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动的真实成本：求学之路掩盖了哪些同辈差距？

对大多数普通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求学乃至挣扎着求学是获得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克服出身劣势的第一个必要的奋斗手段。但是不论如何努力，出身家庭的影响无所不在，其牵绊也常常为个体成长罩上一个难以摆脱的天花板。人们关心，这种阶层固化现象是不是极为普遍的，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普通工薪阶层和寒门学子有多大机会突破阶层固化？

美国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哲学副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伦理与教育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珍妮弗·莫顿在《向上流动：求学与原生家庭的羁绊》一书中讲述了多位大学生通过求学“向上流动”的故事，并列举了一些出身平凡的年轻人在求学、就业中所遭遇的各种困境，其中不仅包括我们容易想象的经济、社会关系上的影响，还有更多情感的牵绊。本书虽然讲的是美国故事，但对普遍熟悉“向上流动”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作者的讲述告诉我们，向上流动的叙事远比看起来的复杂。

《向上流动：求学与原生家庭的羁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作者 | 珍妮弗·莫顿（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哲学副教授）

翻译 | 杨学思

摘编 | 返朴

未来的机会与资源在出生时就被随机分配好了，这一观点与个人奋斗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我们倡导的是机遇平等，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人们一向将教育资源作为平衡弱势群体出身劣势的工具。乐观主义者认为，教育可以改变生活前景，认为我们应该专注培养更多的弱势儿童上大学，因为高等教育有能力帮助他们步入中产阶级。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学校教育对于不公平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影响有限，因为社区闭塞、医保难求、种族主义以及贫困等现象早已渗透进整个社会，处处都是问题。他们认为，许多来自弱势群体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大学，即便能够入学也将面临诸多挑战。乐观主义者常说教育改变命运，悲观主义者则指出，成功事例仅仅是幸存者偏差，绝非常态。

向上流动

大家都爱听鼓舞人心的故事，就拿美国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来说，她成长在布朗克斯区（Bronx）【布朗克斯区位于纽约北部，是有名的贫民区，犯罪率在美国位居前列。——译者注】，幼年丧父之后由妈妈抚养长大，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之后在美国最高法院拥有了一席之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成功故事有着催人奋进的魔力，让我们相信，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并为之坚持，就有可能获取类似的成就。但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这种叙事掩盖了向上流动的真实成本。

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现实依旧是残酷的。在美国，对于那些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说，向上流动并非常态。然而，美国人民总体上还是大大高估了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不仅如此，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对许多学生来说，向上流动之路所需要的远不止坚持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做出痛苦的抉择与取舍，可能会影响与所爱之人的关系，颠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向上流动的叙事不仅是一个关于收获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而传统的向上流动叙事往往会抹去一项关键差异，那就是不同群体会因不同的社会地位而面临不同的挑战。同时，传统叙事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视角倾向于将向上流动描绘成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无论是贫困、社会经济隔离还是机遇匮乏，仿佛全部都能用向上流动来解决，从而忽略了成功终究只属于少数人的事实，低收入社群的困境依然存在。

在传统的向上流动叙事中，寒门学子牺牲了时间、精力与金钱，在某些情况下，还放弃了玩乐的权力。巴拉克·奥巴马在回忆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童年时写道，他的母亲每天早上四点叫他起床，让他在上学前先自习三个小时，因为她担心奥巴马当时就读的学校不够严格。这一情景就是很多人心中向上流动应有的样子：寒门学子就应该是那些从来不睡懒觉，天刚亮就起床学习的人；就应该是那些从不参加聚会，在图书馆学到关门的人。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述，这种刻板印象过度简化了向上流动的过程，尤其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艰苦奋斗中，忽略了个体在人际关系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作用。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史蒂夫·乔布斯的人生故事虽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在传统的向上流动视角中，基本上可以抽象地看作同一类成功故事，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努力奋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种振奋人心的故事的潜台词就是：你也可以。这种叙事的误导性不在于其认为社会底层的人可以实现向上流动——当然可以，而且成功案例还不少——而在于这种叙事强调个人仅凭自身努力，就能打破原本不公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获取原本无法获取的资源与机会。我们只需稍微深入挖掘一下，就会发现几乎在所有向上流动的故事中，社会结构性因素都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例如，乔布斯的养父母在发现他的天赋之后，就在更好的学区买了房，便于他接受一流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乔布斯可以接触到最早期的进步科技，这为他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乔布斯从大学辍学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他当时已经有了很多技术经验，使他很快在雅达利（Atari）找到了一份工作。

