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印度的被动抵抗 vs. 中国的主动抵抗：军事与战争

军事与战争（公元前1300年–公元2025年）

引言

第二章分析了印度河流域文明（IVC，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因缺乏边境防御而走向崩溃的过程，并与中国凭借地理屏障和早期“长城”防御体系实现文明延续的情况作对比（Wright, 2010；Lovell, 2006）。本章将重点转向军事史，比较印度的“被动抵抗” — — 防御体系碎片化、反复遭受入侵 — — 与中国的“主动抵抗” — — 军事改革集中、对外战略主动。我们将以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展开历史分析，从月氏征服印度西北，到汉武帝击败匈奴，从古代骑兵对决到现代导弹布局，全面整合考古、史学与当代数据。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印度“无尽的入侵者”催生了分裂，而中国的统一稳定则使其延续发展，从而走出不同的历史轨迹（Patnaik, 2018）。本章也为下一章的意识形态对比奠定基础，进一步支撑全书核心论点：中国的延续性推动了有机统一的发展，而印度的碎片化限制了统一成果的实现。本章作为开放性成果，已具备发表条件，未来可持续补充完善。

请想象一名月氏战士在甘肃逃避匈奴箭雨，数百年后却征服了印度西北；再想象一位汉朝骑兵驰骋于草原之上，粉碎游牧敌军。正是这些军事选择，塑造了今日印度的多元与中国的同质，也影响了全球地缘格局的演化。

第一节：古代基础（公元前1300年–公元320年）

印度的防御脆弱性与中国的长城体系和对外军事行动，早在古代就已显现两国在军事战略上的分野。这一阶段奠定了“被动抵抗”与“主动抵抗”的初步轮廓。

印度河文明的防御脆弱性

印度河文明（IVC，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1300年）缺乏防御性工事，被认为是其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考古证据：**德霍拉维拉城的城墙面积达47公顷，但其用途主要是防洪，而非军事防御（Kenoyer, 1998）。地理上，该地区距游牧部落仅1,000至2,000公里，通过开伯尔山口便可进入，为印欧语族（Indo-Aryan）迁徙提供便利（公元前2000–1500年；Giosan et al., 2012）。

**贸易暴露：**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路线（按现值估算达20亿美元）缺乏武装保护（Possehl, 2002）。出土武器极少，多为铜质工具，未发现职业战士阶层（印度考古局，2023）。

**新考古发现：**莫亨佐-达罗的谷仓可储粮达5万公斤，却无围墙保护，极易遭受劫掠（Wright, 2010）。IVC的印章上没有战争意象，与同期商代的青铜兵器文化形成鲜明对比（Chang, 1980）。

**后果：**随着萨拉斯瓦提河干涸及游牧压力增强，该文明于公元前1900至1300年间瓦解，导致区域化政治格局形成（Nature, 2018；参见第二章）。

中国的防御中轴：长城

长城体系保护了中华文明免受游牧民族冲击，特别是匈奴的入侵，为王朝的延续提供了战略纵深（Lovell, 2006）。

战国时期起源（公元前475–221年）

北方诸国如秦、赵、燕率先修筑长城以抵御草原骑兵突袭。

**具体实例：**赵国于公元前300年在内蒙古修筑了600公里夯土长城（UNESCO, 2023），燕国在辽东建造了200公里石墙（《中国历史地理期刊》，2018）。

**战略意义：**这些长城用于抵抗受斯基泰影响的草原骑兵（公元前1000年后活跃），同时象征“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地理实践（Di Cosmo, 2002；参见第七章）。

**细节补充：**赵国的烽燧间距为5至10公里，日传警报可达100公里；燕国的防线保护了早期丝绸之路贸易，年出口额相当于100亿美元（Hansen, 2012）。烽火台储存约1吨木炭，传讯速度可达50公里/小时（《周礼》，公元前4世纪）。燕国还保护了青铜贸易线路（当值约5亿美元；Li, 1985）。

**地缘背景：**商（公元前1600–1046年）与西周（公元前1046–771年）时期，依靠地理隔绝（距主要草原民族约3,000–4,000公里）与沙漠高原形成天然缓冲（参见第二章）。进入东周（公元前771–256年）后，随着戎狄入侵频繁，墙体逐渐成为保障文化发展的屏障（如甲骨文、先秦儒学等）。

秦帝国整合（公元前221–206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分散的防御墙连缀为“秦长城”，重点对抗匈奴（公元前209年）。

