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污染“强化”攻坚能否缓一缓？

夏天来了，如信风一般守约的臭氧污染也如期而至。

早已严阵以待的全国各地的环保工作人员，顶着烈日酷暑，拉开一年一度的臭氧污染防治强化攻坚序幕。他们义无反顾、前赴后继的投身于这场与臭氧污染的拉锯战和持久战，每一次冲锋都带着悲壮的色彩—— 这是一场暂时看不见终点的、艰辛的硬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4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较十年前下降了54.2%；长江、黄河干流已连续5年和3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这可是饮用水的标准！蓝天不会骗人，碧水诚不我欺，对这十多年来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度改善，相信每一个老百姓都感同身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曾经从重庆坐船顺流而下去南京，在船上亲眼目睹了浑浊泛黄的长江水，船员们肆无忌惮的往江里倾倒餐厨垃圾的行为让人触目惊心。

去年，和朋友一起去了趟三峡之巅，从重庆到万州再到白帝城，长江水的纯净清澈深深的震撼了我，那一刻，我发自内心的为堪比“神迹”的长江治理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

然而，在蓝天保卫战、碧水攻坚战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同时，作为空气质量六项指标之一的臭氧，却成为耸立在大气环境治理工作面前的一座异常顽固的“堡垒”，对大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构成明显制约。

臭氧污染是工业化进程的伴生物，相比颗粒物治理，臭氧污染治理更加的艰难和曲折。尽管生态环境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年复一年的倾力投入臭氧污染治理，但依然收效甚微。相比十年前，2024年全国主要城市臭氧浓度不但上升了约11%，而且污染范围还在扩大，污染季节还在拉长。臭氧污染防治强化攻坚战成效不显，数据反复拉锯，消磨着环保人的斗志和信心，消磨着涉气企业的耐心，也提示我们需要对当前的治理策略和手段进行科学评估与优化。

臭氧污染治理真就那么难吗？

我们来看看治理臭氧的三大“难关”：

臭氧成因关：臭氧的产生机制经过科学界的广泛研究，主要成因或宏观框架已基本明确，就是人为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太阳光照射下，通过一系列链式反应生成，但其生成的具体步骤和细节仍未摸清。不搞清它的生成路径、在不同环境下的动态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过程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就无法在治理中精准“下药”。有专家表示，我们现有的臭氧知识足以支撑治理行动，这个……只能说仁者见仁了。

治理技术关：既然已经知道臭氧产生的前体物主要就是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那么是不是只要控制了这两种物质的排放就能控制臭氧污染了？年轻人，你想得太简单了！国内外多年的治理经验和实际案例显示，要想控制臭氧污染，必须对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可能还要算上PM2.5）进行“协同”控制——解释一下怎么个“协同”法：就是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同步下降！否则，看似氮氧化物或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下降了，但臭氧污染却可能进一步加重；而且，这个没有统一模式供全国推广，只能根据本地污染特征动态调整减排策略。问题在于，我们既不知道这个比例究竟是多少（几乎不可测），以现有的科技手段，我们也很难做到让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按照某个比例同步精准下降。

治理成本关：有数据显示，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臭氧污染治理上累计投入超过2000亿，但这远不是成本的全部。目前全国重点区域涉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约50万家，每年有超过1万家以上企业进行臭氧污染治理设施改造，估算年总花费约150-500亿元；每年夏季臭氧污染强化管控期间，全国数以万计的涉气企业被限产或停产，损失难以估量。就算如此用力，臭氧浓度指标也难见改善。

相比PM2.5治理的耀眼成绩及效费比，臭氧的治理可谓一言难尽。中国如此，外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以美国为例，通过《清洁空气法》强制实施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1980-2020 年美国用40年时间让臭氧浓度下降了约25%。这点改善程度，与其说是治理的成效，不如说是美国去工业化的结果。

笔者无意否定多年来我们在臭氧污染治理工作中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过设施改造减少有害气体排放也的确利国利民、无可厚非。但在臭氧污染成因研究仍有盲点、现有行政管控手段成效不显、治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经济大环境形势严峻，部分企业生存困难的当下，为了完成年度目标考核任务，仍然坚持一年一度的“强化”攻坚，动辄让企业限产、停产的行为，是否有待商榷？

未来的臭氧污染治理，或许不应是年年 “强化攻坚” 的重复博弈，而是彻底摒弃徒劳无功的“添油战术”，在科学认知、技术创新与政策优化的协同中寻找新的破局之路，开辟“精准施策、科技赋能、多元共治”的新范式，每一项管控措施都建立在科学评估与成本效益分析之上，唯有如此，才能在守护蓝天白云的同时，为企业转型升级留足空间，让“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生态发展理念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