为了真正理解寒门学子的困境，我们必须将伦理成本与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寒门学子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他们之所以需要在外部寻求机遇，并不是因为原生文化比主流文化差，而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固化导致他们很难成功。如果否定这一点，不仅不够坦诚，也是对寒门学子的贬低，并进一步弱化了他们的信心。寒门学子可以问自己：在我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中，是否存在社会、经济或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我要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因素？如何了解这些结构性因素对我的影响？我该如何看待目标社群与原生社群的关系？我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是否会为我带来某些阻碍？

杰隆的故事

这一点在杰隆（Jeron）的故事中就颇为明显。杰隆来自得克萨斯州，是一位年轻的非裔美国人。他与我交谈时，身着一件挺括的衬衫，打着领结，是一位温柔细心、有亲和力的大学升学顾问。很少有人会猜到他的成长环境极其贫困，母亲患有毒瘾，高中肄业。他的家人中没有人读完高中，全家靠着社会补助生活，住在奥斯汀市（Austin）一个第八条法案授权的低收入补贴房社区，那里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杰隆和我说，他们的生活重心就是“活下去”，以及“确保有饭吃”。

我向杰隆问起他童年好友的近况，他说社群里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还在卖毒品，仍然在街头维生”。他们都是杰隆在小时候非常依赖的人，尤其当时他的母亲已经无法对他履行应尽的抚养义务，哥哥姐姐又时常入狱，是社群对他伸出了援手。后来他原生家庭的处境越来越糟，杰隆便在七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家，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睡在马路上，他其中一个朋友还收留过他一段时间。在他无家可归的时候，他把自己仅有的家当都藏在一个桶里，偷偷放在每天上学路过的一个灌木丛后面。这个秘密在他高三的时候被学校的橄榄球教练发现了，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教练不仅收留了杰隆，还帮助他考上了兰斯顿大学，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为非裔开办的高等院校。在获取硕士学位之后，他现在就职于得克萨斯州一所州立大学的寄宿生活与学习部门，帮助更多和他一样的学生进入大学。

杰隆的故事是向上流动过程中的一个极端案例。他所处的原生社群极度贫困，引发的问题和挑战也非常集中，在社群内部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原本的人际关系不仅无法塑造人格，还成了负担，想要向上发展就只能选择离开。

在美国，出身贫寒的孩子身边往往也都是和他们家境相仿的人。贫困现象常常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社区，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和其他贫困家庭生活在一起，学校里的同学也都是一样的境况。如果这些孩子还是拉丁裔或是非裔，那他们学校里至少有2/3的学生都来自低收入家庭，这种概率是白人孩子的两倍。

贫困人口聚集的社群本身就会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导致社群内部很难获取良好的基础教育。出于各种原因，比如资金不足、班级人数过多、教师经验不足、暴力事件多发、社会保障匮乏等，贫困社区的学校教学质量要远差于中产阶级社群，毕业率也更低（贫困社区学校毕业率为68%，低贫困率的学校毕业率为91%），即使毕业，学生后续进入四年制大学并获取本科学历的概率也还是更低。杰隆就读的高中，其生源都来自低收入有色人种家庭，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全年级260名学生中只有60名顺利毕业。那所高中多年以来一直被得克萨斯州教育局判定为“学术能力不达标”，之后就被关闭了。杰隆能从高中毕业已经实属不易，后来能离开原生社群并考入大学几乎称得上奇迹。

出身贫寒的孩子不仅在物质资源层面与中产阶级孩子不同，他们的社群构成与社交圈层也不同于其他学生。由于社会经济隔离，贫困家庭孩子的原生社交关系都是和那些同样出身劣势的同龄人建立的。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我们所见，贫困人口聚集的社群更容易滋生其他严重的问题，威胁这些社交关系的稳定性。不仅如此，出生在贫困社群的儿童不但会和同样处境的孩子朝夕相处，一同上学，也会在社群内部产生深厚的情感联结。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着力研究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养育方式，她发现工薪家庭的父母会给孩子更多自由，允许他们花大量的时间与附近的其他孩子或是表亲一起玩耍。因此，这些孩子自然就和同样出身工薪或贫困家庭的亲朋好友感情更深。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孩子有着更为严格的时间表，穿梭于钢琴课和足球训练等课外活动之间。通过这些社会活动，他们就与其他中产阶级成年人与同龄人建立了社交关系。

