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我的参谋长 （作者：刘本新）​

【按】这段作品选摘自长篇回忆《把爱献给你》，以下各段文字本来配九张图，在这里配一张。

部队需要我的数学能力

1971 年，费县一中宿舍内，幽幽的灯光透过窗玻璃，揉出温暖的光晕。那时，后来成为山东师范大学运筹学专家的赵庆祯老师，正耐心地为我讲解华罗庚优选法。他对我的领悟称赞有加。此后，他还指导我学习运筹学与钱学森的系统论。赵老师在我心中播撒的知识种子，在未来的军旅路上生根发芽，结出了丰硕果实。

1976 年 11 月，我在沂蒙山前方城公社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指挥部，任宣传组长。那段日子，我整日忙碌于为省报、电台撰写稿件，给县委撰写汇报材料；负责工地广播站和文艺宣传队的工作，还要参与农田地形图测绘。虽然辛苦，但也收获了充实、快乐与自信。月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被调往公社征兵办。此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只手，把我的一生拨给了军营。

当时，来带兵的是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我父亲曾在过的老部队第 98 师。自小，我便渴望穿上军装，挎上父辈的枪，去当一名霓虹灯下的哨兵。然而，父亲的老连长、县武装部长李芳华却坚决不同意我参军，他命令我在家负责组建民兵军事体育队。公社宋继先书记也多次劝我：“明年你要去北京开大会，你走了，公社就少了一位先进人物啊。” 我虽表面上应下，可心底对军营的向往，仍是暗流涌动，难以平伏。

带兵的陈昌满连长发现我数学与记忆能力出众，便带我去县上见师副参谋长张肇源。副参谋长曾是著名的炮兵团长，见到我后，他出了一道炮兵题：我军在山上，敌人在山下，双方火炮最大射程均为 12 公里，问我军炮兵置于何处，才能既打到敌人，又不被敌人打到？

我沉思近一分钟，意识到这看似是一道物理题，求解山体斜面上地球引力下炮弹的加速度与射程的关系，实则考验的是思维方法，类似脑筋急转弯。于是我回答：“炮兵打仗，不在于火炮的最大射程 A，而在于有效射程 B。∴B＜A，∵理论上，用B 作战，就面临被敌人击中的可能。”

听到副参谋长对我的夸赞，我满心自得与自乐，仿佛已穿上军装，沐浴着部队的阳光。

两周后，副参谋长再次对我考核，他拿出一份试卷。我一看，熟悉的字迹让我心头一震 —— 考题竟是赵老师所出。题目虽有难度，但凭借扎实的数学功底，我不到十分钟就报出了四道题的答案。其中一道题后来还成为了高考题：(z−x)²−4 (x−y)(y−z)=0；求证：x，y，z 成等差数列。它的变式： (x−2y+z)²=0；此题答案：2y=x+z。

副参谋长对我的数学能力十分满意，当场表示要带我去部队担当重要工作。为了让我顺利参军，他出面协调，排除了各方阻力，为我办妥了入伍手续。12 月 20 日，当我拿到《入伍通知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骑上自行车，围着蒙山不知疲倦地跑了近 300 里路，兴奋得整夜难以入眠。我，终于拿到了进入军队之门的门票，入门指日可待。

参谋长留下我当工兵

1977 年 2 月初，上海遭遇了罕见的暴雪，气温骤降至零下 10 度。

10 号，正值小年，新兵连的篮球场上，厚厚的积雪反射着惨白的光。我站在一尺多深的雪里，从山东来的北风如同刀子割在脸上。看着其他战友陆续被分配到各个单位，而我却因未经过生产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推荐等环节，家乡 “革命群众” 的举报信寄到了部队。此时，部队决定将我退回老家，我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难之中。

一想到，国家还处于“文革”中，我真的被“政治退兵”，就意味着戴上了政治问题的大帽子，以后招工、考大学都将完完，就连我的党员资格也难以保住，我的心落下跳上，咚咚作响，我像被拉着头发吊在百丈冰崖上，头上却急得大冒热气。在孤零零中，没人睬我这个退兵，我也不想理睬别人。

一个多小时后，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地推开积雪，停在了我的身后。

车门打开，走下 50 多岁的师司令部参谋长郭永山，他是前来检查新兵分配工作的，同时也来了解我。在新兵文艺汇演时，我创作表演的山东快书《雷锋买车票》获奖，参谋长为我颁奖，我们认识了。参谋长是山东福山人，战争年代曾到过我的家乡，他说自己至今都难忘群众送给他的煎饼和锅饼，那是浓浓的沂蒙情。在这绝望的时刻，我心想，反正已经到了这般田地，不如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瞬间决定向参谋长提起申诉。

