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难得一见，莫迪政府智囊内部视角谈印经济的成色和底色

作者 | 阿努帕姆·马努尔（Anupam Manur）

编译 | 喻琬淋

编者按

近日，印度政府和媒体大肆鼓吹“印度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印国内对经济前景预期走高，在各场合高调宣传经济发展强势劲头。热潮背后，也有印学者发声“需审慎看待印经济增长”。作为多次参与莫迪政府重大政策规划的智囊，马努尔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难得一见的“内部人”视角。他围绕“印人口禀赋与市场潜力的关系”“印企拓展海外市场的局限性”“印经济一体化真实现状”“印融入全球价值链与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印高失业率与高缺位率并举的矛盾从何而来”等问题作出鞭辟入里“十二答”，为我们勾勒出更清晰的印经济发展图景。总体看，印经济体量的确不容小觑，但其实际情况也似乎并未像其大力鼓吹那样势不可挡。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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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请介绍您本人，分享您近期关注的领域。

➤答1：我叫阿努帕姆·马努尔（ Anupam Manur），是一位经济学教授。我对两件事情充满热忱：一是让经济学变得生动有趣，让更多人能够接触；二是推动经济自由。我的写作成果大多是这两个理念结合的结果。当前我的研究兴趣在于更好理解“平台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latforms），并找出造成扭曲最少的监管方式，倡导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在印度找到更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政策方案。不过更多时候，我也会置评那些侵犯个人自由的政府政策，在经济领域尤是如此，在印度这类干预远比我乐见的要更加频发。

➤问2：印度已成为全球最令人兴奋的经济传奇。您认为，印度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至于大幅提高其国际地位？或者说，印度仍在转型之中，只是在中美地缘博弈、中国增长放缓股市趋弱的背景下，才获得了媒体和投资者的更多关注？

➤答2：印度的成就和经济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印度1991年启动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就始终处于上升轨道，而每一轮的自由开放新举措都带来新的增长红利。当全球环境利好时，印度增长动力就更强。20世纪初，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带来巨大市场流动性后，印度收获大量外资，连续多年获得超过9%的经济增速。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叠，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博弈，推动全球资本都积极寻找替代选项，而印度恰好是重要候选。

尽管面临全球经济放缓、俄乌冲突等逆风，印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强势复苏，2021-22财年经济增速达9.1%，2022-23财年也高达7.2%。印央行预测2023-24财年增速有望达到7%。

由于体量上能和中国比较，制度上又是民主政府，印较其他国家更受瞩目。这并不要压制对于印度的兴奋之情。印度当前经济和未来发展前景都有诸多值得兴奋的亮点。宏观层面，即便疫情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印债务水平仍可控；卢比汇率稳定；服务出口和资本流入能够平衡商品贸易逆差；外汇收支状况良好；疫情后通货膨胀也迅速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人们不免为印未释放的潜力扼腕。正如洛克菲勒国际（Rockefeller International）董事长、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策略师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所言：“印度总是让乐观者与悲观者双双失望”。

➤问3：抛开舆论炒作，您认为外国投资者在印度哪些产业部门和哪些邦能遇见真正的机遇？印度决策者有何战略雄心，外国企业和投资人又该如何将这种雄心纳入考量？对于争相涌入印度市场的参与者，他们最有可能出现哪些误解和误判？

➤答3：印度国家层面的修辞往往折射中央政府所排列的优先议程。当前莫迪政府明确提出2027年将印度建成5万亿美元（$5 trillion）的经济体、2047年将印度建成发达经济体，后者被称为“发达印度”愿景，同时也是印人党的竞选口号。为实现“发达印度”愿景，印人均收入需增长五倍，这意味着年均增速需从当前的6-7%提升至9%左右。

若无重大经济结构性改革支撑，这一目标恐难达成：印农业及相关领域生产率需大幅提升；庞大劳动力群体亟待提高技能水平；制造业必须创造就业的基础性产业；面向公私部门的投资也必须持续增长。

舆论炒作背后，有个点非常重要，值得考虑：印度虽然已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样庞大的消费市场，这一点很多来到印度的外资企业想必已深有体会。富裕阶层人数稀少；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有限，而许多人即便已脱贫，但却难以成为外企的潜在客户。从绝对数量上看，印度潜在市场规模固然可观，但乐观仍需谨慎。经管可能有点老旧，但《经济学人》对此话题的剖析仍然适用。