折叠的世界

研究数据表明，出身贫寒的孩子往往生活在贫困人口聚集的社群，就读于条件较差的学校，交际圈层也往往都是同样身处劣势、举步维艰的人。但这并不代表寒门学子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面临伦理成本就是有问题的。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学子，他们也会离开家人，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事实上，在美国如今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学生去外地上大学已是常态。那么，寒门学子的被迫移居与这种普遍现象究竟有什么区别？经济和种族隔离与伦理成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其中第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对于在极度贫困的社群长大的学生来说，为了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为了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社区成长，为了未来孩子的教育条件，为了获得中产水平的生活，他们必须离开。诚然，很多中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也会出于种种原因离开原生社群，但绝大多数都不是必须离开的，而是自由选择了离开。即使选择留下，不管是住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与亲友密切联系，还是保持与原有社群的紧密联结，都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如果换成与杰隆经历相似的寒门学子，留下就几乎等同于放弃了脱贫的机会。

第二个关键区别在于，寒门学子离开原生家庭与社群是为了获取更好的资源，而中产家庭的孩子离家远走往往是为了“体验”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并且，这两类学生做出的选择对他人也有不同的影响。寒门学子会从各个方面为家里作出贡献，包括亲密关系、相互照顾、情感支持、保育护理，通常还会有经济上的支援。那么一旦离开，他们就很难继续和以前一样为家里提供帮助。不仅如此，他们也能在原生社群内部发光发热，是小孩子们的榜样，是社区志愿者，是邻居的好帮手。寒门学子所在的社群往往是贫困人口聚集地，居民大多相互依赖，相互扶持。因此，在这些孩子离开之后，本就举步维艰的社群也失去了相应的伦理成本。当然，寒门学子的成功对家人和社群也是有益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只是想要指出，凡事有得必有失，他们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亲友与社群的负担。而这种负担一般不会发生在家境良好的学生身上，因为他们大多都是自愿选择去外地读书的。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社会经济隔离对人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比如，美国历史上的红线政策【红线政策（Redlining）起源于美国1934年在经济危机背景下颁布的国家住房法，是一类针对少数族裔和贫困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加大了相关人群的贷款难度，强化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社群隔离。——译者注】引发了诸多住房歧视，导致很多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家庭也同样面临很多本不该存在的困境。到目前为止我们不难发现，寒门学子为了实现向上流动常常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给他们本人以及所在社群带来了巨大的伦理道德负担。

如果一个社会将部分人口的个人发展与他们和亲友、社群的情感联结相互对立，那么这个社会在本质上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削弱伦理价值并不是向上流动的必要因素。假设杰隆成长在一个社会经济多元化的社群，那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即便家境贫寒，他也不必像现在这样只能极力远离原生社群。他就读的学校会有更好的资源、更高的学术水平；他的社交圈层也会有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如果需要寻求帮助，周围的邻居不至于每个人都和他一样生活拮据，他也不至于在高中时就无家可归。他的成长环境中会有很多能作为榜样的成年人，就算没有奇迹般地遇到那位橄榄球教练，也有其他途径可以脱贫。

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说杰隆换一个成长环境会更好，而是想要指出，如果他的成长环境里有更多的人处于更好的条件，或者这些挑战没有集中在他的社区，情况会更好。不论贫富，滥用药物、酗酒和精神疾病都影响着每一个人。但是，如果能向更多的资源寻求必要的护理与帮助，能够获取其他家庭的支持，那就能大大减轻家庭困境对儿童的影响。在更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社群内部的孩子即便选择去外地读书，与家人的距离会对自身、对社群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本质上也不同于如今寒门学子不得已的选择。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牺牲自己与社群的联结，是因为不断联就无法脱贫，他们的抉择往往是痛苦的，是带有悲剧性的。

每当我们听到一个成功的向上流动案例，就会非常迫切地想要把这种成功复制到其他孩子身上。但是，复制这种成功也并不一定能帮助社群内的其他成员。少数学生的成功并不能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无法阻止选择留下的学生继续深陷贫困的泥沼。向上流动本身并不能解决诸如住房隔离、社保医保缺失、文化错配之类的社会问题。

