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公子，择日而死

文 | 丁毅超

上周日，欧洲上演了一场堪比美国“超级星期二”的政治大戏——葡萄牙议会选举、波兰总统初选、罗马尼亚总统决选三大重磅选举同日开票，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巴尔干半岛，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黑海之滨，整个欧洲大陆都被投票箱牵动着神经。不少欧洲媒体戏称：这哪是周日，分明是欧洲版的超级星期日。

葡萄牙的选举结果基本符合专家预测。极右翼政党“切加党”得票率飙升，席位较上届猛增12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而现任中右翼政府虽小幅扩大优势，却仍维持少数政府地位。葡萄牙政坛大概率将继续陷入“碎片化”困局。

罗马尼亚的结果则出人意料，在投票率飙升至65%的热潮中，亲欧洲的中间派候选人尼库绍尔·达恩以54%的得票率强势胜出，打破了极右翼染指总统府的幻想。

                                          尼库绍尔·达恩

波兰的情况则反过来让亲欧派非常不安。现任政府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仅以31.4%险胜，而第二名到第四名竟全被右翼或极右翼派系包揽，三人合计斩获超50%选票。民众对图斯克政府的强烈不满，极有可能促使总统和总理双头政治的矛盾格局延续下去。

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三场选举是欧洲近年来政治生态日益动荡的写照——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红利耗尽，高通胀、低增长、移民潮等经济社会矛盾持续发酵；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同温层效应”不断放大对立，政治极化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剧。可以预见，未来十年的欧罗巴或将陷入“选举频繁化+政治僵局化”的恶性循环中。

各国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持续流失，激进势力不断蚕食政治舞台；碎片化的议会格局让政策难产成为常态，进而导致治理能力空心化。在地缘政治博弈日益激烈的当下，这样的内耗无疑将加速欧洲从世界中心走向边缘地带。

政治极化的催化剂

政治极化是一个尚未被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大体上指的是民众日益向政治光谱两端靠拢，且不断激进化的现象。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政治学研究者往往倾向制度主义视角，强调民主制度的设计缺陷；经济决定论者则将新自由主义生产方式视为罪魁祸首。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今日的政治极化更有可能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现代性危机日益显现的结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乃至千禧年时代，政治极化已展现出自己的面貌，老勒庞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中获得16.86%的选票就是例证。只不过当时的主流舆论将这些政治极化表现都视为螳臂当车，毕竟那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正和民主制度一起在全世界高歌猛进。

老勒庞和玛丽娜勒庞

正如笔者以前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的原初理想是通过理性实现人的解放，但它所释放出的计算理性则导致了人的不断还原。男人与女人的区别不存在了，异性恋与同性恋的区别也不存在了。在这场永无止境的还原运动中，计算理性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多余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可替代的廉价零件。

这是人所面临的最直接的现代性存在危机。换句话说，即便今天不采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反而采用凯恩斯主义，即便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也没有出现，政治极化依旧存在。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政治极化现象揭示的不仅是选举结果的波动，更是现代性文明范式的深层裂痕。

强调现代性危机视角并非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对此的重要影响。恰恰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是今日政治极化最重要的两个催化剂之一。自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以来，提高整体生产效率是经济学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使得经济学天然与某种功利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

现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高度依赖弗里德曼所倡导的“市场自发秩序最优论”。这套模式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最有利于生产要素的适配，从而实现人类整体效率的最大化。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这套理论认为这种以效率为导向的优化配置可以在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适用。（经济学帝国主义，指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

在福利经济学领域，这种范式以“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为伦理辩护，主张用整体福利增量抵消个体损失。这种将功利主义计算凌驾于人的主体性的做法，成为20世纪中后叶以来各种“解放”理论的功利主义辩护词。如果套用赛博空间最流行的性别议题争议，男性所遭受的痛苦已经被女性权益增长所带来的更多快乐所填补，所以男性权益受损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问题是，通过“结构性调整”、“竞争力提升”、“供给侧改革” 等技术化叙事，将产业转移、福利削减等政策引发的具体苦难抽象为不可抗拒的市场规律，无法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害者的痛苦。当希腊青年的“受教育能力”无法转化为就业能力，当英国工人的“社会参与能力”被制度性边缘化，受害者的痛苦就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愤怒，推动政治极化急速前行。