**工程数据：**长城总长达5,000公里，贯通甘肃至辽宁，建有高10–15米、相距5–10公里的烽火台，驻军约10万人（司马迁《史记》，公元前91年；UNESCO, 2023）。

**资源调配：**调动劳工40万人；墙体高5–6米，宽4–5米（Lovell, 2006）。

**战术细节：**边防军屯粮1,000公斤/公顷，用于抵御匈奴骑兵（2万弓骑，日行50公里；Nature, 2014；Barfield, 1989）。部署弩兵5万人，弩箭射程可达200米（《汉书》，公元94年）。

**战略效果：**延缓了入侵节奏，使得汉武帝得以展开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7–119年；《中国历史期刊》，2017）。长城同时也保障了丝绸之路贸易的安全（详见第五章），并支撑汉帝国扩展至6,000万人口（公元2年；Maddison Project, 2023）。

月氏西迁与贵霜征服

被匈奴击败的月氏西迁并征服印度西北，凸显印度缺乏统一军事抵抗。

**月氏败退：**月氏（约4万人口，1万骑兵）原居甘肃河西走廊，被冒顿单于击败（公元前176年），其王被杀，头骨被制成酒杯（司马迁《史记》；《中亚研究期刊》，2018）。考古证据表明月氏以游牧与马战为主（《考古科学杂志》，2015）。

**迁徙轨迹：**月氏逃至伊犁河谷，再迁至巴克特里亚，因缺乏统一指挥无法抵抗匈奴2万骑兵追击。

**贵霜帝国：**至公元前1世纪，月氏征服印希与塞种政权。在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30–80年）统一部落后建立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时期（127–150年）达到鼎盛，疆域达380万平方公里（UNESCO, 2023）。掌控从巴克特里亚至瓦拉纳西的丝路要道，促进佛教艺术（犍陀罗）与跨文明贸易（贝格拉姆出土罗马玻璃，2020年）。

**考古新证：**贵霜金币（1–2世纪）上铸有佛教图腾，体现文化融合（大英博物馆，2023）。贸易年收入估值10亿美元，支撑十万大军（Rosenfield, 1967）。

**印度应对：**印希崩溃后，西北印度无统一政权抵御月氏，显示出深层次的防御真空（《南亚研究期刊》，2019）。

**历史片段：**一位贵霜商人带着罗马玻璃踏入瓦拉纳西佛塔区，惊叹佛教盛景，却未察觉其帝国将被波斯萨珊王朝终结。

汉武帝抗击匈奴

中国展现主动抵抗：汉武帝发起决战性远征，巩固边疆并推动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126年）：**奉命联络月氏抗匈，被匈奴俘虏十余年，娶妻生子后逃脱，最终抵达巴克特里亚。尽管月氏已转为商人，拒绝联合，但其13年旅程绘制了中亚地理，奠定汉朝外交基础（《世界史期刊》，2016）。

**军事行动：**卫青（公元前127年）在鄂尔多斯俘虏匈奴1.5万人，焚毁其营地；霍去病18岁率万骑北上千里，斩首7万，并夺神物（《史记》；《军事史期刊》，2019）。汉朝养战马十万，吸收匈奴骑射战术（《汉书》，94年）。

**后勤系统：**119年前“漠北之战”依托2,000公里粮道与50万公斤储备，支持10万骑兵全歼匈奴主力（Perdue, 2005）。

**战略影响：**战役巩固了河西走廊，设立四郡并促进丝路贸易，奠定汉朝6,000万人口基础（Maddison Project, 2023）。

**历史片段：**一名汉朝骑兵在漠北星空下握紧弩机，追忆张骞出使往事，发誓为皇帝横扫匈奴。

小结

印度西北的防御缺口使月氏轻易入侵，体现出源于印度河文明时期的“被动抵抗”传统。而中国通过长城防线和汉武帝主动出击，实现了“大一统”格局的军事保障。贵霜帝国虽带来佛教文化的东传（如云冈石窟，公元5世纪，UNESCO, 2023），但汉朝的战略胜利更深刻塑造了中国的地缘与国家认同。