参谋长接过参谋递过来的档案袋，向我提问，见我对答如流，他笑着说：“到底是党员，革命老区的农村干部。” 这一句话，让我看到了希望之光，觉得向参谋长申诉定能成功。

参谋长继续提问，当我说到爷爷刘福兰抗战时期就是游击队员，解放战争中是村干部时，参谋长的激动起来，使劲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革命的后代，举报信，我不信，留下你当工兵，接受一年艰苦考验。要是你经不起考验，我再送你回家。”

听到这番话，原本强烈的申诉念头瞬间蒸发，取而代之的是无限而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动与感激。泪水不能控制，唰唰地流，汇成我咬着牙齿的回答：“决不辜负参谋长！” 这时，工兵连戴立夫副连长跑步过来，接受参谋长指示，背起我的背包，我也破涕为笑，向参谋长敬礼告别。

就这样，我入伍仅两个月就遭遇的这场政治危机，被贵人参谋长轻抬手指一点，化解了。

按理说，这不过是参谋长依职权处理的一件平常小事。然而，在参谋长离休五年后，全军开展整党工作，有人翻出他处理的这份举报信，说是未经调查核实，主观主义说“举报信，我不信”。有关部门认为举报信内容有真实性，要求我详细写清参军前，在历次运动中的言行。我实在难以写清，因此被判定为不合格党员。一年后我在北京获得荣誉，加之无法核实举报信，我才恢复党员资格。

1991 年，北京来人就这封举报信再次与我谈话。积压多年的愤懑顿时爆发，我怒不可遏，摔了手中的茶缸，拍案而起，厉声喝道：“立刻，马上给我销毁这封无稽的诬告信！”此后再也没有这封信的信息。举报信如附骨之疽，前后折腾我长达 14 年。怒也举报信，哀也举报信，若不是当年遇到参谋长，恐怕我只有哀。不解之谜是，参谋长当时为何没销掉举报信呢？

参谋长又要送我回家

四月底，我怀揣着参加南京军区打坦克演习荣获的立功证书，自感良好，有点小骄傲地回到营地。然而，参谋长听说我在申请离队回家考大学后，一个电话把我传进他的办公室。

我在门外大声喊 “报告”，得到允许后推门进去，向参谋长敬礼。只见参谋长背靠着墙上那张巨幅军事地图，眉头紧紧地拧成个核桃，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的事情。见我进来，他猛地一激灵，随后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说：“二等功撤销，去军务科办手续，马上送你回老家。” 这突如其来的话语，似锋利的锥子，猛地扎在了我的心上。明明之前说好了当工兵满一年考验不合格才送我走，可这才过了四个月，毫无预兆的 “逐客令”让心提起来，我知道不妙，既害怕又疑惑，打死也不敢往好处想。

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参谋长示意我拿起地图指示棒，面对地图，跟着他的口述在地图上指出准确位置。

参谋长口述我师即将举行的演习背景，他的语速快而清晰，从苏联到日本，再到南朝鲜、菲律宾、越南、印度，最后到巴基斯坦，一连串的地名， “叭叭，叭叭” 从他口中有条不紊地蹦出。凭日常学习积累和对地图的天生悟性与灵感，我胸有成竹，在地图上逐一精准地指示，一股自我满意感在心底慢慢摊开。

参谋长和悦了，一边他踱步一边教育我：“解放军是一所革命大学校，而军事科学是独立于其他科学之外的最综合的科学……” 这些日子，“回家考大学”的念头让我如同落进盘丝洞，滚来滚去滚不出来，参谋长今天的教导让我彻悟了他的良苦用心。

自那之后，我仿佛被点燃的火把，浑身充满了热烈。我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出刊的黑板报在比赛中一举拿下一等奖，指挥连队歌咏比赛也拔得头筹。担任军械员兼文书后，不仅给参谋们讲解常用优选法和趣味对策论，还幸运地跟着《解放军报》的著名记者钱钢学习写新闻，稿件刊发《人民前线》报。我们一同前往东海前沿海岛采访，站在高处，望着茫茫大海中穿梭如蚁的万吨巨轮，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师守备上海浦东的使命艰巨，光荣无上。

参谋长看着我一年的成长与进步，拍板：“臭小子，你考验合格了。”