社交媒体时代的同温层效应则为政治极化加速带来了另一个面向。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逻辑，进一步将人转化为“数据主体”。通过行为标签的算法建模，政治参与被解构为“数据画像 -情绪刺激-行为操控”的流水线作业。为了更有效地完成实现这一运作模式，算法推荐通过选择性的信息传播进一步将人归类为某种“偏好向量的集合”，并让这些具有相似经历的人将自己的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认同的燃料。

由此，无数被算法有意割裂的“认知共同体”形成了强烈的同温层效应。哈贝马斯曾经心心念念的交往理性完全让位于由计算理性所主导的情绪动员。无论是在美国已经兴起的政治播客类YTB，还是国内赛博键政圈的粉丝化，都是这种逻辑的浅层表现。赛博空间大为流行的“赢学”更是这种转变的最新表现。

可以说，当计算理性将人解构为经济单元与数据节点，政治领域便成为现代性自我裂变的试验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社交媒体如同齿轮般相互咬合，加速推动着政治极化驶向深水区。新自由主义以“效率”之名加速了人的抽象原子化，社交媒体借技术之力迅速将每个人类型化。

动荡的欧洲 

在政治哲学的坐标系中，欧洲政治生态的剧烈震荡本质上是现代性危机在制度层面的具象化表达。当启蒙理性构筑的共识政治大厦遭遇计算理性的侵蚀，政治极化便不再是简单的民意波动，而是代议制民主与全球化秩序深层矛盾的总爆发。这种动荡遵循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共识政治的合法性消解和权力结构的碎片化演进是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共识政治的消解。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揭示的敌我划分本质，在当代欧洲获得了极具现实感的理论印证。二战后形成的共识政治依赖于主流政党对常识政治状态的维持——中左与中右翼政党在经济全球化、欧盟一体化等议题上共享罗尔斯所言的“重叠共识”，通过制度性妥协维持政治稳定。

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欧盟基尼系数大幅上升，算法茧房使不同群体的政治认知差异不断扩大，重叠共识的社会经济基础被彻底消解。以民粹主义为载体，“这些“共识政治”的失语者和受害者没有兴趣与建制派进行深度妥协。极右翼将移民问题建构为文明存续危机，极左翼将资本流动定义为阶级战争，双方共同将政治还原为施米特意义上的“敌-我”对抗。

第二，权力结构碎片化。共识政治的消解极大减少了传统政党的利益整合能力。这导致欧洲政治格局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中间派萎缩，而反建制民粹主义不断壮大的特点；反建制民粹主义又同时分为左右两翼，欧洲政治普遍出现“多数派匮乏”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实施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制国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缺乏稳定多数，少数派政府往往难以通过重大议程（比如年度预算），只能宣布重新选举；重新选举后依旧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多数，缺乏多数导致重新陷入少数派政府僵局。选举频繁化就是典型的表现。比如意大利在在2018-2022年中就举行了四次选举；葡萄牙也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举行了三次选举。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不稳定性正在向欧洲最主要的国家扩散。无论是去年法国议会选举导致的三足鼎立，还是德国新任总理在第一轮议会选举中落败，都显示出碎片化所造成的普遍政治影响。曾经以稳定著称的德国政局，其中左中右两个主要政党也仅能在议会中保持微弱多数。在采取其他代表制度的欧洲国家中，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

德国选择党党首魏德尔

碎片化也意味着领导人民意授权合法性的减弱。他们往往难以承担重大法案所带来的民意反弹，作为中左翼上台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部分政策上右满舵显然与英国民意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冯德莱恩在第一任期力主以环保为核心的绿色转型政策，但在第二任期实现了180度大掉头，将重点让位于移民和安全。

欧洲政客的政策转向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欧洲普遍右转的真正含义。欧洲的普遍右转是建立在现在民意与过去民意的对比上，而不是单纯的议会席位多少或者总统选举胜负。

比如斯塔默在去年的大选中虽然带领工党获得压倒性议会多数，但这是由英国简单多数制的选举制度产生的结果，从实际投票群体的支持率变化上，英国民意的整体右移非常明显。事实上如果今天英国就举行议会选举的话，法拉奇的改革党同样可以凭借自己31%的支持率获得英国议会过半席位。

罗马尼亚的选举同样如此。极右翼候选人虽然在第二轮的总统决选中败北，但他也获得45%的支持率，达到了罗马尼亚极右翼从未达到的高度。对欧洲政客而言，这种民意的整体右转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其本质是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叙事替代。