➤问4：印度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如何？在印开展业务能否做到畅行全国？莫迪政府大力投资基建，但物流体系真实发展情况如何？未来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

➤答4：我过去曾评价，印度自独立以来作为政治共同体表现可圈可点，但作为经济共同体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欧盟公民可在任一成员国自由居住、置业、经商，并从事任何形式的经济活动。然而，印度公民跨邦购置土地、运输货物、就业居住仍存在限制，甚至跨邦购车行驶过境都会遭遇巨大阻力。

不过，印度出台商品及服务税（GST）后就统一了全印的税收结构，消除了大量区域层面的额外税负。过去十年，基础设施发展速度快的惊人（增量达300%），削减了货运时长，降低了物流成本。新出台的《国家物流政策》（National Logistics Policy）目标将物流成本的GDP占比从约14%降至10%以下。

➤问5：您是否认为印度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内向型的？除一些知名科技企业外，印度企业大多聚焦本土，鲜见出海扩张。这种聚焦国内巨大市场机遇的路径是否合理，抑或是错失外部机遇的失误？印市场真的足够大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市场机遇？

➤答5：除塔塔汽车（Tata Motors）、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咨询（TCS）等少数企业，鲜有印企建立全球影响力或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为方便起见，很多人把这种现象可以归因于印度国内市场庞大复杂，因此耗费了印企大部分的经营精力。然而，这充其量是部分原因。

印企之所以未能寻获海外市场机遇，另外的一个原因其实是研发创新投入不足。印度所有创新指标（专利、学术论文等）均排名靠后，且印企研发支出占比极低。此外，印度的政策环境也并不特别鼓励研发投入。

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印企经常落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印度官方政策倾向更加亲商而非亲市场，这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后果：许多企业发现，他们比起艰苦创新、追求卓越，更容易的是影响政府施政，并塑造一个特殊的市场环境，在其中操控市场运行、设置准入壁垒、隔绝外资竞争。经常阻碍跨境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其实对印企来说并非阻碍拓展海外市场的主要因素。印企在欧美、中东、日韩及东南亚等目标市场均享有投资贸易自由，仅在在中国市场受到某些限制。

➤问6：中国通过对外资外企开放市场、投资基础设施、吸纳最佳实践、拥抱低成本制造业核心地位，并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已成为经济和贸易强国。中国政府研究并借鉴其他发展模式，并将使之与中国自身情况相适应。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战略，所以您认为印度是否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莫迪政府（或在野党）可能降低进口限制并放宽监管吗？如果印度商业大亨和精英优先在排除外国竞争的条件下发展本土企业，那么他们是否仍会欢迎此类开放政策？

➤答6：印度经历了多轮自由化与保护主义的交替波动。1991年以来，印经济总体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平均有效关税率由1991年的46%降至2023年的13%，但也有少量反对这种自由化趋势的政府干预。2014至2017年间，印实施了多项贸易自由化改革，并降低关税。然而，受废钞令、商品及服务税实施后导致国内经济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印度逐渐提升某些商品关税。疫情期间，官方政策修辞也转向“印度制造”“自给自足”“为本土发声”等明显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词汇。

保护主义稳步增加的势头从简单平均关税变化就可见一斑：2010-11财年简单平均关税为8.9%，而到2020-21财年已经升至11.1%。关税率超过15%的商品占比也从2010-11财年的11.9%升至2020-21财年的25.4%。

然而，2023-24财年，莫迪政府对贸易似又展现略微开放态度，包括削减电子产品消费税，积极推动印占据全球价值链更重要的位置。富士康和苹果在印设立制造中心堪称里程碑事件——印政府为此清除了监管障碍并放宽进口限制。这为其他公司在“中国+1”（China+1）战略下在印投资设厂提供了范例。

➤问7：近年来，印度看待资本主义和市场作用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在中国，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微妙平衡。印将市场经济与其政治、文化、历史遗产相结合时是否还面临一些独特挑战？经济自由是否正在印度社会扎根？您认为这又意味着什么？