拥护社会公正

寒门学子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一旦接受并适应了中产阶层职场或院校内的主流社会规范，哪怕只是逢场作戏，也会进一步巩固社会期望，导致其他贫困学生难以入局。这意味着，寒门学子在为自己的成功付出巨大的伦理成本的同时，也有可能进一步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置更多相似处境的学生、社群于贫困之中。

在赫里斯托·斯米尔宁斯基（Hristo Smirnenski）创作的《楼梯的故事》（The Tale of the Stairs）中，一个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与魔鬼达成了交易。有一组高耸的楼梯隔开了贵族与工人阶级，工人在底层深陷贫困，而贵族在上方乐得自在。青年想爬上去报复贵族阶级。当他踏上第一级台阶的时候，魔鬼提出要他用听觉做交换，青年同意了。魔鬼更换了他的耳朵，下方的苦难呻吟立刻被笑声所取代。当青年踏上第二级台阶，魔鬼提出要用他的视觉做交换，青年又同意了。魔鬼更换了他的眼睛，当青年再次向下看去，发现所见之人个个身体健康，衣着光鲜亮丽。当他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魔鬼要他用自己的心和记忆做交换。最后，这位年轻人和高处的人一样，再也意识不到底层的苦难了。

斯米尔宁斯基从小在保加利亚的一个贫困家庭长大，尽管是个小有成就的诗人，但因肺结核英年早逝，生前未能摆脱穷苦。他的短篇小说是一篇警示向上流动的危险性的寓言。为了到达高处，青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自己，失去了他珍视的一切。简而言之，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寓言故事肯定带有夸张的戏剧性，但道出了向上流动对人的改变。那位青年的悲剧故事说明，在向上流动的历程中，人们有可能也会成为压迫性环境的一环，使得个人以及他人的奋斗道路更加艰难。

寒门学子需要思考如何在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同时保证自身的伦理价值观。但是，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这条道路所带来的伦理成本，真正明白了伦理成本的成因与性质，这种深层的反思也会带给他们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什么才是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我又该怎样利用自身的才能、知识与动力，去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用一生去探索，而这一责任也绝不仅仅落在寒门学子的身上。我们应该了解向上流动中伦理成本的本质，看清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其中的重要影响。

高等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教育，能在很多方面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育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层面为学生提供的推动力。这也正是寒门学子在加大原生社群利益方面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原因，因为他们恰恰获得了社群内部其他人所缺乏的权力。此外，如前文所述，对于有才能、追求社会平等的寒门学子来说，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有很多。有些学子兼具技能、动力与知识储备，非常适合投身教育与公共事业；有些学子能力超群，能够参与或领导社会运动；还有一些能跻身精英阶层，利用职位权力推动社会结构性改革。为了成功改变现有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格局，不再偏袒富裕的特权阶级，我们需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共同解决问题。

建设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道阻且长，社会需要更多的教师、社会工作者、顾问导师、金融从业者和基层工作人员。但同时，我们也要反思，当我们在这些岗位上奋斗时，促成的究竟是谁的利益。因为通常来说，理想主义在公众中的话语权都掌握在本就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手中。当然，即便如此，这些公众话语也只会出现在餐桌上、工会里以及竞选台前，很少能真正渗透进政策制定中。想要让政策真正有利于弱势群体，就需要更多的寒门学子参与到政治对话中来。而如果高校把寒门学子的教育重点限制在职业培训中，就会大大降低他们进入政治话语的可能。

高等教育越来越关注学生未来的职业技能，这就导致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去思考一个核心问题：这个世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这种反思其实非常关键，并非是在浪费时间，并且对受负面社会结构影响的群体尤为重要，但可惜的是，也恰恰是这一群体最缺乏这种反思的条件与资源。

我希望这种反思可以渗透本科教育，同时，这也是我对哲学学科的希冀。哲学学者注重思考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帮助人们看清“普遍”且普世的真理。但是，他们自己往往都来自特权阶级，仅在社会中占了极小一部分。不仅如此，哲学学科的受众通常都是那些家境殷实的白人男性。很多名牌大学的文科学院中，绝大多数学生也都来自富裕的白人阶层。因此，大部分关于社会公正的哲学讨论都是围绕特权阶级的白人男性展开的，而维持现状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损失。这也是寒门学子尤其需要反思上述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只有能在制度变革中受益的人群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社会改革，因此，寒门学子独特的文化与创造动力可以在社会结构变革中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经授权综合摘编自《向上流动：求学与原生家庭的羁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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