得到肯定后，我趁热提出想去同济大学，跟着桥梁专家李国豪校长学习桥梁知识，我深知这对工兵架桥、炸桥有着重要意义。参谋长爽快地批准。

次年，我拿到了南京军区制发的 “神抢手证章”，还荣获了 “上海警备区基层先进文化工作者” 称号，参谋长对我更是夸赞。

在当工兵战士的这两年里的经历，浓墨重彩地绘就了我军旅生涯乃至一生的底色。我向参谋长表示，作为沂蒙的子孙，我一定会继承和发扬爱党爱军的沂蒙精神，把自己全部的知识和热爱奉献给人民军队。

你想当国民党军官啊

1979 年刚开头，西南风炊来了硝烟。

我已在连队摸爬滚打整两年，对连队的一草一木、每一位同志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自卫反击战打响时，组织决定提拔我去师机关当干部，二话没说我拒绝了。在我心中，比起坐在办公室里，我更渴望奔赴南疆作战，在战场上发挥工兵专业的技能，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而且，我跟着正在研究上海斜拉大桥技术的李国豪，探讨怎样炸掉他设计的桥，在我看来，这可比到机关工作更有意义。

参谋长郭永山，以及张肇源、李振和、周明福、李真等副参谋长，都是许世友司令员带出的山东老部属。我和他们是大老乡，但我和他们没有丝毫个人关系，更无亲无故，他们就是期望我能成长为一名，担当特别任务的出色军人。

一天早饭时，参谋长来检查伙食，实际上是来找我训话的。他轻轻地拍着我的头，表情严厉地说：“咱全师农村兵，不想提干的就你一个独蛋，当解放军军官，干比参战还重要的工作，你不干，难不成你想当国民党军官啊？师里的命令都敢不服从，不处分你怎么得了，我看要马上送你回老家。” 参谋长这番严厉的话语，让我走出迷雾，心转意变，答应当干部。

参谋长对连长戴立夫说：“两年前你当副连长，把他接来当工兵，现在还得你亲自把他还给我。” 第二天，连长帮我背着背包，我故意穿上破旧的施工服，想气气参谋长。可他见到我后，非但没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喜鹊叫，叫花子到。” 边说边拧我耳朵，笑骂我是 “淘气包”。看参谋长的亲切的样子，我知道他原谅了我。

随后，参谋长和茅永成科长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我将 “保密工作百分之九十九不行，非百分之百不可” 倒背如流，参谋长这才郑重地把军绿铁盒里的正式军旗交给我保护。我双手托着军旗，眼眶瞬间湿润，心中涌起一股无尽的责任感，立下誓言：“性命不在了，军旗也要在。”

参谋长又笑着说：“连队对你吸引力这么大，伙食好是一大原因吧，那就罚你写篇《伙食好，是半个指导员》，五页纸，三天交稿。” 没想到，我第二天交稿子了，参谋长笑咧了嘴。师长王德成、政委高岩来看我，他们说：“你这熊孩子个性可够强，好好干！” 话语中满是对我的期许。

回顾过去的两年的士兵生活，我心满意足，也更加渴望在新的岗位上建立新的功勋，之后的岁月里，我确实在这无形的战线上做出了突出成绩。

参谋长不再管我了

五月，上海的风裹挟着湿润的水汽，轻轻吹拂着这座城市。我踏上了前往华东腹地七子山某特别单位的路，参加一场无法预知的考试。

后来才知道，七子山还叫七仙山、七重山，那都是化名，直到有了卫星地图，我才找到它的位置，但已成为“中国兵法文化旅游山”。

考题十分古怪刁钻，涉及到汉字编码，圆周率数序、兔子数列等。有一条题很有趣味“两位评酒师评酒，要求一位往满分打，一位向零分压。求算最后得分。”这是典型的对策论题，最后得30分。

其中一道攻关难题“一江灭，猜王你错了”， 这道题像五行山，被压在山下的人数不清，还有三道计算难题同样要绞尽脑汁。经批准，我把这些难题带回，当作 “第二工作” 继续攻克。

“一江灭” 这三个字，源于在西安剿灭敌特组织时，缴获的抄报纸上仅有的三个字，无数人对着它苦思冥想熬脑子。此时，西安 411单位的女军官吕云也在为此咬牙瞪眼，大家都渴望成为解密第一人，我更是想独占这个第一。

回到单位后，还没等我好好休息一下，参谋长就旧事重提，说起我之前几次发驴脾气的事。他语气严肃又带着一丝遗憾：“我不再管你了，你归李振江副政委管。” 听这话，那些和参谋长交集的过往，那些他引导教诲我的画面，在眼前放映。想到以后和参谋长不再是业务上的上下级关系，心中竟涌起一股不舍的愁绪。