➤答7：这个问题需要复杂而精妙的回答。印度1991年满怀喜悦告别“社会主义”经济，这一自由化改革直到如今仍广受赞誉。然而，经济自由并未像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那样受到同等重视。相反政府经常肆无忌惮地践踏印度公民的经济自由，且不受惩罚。政府通过许可证对生产、分销和销售的经济控制依然强大。

公众往往支持价格上限或禁令，这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仍旧受到欢迎。全国各地的教育、药品、心脏支架和医疗器械、电影票、机票、出租车费、农产品都实施价格管控，而经典的租金管制和最低工资标准仍在延续。

这种经济干涉主义的态势经由“印度制造” 倡议、“自力更生”意识形态（其大致含义为自给自足或自我依靠）、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以及越来越多弊大于利的贸易干预发酵，连同诸多以各种微妙形式偏袒本土企业、歧视外国企业的做法而变本加厉。莫迪总理呼吁民众 “为本土产品发声”，这彰显了典型的内向型政策立场。电子商务领域的规则即为明证——印商工部下涉的产业政策与内贸促进部（DIPP）修订外国直接投资规则，禁止电商采用垂直整合的库存模式。这导致亚马逊、沃尔玛等跨国零售巨头难以实施垂直整合，但是信实工业、塔塔集团这些本土财团却能够做同样的事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经济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已被21世纪20年代的软性经济民族主义或“自力更生”（Atmanirbharta）取代，但有时他们却产生了非常相似的结果。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体现在强化补贴、国家支持、针对外商的歧视性政策，以此提振国内生产，并突出强调“市场从属国家，服务国家利益”的理念。

➤问8：国家在印度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政府干预是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还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政府真能在市场中挑选“赢家”吗？强硬干预手段的风险是否压过收益？公私部门的分界是否会随时间改变，还是两者能共存且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答8：印度政府既“太大”又“太小”。在政府本应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域，包括警察、消防、司法等，政府人员不足和能力低下问题十分突出。但同时，政府又涉足诸多本不该进入的领域，包括生产肥皂、经营酒店、垄断全国铁路网等。印度政府的悖论在于，“抱负远大，但能力太小”，连自己出台的法规都无法实施。这种矛盾同样体现在市场领域。政府未将有限资源用于培育市场，包括完善合同执行机制、促进司法公正、产权保护，反而介入价格调控、实施贸易保护、补贴特定产品和服务。

产业政策在全球各地兴起，印度也不例外。当前，印度产业政策主要有三：一是聚焦遴选印度国内具有全球潜力的优势行业；二是实施与产量挂钩的补贴措施；三是借助贸易壁垒保护特定行业。然而，此做法本质上存在缺陷，因为可能扭曲市场，且极大程度依赖政府押注“赢家”的能力。

➤问9：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您如何看待国家铁路网？您认为该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更新改善举措是什么？中国快速发展的高铁建设模式能否提供借鉴？

➤答9：是的，我们应该借鉴中国升级铁路网的经验。目前，印铁路部门陷入停滞甚至倒退。2022年，印铁路货运占比仅为20%，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60%。多年来，货运列车平均时速停滞在25公里/小时，若要使铁路运输成为可行选择，就必须大幅提速。在改进货物集散流程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列车的准点率。此外，列车货运处理能力需要成倍增长，包括货车规模需翻倍。通过铁路网络运输货物成本也相对较高，因为客货铁路存在交叉补贴的情况。为提高效率，需引入私营资本参与铁路网络运营。这是因为虽然政府能够并且会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一些微调，但要实现重大变革则需要引入私人资本和专业知识。

➤问10：外国投资者普遍关注印合同执行、产权保护、司法救济以及其他执法问题。例如，2015年《破产法》（The Insolvency and Bankruptcy Code）曾引发期待，但实施却遭遇阻碍。你认为这些领域是否取得进展？未来几年预期如何？

➤答10：《破产法》本是改变规则的标志性立法，但它没能落地实施，这非常令人失望。《破产法》实施面临两大阻碍：一是破产解决流程延误严重，二是债权方需承受巨额损失。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期间，回收率（编者注：贷款违约时收回的金额）从43%降至32%，而平均破产解决时间从324增至653天，但规定时间仅为330天。