也许有读者会好奇欧洲左翼民粹主义者的表现。德国的左翼党、法国的不屈法国等左翼民粹主义代表显然也在各国站稳了脚跟，加剧了中间派的政治少数困境。但总体上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为兴盛。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论述，这与右翼民粹主义更好地回应当代民众的诉求关系密切。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全球主义倾向是其天然的不利之处。新自由主义同样支持全球主义，这导致左翼往往只能将重点放在全球主义之下的再分配问题上。问题是，从罗尔斯开始，左翼学界和政客在过去的数十年中都没有提出具有真正实践性的再分配替代方案。这导致在今日这场以反全球化作为初始出发点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左翼民粹主义处于更为不利的结构性位置。

欧洲何去何从

欧洲何去何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随着政治极化的加速，欧洲政治势力的碎片化将进一步加剧。德国的建制派也很难保证自己在下次议会选举中还能保持总体的微弱多数。

至于其他国家，早就开始习惯依赖极左和极右势力提供信任供给。在西班牙，中左翼的社会党必须依赖极左翼提供支持；在瑞典的中右翼政府依赖极右翼提供支持；在荷兰和奥地利，极右翼干脆自己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所谓的建制派防火墙策略更像是一种心里安慰。在残酷的议会算术面前，这些建制派放下自己的面子只是时间问题。

与美国不同的是，或者说与美国相比更糟的是，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极化加速，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实质性死亡。欧洲各国皆开始倾向从布鲁塞尔手中收回自己的权力，欧盟的大量补贴成为绝大部分财政净收入国家留在欧盟的最后动力。

对德国这样的欧盟财政净支出国而言，它们也愈发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在欧盟之上。这不仅表现为德国毫不在意自己的5000亿国内投资计划对欧洲共同市场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意味着法国可以将自己特别关心的渔业问题塞入英国脱欧谈判中损害共同市场的完整性。

欧洲一体化死亡的直接结果就是欧洲难以发出统一的声音。欧洲各国对特朗普关税的不同态度已明示了欧洲的内部分歧。在乌克兰问题上，英法德波甚至无法将西班牙和意大利拉入自己的阵营，只能单独发表联合声明。欧洲的声音即便不是无足轻重，也力量愈发薄弱，其他地缘政治实体开始忽视欧洲的声音，将其降格为地缘政治上的二等公民。从马里到布基纳法索再到尼日尔，法国在西非的溃散是欧洲地缘政治衰落的象征之一。

或许没有什么比欧洲的乌克兰维和计划更能显示出这种衰弱的讽刺性。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欧洲人开始探讨出兵维和乌克兰的计划。在2024年12月，欧盟官员向路透社吹风，指出欧洲正在探讨多达十万人的出兵维和计划。受到欧洲的鼓舞，泽连斯基在2025年1月更是公开要求欧洲至少派兵20万。然而到了2024年3月，计划就缩水为8.9万人。

2024年4月29日，英国总参谋长拉斯金进一步将人数缩减到6.4万人。然而意大利、波兰和德国在会后都拒绝同意出兵，预计人数进一步被降低至2.5万人。更糟糕的是，这2.5万人也只是可能达到的上限，其中法国和英国各自出兵5000-10000人。

到了2024年5月，法国总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维和部队的人数可能仅仅只有几千人。“重要的不是人数，而是我们在那里提供支援，作为第二道防线，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远离前线的战略要地。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展现团结。”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已分析过法国的结构性困境，在此无意反复批评马克龙干啥啥不行的问题，毕竟只要是正常人就不可能看不出马克龙外强中干的实质，但不得不说马克龙的最新表态确实充满了对欧洲命运的讽刺性象征。从欧洲人自己的伽利略计划再到乌克兰维和计划，欧洲人提出了无数雄心勃勃的计划，然而几乎没有一个计划获得成功。欧洲也彻底被中美甩到了身后，以至于现在几乎没有人相信欧洲还可以成为未来地缘政治中的独立一极。

站在21世纪中叶的门槛回望，欧洲这场“超级星期日”选举或许只是文明转型的序曲。它警示我们：任何忽视人的主体性的制度设计，任何背离公共性的技术演进，终将引发反噬。而欧洲能否在撕裂中完成重构，不仅关乎自身命运，更将为所有现代社会提供镜鉴。但毫无疑问的是，启蒙普世主义已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脑死亡而惨淡谢幕。比起完成重构，欧洲更有可能留给我们的关于现代性危机的失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