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来的人：中国初代模特队传奇

作者|  高哲

来源| 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当年的前卫设计 供图｜受访者

一群受到美与自由召唤的年轻人，凭借着勇气去冲破特殊年代施加在人身上的枷锁，他们有的为此与家庭决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

39年前对任何人来说都太过遥远，但如果那时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并且将一颗压抑的心从长久的沉默里解救出来，那么他仍然记得当天的遭遇、甚至是当时的情绪，便不足为奇了。

24岁时的贡海斌时常出没在北京最繁华的西单路口，那天西单商场前聚着一大群人，一圈圈地围着两男一女三个外国人，贡海斌走近了，还想挤进去看个究竟，慌乱中扯断了拎在手里的塑料袋，六个馒头掉出来，“骨碌碌滚了一地。”

他后来知道，德国的一家电视台当时正在录外景，女主持介绍中国的时局，讲着谁也听不懂的德语，六个散落的馒头立刻作为突发情况被摄影师拍进了镜头，“现在的北京，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上的大白馒头，很能说明问题。”女主持人说。

镜头拍过馒头，抬起来对准了一脸窘迫的贡海斌。

“你是干吗的？”翻译问他。

西单附近的居民一直以来也为此感到迷惑，他们时常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从路口走过，消失在西面的手帕胡同。他总是穿着鲜亮整齐的衣服，身材颀长、头发乌黑，皮肤却异常白皙，显然不属于劳动阶层，最奇怪的是，他沉默寡言，几乎从不跟人交谈。时间久了，人们猜测他应该是归国的华侨。

两三个春心萌动的姑娘时常等在贡海斌家附近，足够大胆的会凑过来，“哎哥们，你干吗去？”“我回家。”“家在哪儿啊，咱们能聊聊吗？”“聊什么啊？”“聊聊呗，你这不会说话嘛。”“当然会说话了，没有什么聊的。”

左四为贡海斌 供图｜受访者

多年后回忆起从青春期开始的这段经历，贡海斌语气中仍有些辛酸，“一说话很麻烦，从国外回来？哪个国家、有护照吗？”年少时的贡海斌过着贵族般的生活，常常跟随母亲参加领导人的舞会，从不知何为世事艰难。家道中落后，自尊与虚荣成了他不得不维护的枷锁，对于真实的身份——染坊工人，他讳莫如深，从不与人提起。

那时的洗染店只有小小的门脸，院里支着棚子，地上四口大锅，夏天时温度高达50多度。从17岁开始贡海斌当起了学徒工，每天穿梭在蒸蕴的水气里，浑身上下只穿着靴子、裤衩和一件胶皮围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停下来，脱了靴子倒出半靴水。

挨到下工时，浑身溅满五颜六色的的染料，跟斑点狗似的，皮肤却出奇地细嫩，用他的话说，简直跟仙女一样。借着洗染店的便利，他烫衣服、压裤线，再擦过皮鞋、抹上头油，悄悄从店后的小黑门溜出去，在路人惊讶的目光中走路回家。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播出后，贡海斌花3个月工资买来墨镜，这样连眼神的交流也省了，于是传言也更新了版本，“西单有一个男的，海底来的人，特酷，不说话，线条倍儿棒。”

但面对德国记者的提问，贡海斌涨红了脸，只能如实回答，“我是一个工人。”

“为什么带那么多馒头？”记者又问。 

“中午上班吃饭的。”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还要给同事带两个，自己吃四个。”其实那只是贡海斌一个人的午餐。

“四个也是很多的，你觉得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馒头吗？”

“会有更多馒头。”

短短的对话，回忆起来却像漫长的煎熬。贡海斌正要跟随人群散去，突然又被一位带着鸭舌帽的中年人叫住，对方自称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名叫向霖，说着还拿出了工作证。

那时向霖正在为新电影《琴思》挑选演员，“你的形象真的很好。”向霖捡起馒头，“你这样像个华侨似的，怎么还带饭？”

贡海斌领着向霖和摄影师从小黑门进了染坊，雾蒙蒙的伸手不见五指。“你每天就在这云雾里工作吗？”向霖对贡海斌说，“年轻人，我对你的命运感觉很可怜。你是一个演员的苗子，拍完这个电影，留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我培养你。”

贡海斌听了，眼泪汪汪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旁的摄影师开起了玩笑，“戏很好嘛。”

二

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中国人与外国人公开接触，还只能选择几处特定的场所。1980年9月收到那份莫名其妙的邀约时，贡海斌正在电影制片厂做兼职演员，进了北京饭店的会议室，他看到一位儒雅的外国人端坐其中，身旁的女士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脸庞，但衣着鲜艳奇特，身份令人费解。

女士自称宋怀桂，她告诉贡海斌和另外两位青年演员——日后成名的张铁林和方舒，身边的皮尔·卡丹先生是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正在筹备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时装模特队。

贡海斌不明白什么是时装模特。在整个国家都只能穿着黑蓝绿的年代，不仅时装模特一词不存在，连展示形体的行为在一些人看来也与妓女无异，而在新闻报道中，“模特”更是语言的禁忌。

新华社记者李安定记得，他曾在1979年春天参加过一场只允许服装界官员入场的内部观摩会，第一次见到了皮尔·卡丹和伸向观众席的天桥。据他描述，8名法国和4名日本模特穿着奇装异服，穿梭往返，彼此“眉目传情，勾肩搭背”，一名金发碧眼的女模特，扭着胯从台前返回，突然停下来转向台边，撩起长裙的两襟，露出只穿着窄窄三角裤的身体，“顿时，台下的观众几乎都向后仰身，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那里面实际什么都没穿嘛，上面什么都没有，乳罩都不戴。”李安定坐在沙发里，扬起双手模仿当时观众的惊诧，“‘噢’，人就像浪打来一样，整一排都要倒掉了。”