据印信用评级机构CRISIL分析，此情形背后原因有二：一是司法人员配置有限，违约认定和确认环节迟滞严重。二是《破产法》颁布前就存在的严重延迟（从2019-20财年的450天增至2022-23财年的650天），进一步拉低回收率。这反映出印度司法体系或在更大范围内存在问题。印度最高法院现有8万起案件处于待审状态，而全国所有法院总计约有5000万起案件悬而未决，这使判决出现极不合理的拖延。在印度，仲裁程序同样迟缓且代价高昂。在世界银行此前公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在合同执行这一维度的评分长期处于低位（暂不考量该报告及其评估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问11：一个目前讨论热度很高的话题是印度年轻人群以及人口红利。当前印度教育能否支撑年轻人胜任职业岗位？印度目前也面临高失业和技能岗位空缺并存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答11：印度教育已解决“量”的问题：初等教育毛入学率（在校生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超95%，但高等教育中这一比例确有所下降。印度教育更大的问题在于“质”。印度“年度教育调查报告”（ASER）显示，50%五年级学生无法阅读或理解一年级课本（编者注：原文并未说明是哪一年的报告）。因此，尽管印拥有人口优势，但绝大多数适龄劳动力并不具备有效参与有组织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教育水平和技能。这就是印度“高失业率与高缺位率”并存的原因。

在工程学等高等教育领域，印度的教学质量也令人担忧。虽然许多毕业生能够胜任日常工作，但从事高端精密工作以及前沿研究创新的企业却很难招到技术娴熟的员工。印度软件行业同样需要大规模技能升级，才能保持比较优势。印度政府已经并且将持续向各等级的教育投入资金，重点是技能传授、技能再造、技能提升。但是，印度还需要进行更大刀阔斧的改革：允许营利性实体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将精力重新聚焦于补贴私立教育，而非自己开办学校（公办学校教学成果表现不佳），并且退出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监管工作。

➤问12：印度培育出世界级科技公司是信息技术服务和软件开发领域重要的国际参与者。莫迪政府力推电子制造业发展，希望印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一战略是否可行？还需要哪些政策和监管支持？这可能还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与融合，带来了额外的地缘政治考量。更宽泛的看，数据是未来科技和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要素。为此，印度政府在数据收集、使用、保护方面是否制定了指导理念或政策导向呢？

➤答12：莫迪政府正在战略层面押注电子制造业，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为此制定“信息时代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这与其他国家纷纷出台产业政策的趋势相符，例如美国的《芯片法案》。该战略双管齐下——补贴国内产业与实施贸易保护并举。国家主要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实施补贴，但效果不及预期。以手机制造行业为例，企业仅将PLI补贴用于组装环节而非制造。

这种新型产业政策的目标和宗旨存在根本性矛盾。印度想要融入全球价值链，就必须开放经济并允许自由进口。一个国家不能采取保护主义立场，却又指望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PLI 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公司最终从政府那里获取补贴，却用这些补贴来支付零部件的高额进口关税。要想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印度需要制定开放的贸易政策，包括从中国进口所需零部件。

在数据治理领域，印度近期出台了相对较新的《数据保护法》。积极变化体现在莫迪政府放宽了严苛的数据本地化要求，这将利好潜在投资者。业界普遍认为，新出台的隐私法，在保护个人数据方面简单易懂、具有可执行性，并且加强了隐私保护。这部法律适用于企业，在防范个人数据免遭政府滥用方面保护力度不足。

➤问13：请分享一些您喜爱的书籍、博客、播客或者其他能加深读者对印度及印度经济理解的内容。

➤答13：播客：“可见与不可见”（The Seen and the Unseen）、“All Things Policy” 每日播客、“印度之思”（Ideas of India）

简报：“预见意外”（Anticipating the Unintended）

书籍：《第三条道路与隐私3.0》（The Third Way and Privacy）、《当芯片告急时》（When the Chips are Down）、《服务共和国》（In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博客：“Urbanomics”“Mostly Economics”

期刊：《印度公共政策评论》（Indian Public Policy Review）

作者简介：阿努帕姆·马努尔（Anupam
Manur）系印智库塔克西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助理教授，聚焦经济、科技、公共政策等交叉研究，近期主要关注平台经济（编者注：由数字平台促进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印就业危机、国际贸易和经济政策。此外，2024年1月出版其合著的新书《我们，公民：强化印度共和国》（We, the Citizens: Strengthening the Indian Repub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