第二节：从古典到中世纪的军事战略（公元320–1200年）

印度的封建化与军事碎片化日益加剧，而中国则持续通过制度化改革巩固军事力量，两者在“抵抗”方式上的差异进一步拉大。

印度：碎片化的军事结构

印度的军事历史延续了印度河文明的防御脆弱传统，始终缺乏持久统一的军事体制。

吠陀时期（公元前1300–500年）

印欧语族部落依赖战车作战（《梨俱吠陀》，约公元前1500年），但未形成统一的军队结构，导致区域主义盛行。

孔雀帝国（公元前321–185年）

旃陀罗笈多击败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05年），建立强大中央军，编制达60万步兵、3万骑兵和9,000头战象（普林尼，公元77年）。军队以牛车后勤推进（亚历山大远征记，公元2世纪）。

阿育王在征服羯陵伽（公元前261年）后皈依佛教，拥护“非暴力”（Ahimsa），下令裁撤军队（Thapar, 2004）。此后政局动荡，地方叛乱不断，帝国于公元前185年崩解。

**新增细节：**摩揭陀《政事论》（公元前3世纪）记载帝国可调动70万兵力与象军，但阿育王后期推行佛教“法胜”（Dharmavijaya）政策，主动弃武（Allen, 2012）。

笈多帝国（公元320–550年）

实行分封制，军队依赖地方贵族征集。旃陀笈多二世麾下弓箭手技艺精湛（印度考古局，2024）。但5–6世纪的嚈噠（Huna）入侵最终导致帝国灭亡。

德里苏丹国时期（1206–1526年）

阿拉·丁·卡尔吉（Alauddin Khilji）击退蒙古（1299–1300年），显示局部抵抗能力。但南印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长期不服，反映印度内部因种姓结构难以实现统一防御（Stein, 1980）。

可选段落：宗教领袖的主导地位

印度河文明的祭司阶层（如哈拉帕“大浴场”）预示了后期婆罗门在宗教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进入吠陀与经典时期（《法书》：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婆罗门被视为“法”之守护者，政治上地位高于国王。与中国“天命”体系下皇权至上的“大一统”相对，印度各地的政治权威更多仰赖婆罗门授权。

据记载，笈多王朝时期，约20%的可耕地归婆罗门所有（Majumdar, 1952），控制礼仪、土地与文化解释权。此种文化治理体系强化地方性与非军事化趋势，形成“文化抵抗”优于“武力抵抗”的结构性倾向，与中国通过军事统一维稳的思路形成鲜明对照（Kenoyer, 1998；Thapar, 2004）。

**历史片段：**一名驻守于乌杰恩的笈多弓箭手，听闻嚈噠铁蹄将至，向天祈求神力，但他的诸侯因与邻族不和，未能组织起有效防御，注定失败。

中国：持续推进的中央军事改革

中国则持续通过制度化改革，推动“主动抵抗”的军事传统。

唐朝（公元618–907年）

实施“府兵制”，以农兵轮调方式维持60万兵员（《中国历史期刊》，2017）。击败东突厥（630年），俘虏5万人（《旧唐书》，945年），设立安西都护府（640年），保障丝绸之路安全。

**新增细节：**唐军后勤系统建设完善，1000公里补给线可输送20万吨粮食，支撑10万兵力西征吐蕃（Graff, 2002）。

宋朝（公元960–1279年）

开创火药武器，如火枪、震天雷（《科学》杂志，2018），维持百万大军。虽于1127年丧失北方，但南宋以坚固城防遏制金军南下。

新增细节：《火龙经》（14世纪）详细记载震天雷设计，每枚使用火药约500克，成为战争方式革命性突破（Needham, 1986）。

**历史片段：**一位驻守丝路堡垒的唐朝士兵吟诵李白诗篇，与同袍操练战阵，誓言抵御突厥南侵。

小结

印度的封建军队体系，根源于印度河时期的碎片化传统，面对外敌屡屡溃败，虽造就文化多元，却难以建立统一国家。而中国从汉至宋持续推行军事制度化与技术革新，确保了政权延续与文化统一（公元1000年中国占全球GDP 45%；Maddison Project, 2023），成为东亚地缘秩序稳定的中枢。

第三节：从中世纪到近代的防御体系（公元1200–1850年）

印度因防御结构碎片化而最终沦为殖民地，而中国通过中央集权体系，尽管面临挑战，仍有效抵御了深层殖民渗透。这一阶段标志着两国军事发展路径的进一步分化。

印度：莫卧儿军事体系与英国征服莫卧儿帝国的军事力量（1526–1757年）

莫卧儿帝国一度统一北印度，但未能构建可持续的统一防御结构。

**军事强盛：**巴卑尔凭借火炮在帕尼帕特战役中击败德里苏丹国（1526年；《巴卑尔回忆录》，16世纪）。阿克巴王朝征服拉其普特诸侯，军队规模达20万人，配备大量骑兵与战象（《阿克巴政书》，1595年）。奥朗则布死后（1707年），马拉塔与锡克起义爆发，帝国迅速崩溃。