虽然1980年前后国门已经打开，中国急需扩大服装出口以赚取外汇，但跟世界隔阂太久，中国服装界对西方的流行趋势一无所知，很需要皮尔·卡丹带来的最新知识。可是要从中国人当中招募模特，政治气候和流行的观念一时还难以容许。李安定原本打算报道卡丹的第一次时装表演，但第二天《参考消息》转发了香港左派报纸的评论，题为《外国人的屁香》，不仅报道无法发出，卡丹接下来在上海的表演也遭遇了阻力。

第一次来华，卡丹先生实际上无功而返。在巴黎的一次艺术展上，他结识了旅居欧洲的宋怀桂，于是接受后者的提议，委托她再次回到中国开拓市场。归国的宋怀桂除了要筹备模特队，还要在北京开办一家名为“马克西姆”的餐厅。这家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餐厅，曾经是毕加索等欧洲艺术家聚会的顶级文化沙龙，因此当欧洲报纸得知皮尔·卡丹的计划，纷纷评论说“卡丹一定是疯了。”法国驻中国大使则一脸严肃地劝他“不要做傻事”。但卡丹先生不仅不打算退缩，还要在北京完全复制巴黎马克西姆的装修和服务，要知道，当时北京甚至找不到施工的材料和建筑师。宋怀桂所领受的使命仿佛天方夜谭。

皮尔·卡丹走在北京街头

后来证明，宋怀桂正是皮尔·卡丹那时最需要的人。然而，如果只是对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有所了解、并且察觉了蠢蠢欲动又谨小慎微的民心，宋怀桂与她的事业之间仍隔着万水千山。但宋怀桂——用皮尔·卡丹的评价来形容——即使被扔在沙漠上，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

早年在中央美院学习的时候，宋怀桂遇见了保加利亚留学生万曼，两人的恋情被学校发觉，被迫写下再不来往的保证书。他们很快学会了一套地下工作的联络方式，将约会的字条藏在树洞里，当恋人迎面走来，彼此不能言语，宋怀桂便用辫子的样式传达信息：两条辫意思是能够赴约，一条辫意味着去不了。后来，宋怀桂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陈情的书信，周恩来亲自批准，促成了新中国第一起涉外婚姻。

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对宋怀桂的事业存有诸多猜测，比如她在中国高层人脉广泛。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是宋怀桂当年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师妹，中国的政府高官后来也的确常常出现在马克西姆，但宋怀桂的女儿宋小虹说，最初回到中国的时候，母亲也只能打电话、写信，骑着自行车到轻工部、纺织部挨个拜访，向办事人员寻求许可，“别人不明白她要做什么事，觉得她是不是有点毛病。”

宋怀桂（蓝黑衣服）和模特们 供图｜受访者

性情中人宋怀桂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不仅敢想敢为，还能在三言两语间拉近与陌生人的关系，即使遇到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也会亲切的唤一句“哎呦吴大姐”，她与人聊起家常，总把“咱们是老乡”像口头禅一样挂在嘴边。

但寻找模特这件事，还只能悄悄地进行。不管是走在马路上，还是去银行办事，宋怀桂都会随时留意那些身高和外形条件符合的年轻人。伍荣威见到一袭红衣的宋怀桂时正是中国银行的柜员，女工孙幼婷在北京电影学院大门口第一次听说了时装表演，漆雕工人杨伟在鼓楼的大厅外撞见红上衣、绿腰带、花布鞋的宋怀桂，心想“哪里来的妖婆子。”

后来蜚声海外的名模石凯，15岁的时候坐在北京饭店咖啡厅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里，从卫生间返回时，被宋怀桂和卡丹发现，贡海斌走过来告诉她，“法国著名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先生看上你，说你很适合做他的服装模特。”石凯不明白他的意思，“懵了”。宋怀桂和卡丹又走来详细地解释，“我真的没有听懂，后来觉得可能像一个舞台戏剧服装的哑剧。我当时觉得很可爱。”石凯说。

八九十年代的北京饭店

在北京饭店的会议室里，卡丹先生通过翻译略作解释，请出了从法国带来的模特教练塔尔多。贡海斌回忆当时的场景，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塔尔多的步态，“一米九零，浅蓝色的皮鞋，穿了一条白裤子，上面是浅蓝色的毛衣，肩上搭着白色外套，飘飘地过来，太漂亮了！”

“你们三个走走吧。”卡丹先生说。

走路大概是世上最轻而易举的事情，贡海斌不以为然，可是真的迈开步子，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吓坏了。塔尔多走起来轻松、潇洒，动态中充满美感，可他却身体僵直，像“傻帽走路”。

贡海斌不敢再走下去，觉得简直是对他们的羞辱，他问卡丹先生，“这是有专业技术的吗？”

“有，有很高的技术。”卡丹告诉他，“模特是人的参照物。”

但在询问意愿时，张铁林和方舒都以拍电影为由拒绝了。

“你怎么选择呢？”卡丹问贡海斌。

拍完电影《琴思》后，贡海斌曾向父母说起剧情梗概，没等讲完，父母都睡了过去。而在观看内部电影《魂断蓝桥》时，父亲竟然像贡海斌一样抹起了眼泪。这件事让他感到很失望，他羡慕《魂断蓝桥》里罗伯特·泰勒的英俊风流，而当时的中国电影，仍在重复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距离人性与美的伟大主题过于遥远。

贡海斌说，“我愿意做这个职业。”

卡丹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为什么？你怎么就这么决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