不过，参谋长并没有完全放下我，他叮嘱我要精进地图测绘和标图，继续钻研工兵炸桥，他愿意当我的老师。他半开玩笑地嗔怪道：“嗨，你找对象也不归我管了，可我来问问，你和那位刘思齐怎样了。”

这是去年我参加上海《解放日报》笔友会结识的丝绸公司的美女秘书，我带她去过参谋长家里，后来得知她是我的同宗同辈，我们只能保持笔友关系。参谋长深表遗憾。

参谋长离休几年后，我也调离，二人再也没见过面。2015年起一位叫黄爱民的作者在银河悦读发了100多帖《守备一师大院的故事》，看到了参谋长的晚年。

没几天，李副政委找我谈话，布置特殊任务。他告诉我，要尽快找到符合标准的配偶对象，批准结婚后，夫妻一起去七子山工作。七子山那里的工作太特殊，对择偶有六条严格的标准：两家相距 100 公里以上、农村人…… 就这样，找对象突然成为了我最紧迫的任务。

人生步入过于不顺

沂蒙家乡有句歌谣：“推小车，别害怕，有上就有下”，这句土星味十足的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之路恰似推独轮车前行，在经历一段顺遂的坦途后，挫折往往不期而至；而当陷入低谷、诸事不顺时，转机也悄然酝酿。我亦未能例外。

自 1979 年 12 月起，在身体健康和寻找对象这两件大事上接连遭遇挫折，其中身体伤病的痛苦持续到45 年后的今天，也还要延续下去。

八月，我上报了曾住过我家、绰号 “地主婆” 的女知青童慧卿。她是农村户口，两家又相距 105 公里，符合条件，得到了批准。可当国庆节我一心笃定地去她家商议结婚时，得知她的户口刚刚落在连云港市，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们的结婚序曲画上大大地休止符。被欢喜吹成了大气球的我遭遇细针戳，家乡话说“狗咬尿泡空欢喜”。

在执行特别任务的火车上，我邂逅了与我做同样工作的吕云。我们都被对方如电影演员般的相貌吸引，彼此一见钟情，十几分钟的坦心交流，我们只差说出 “我们恋爱吧”。吕云提出“我们通信吧”，我觉得我们这是顿爱，顿爱不会变色，不会失掉，我当然答应她。分别时吕云的回眸烙进了我的大脑沟回，再也拔不出来。然而，这份军绿色的浪漫约定，却以莫名失联而宣告失败。

我先后寄出的一百多封信全部被退回，看着退回信件，心中满是不甘和对自己的愤恨。后来我知道，吕云也和我有着同样的遭遇，她写的信每一封都被加盖了 “查无此人” 的印章，她的心里，同样充满了对这个不得结果的突发感情的哀怨与委屈。

我找“工作配偶”在一定范围是保密的。我向参谋长倾诉联系不到吕云的苦恼，他没有接我的话茬，说：“这件事，你得向副政委汇报。我说说个人意见，你干的工作性质容不得沉溺于儿女情长。其他干部找对象可以是为个人幸福，可你是为了工作找媳妇，牺牲对吕云的一见钟情，这不仅是工作要求，更是一种光荣。” 这番话像一包神力的逍遥丸，让我原本郁闷的心胸顿时透气了。

1980 年元旦，来上海华东师大师进修的赵庆祯老师来部队，指导我学习军事运筹学。师生二人在招待所彻夜长谈，赵老师发现我入睡极难，叮嘱我不可超负荷用脑。3 月起，我的身体频频发出预警，接着多次发无名高烧至 39 度。 9 月，我终因重度血尿住进野战医院，疾病的魔爪揪住我整整 15 年，才逐渐放开。也就在1980年秋，吕云因患脑病不得不暂停工作。

1983 年，我和吕云组建了各自的家庭。1999 年，我们双双被评为三级残疾而成为“做休闲工作”的人。她去部队幼儿园教英语，我去少年军校教练定向越野。

难忘吕云。2006年起我在网络上发众多帖子寻找她，2023 年 7 月 23 日，我的一个帖子后，吕云的儿子秦鲁飞留言沟通，我才得知道貌如我喜欢的电影《奇袭》里的朴金玉的吕云，新近中风，说话不再利落。

44 年间，舍不下互相的那份钟情，不懈地寻觅，得到的是“无字经书”，但又不是。吕云的儿子说：“我妈说，刘叔太像《奇袭》里的张勇手了，他可是我妈的偶像。”孩子的话，让我听到了吕云用颤抖的语音，无休无止地说那句话“我们通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