票中饱私囊多便利。

还以暂5师为例，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该师师长被调离时，光是靠吃空额冒领而又没来得及变现的军米一项，便多达几十万斤。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府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1941年8月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

军队空额多了，战斗力肯定不匹配。你想呀，三五千人的一个师，和齐装满员的一万多人的一个师，那战斗力能比吗？

战斗力是不能比，但重要的是空额越多来钱越多呀！

在那个大家都在吃空自肥的军队中，稍有良心不想同流合污者，反而举步维艰。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在1944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一段：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

党国军官们的这套生财绝技，委员长知道不知道呢？也知道。其在1941年12月，就曾在重庆南山召集的一次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会议上给予斥责：

“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战后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知道了又能怎样？就跟人得病一样，有些人的有些病，找到了病因，对症下药，就可以治愈，但有些人的有些病，找到了病因也没治。进入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国民党军就跟这后一种病人，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