**新增细节：**莫卧儿在阿格拉设有青铜火炮铸造厂，单炮重达500公斤，但指挥体系碎片化严重削弱后勤调度能力（Gommans, 2002）。

英国殖民征服（1757–1857年）

**战略突破：**普拉西战役（1757年），英军凭借恩菲尔德步枪及“分而治之”策略击败孟加拉军，开启殖民统治。

**1857年印度兵变：**动员10万士兵反抗英属东印度公司，但孟加拉与阿瓦德的割据状态阻碍协同，起义最终失败（《剑桥印度史》，2023年）。

**经济损失：**英国殖民统治期间（1765–1938年）掠夺印度财富逾45万亿美元，至1947年制造业占GDP比重降至2%（Patnaik, 2018；《经济史评论》，2023年）。

**历史片段：**一名莫卧儿火炮手在德里城墙上装填青铜火炮，远望马拉塔战旗与英军舰影，隐约意识到帝国的末日即将到来。

中国：清朝的防御体系与殖民抗拒清代中央军事体系（1644–1912年）

满清政府通过八旗制度维持军事掌控。

**军事编制：**八旗军常备兵力达80万人，在1690–1750年间先后镇压蒙古与准噶尔叛乱，稳固西藏与新疆（Elliott, 2001）。长城在此期间延展至8,850公里（UNESCO, 2023）。

**新增细节：**1757年清军出动20万人远征准噶尔，携带粮草50万吨，吞并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Perdue, 2005）。

殖民挑战与有限渗透

**鸦片战争（1839–1860年）：**揭示清军冷兵器在西方火炮面前失效，最终签订《南京条约》（1842年）。尽管如此，清代20,000名文官体系控制地方，使列强殖民势力仅限于沿海口岸（清档案馆，2023年）。

**洋务运动（1861–1895年）：**自强运动兴起，兴建江南制造局（1865年），引进西方军械与造船技术，开展现代化尝试。

**历史片段：**一位清朝八旗士兵巡视新疆边界，听闻广州口岸有英国鸦片船登陆，誓言守卫龙脉之疆。

第四节：现代军事演化（公元1850年–2025年）

进入近现代后，印度与中国的军事发展路径出现进一步分化：印度在独立后依然受限于区域性和结构性碎片，而中国则逐步建立起全球化军事体系。这种分化反映了各自历史传统的延续，也体现出国家组织能力的差异。

印度：独立后的区域化军事体系

印度的军事能力体现出一种以防御邻国为主、难以统筹全国的“被动防御”模式。

军力规模与结构

印度目前拥有约140万现役部队，2024年国防预算为814亿美元，全球排名第4（SIPRI，2024）。主要战略重心集中在与巴基斯坦的历次边境冲突（1947–1999年）。

**军备依赖：**印度是世界最大武器进口国之一，占全球军火进口量的36%，长期依赖俄、美、法等国（SIPRI，2023）。国防治理体系效率不高，透明国际2024年腐败感知指数仅为39分（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4）。

现代化进程与制约因素

印度积极推进国产战机项目“光辉”（Tejas），力图打破进口依赖（《印度教徒报》，2025）。但联邦体制下的语言分裂（22种官方语言）和地方政府分歧（如泰米尔纳德邦的防务异议）限制战略统一指挥（《印度教徒报》，2024；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

**新增细节：**2025年印度试射“烈火-VI”洲际导弹，射程达6,000公里，意在建立战略威慑，但其后勤体系仍面临效率瓶颈（DRDO, 2025）。

**历史片段：**一名印度战斗机飞行员驾驶“光辉”战机掠过拉贾斯坦沙漠，心怀全球梦想，却不得不应对地区冲突和国内协调困境。

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军事转型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构建了一个从革命传统中脱胎、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现代军事体系。

军力结构与发展路径

解放军始建于1927年，以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术起家，经历长征（1934–1935）与抗日战争锤炼。邓小平时代启动现代化改革，形成高度组织化、技术化军队。

截至2024年，解放军现役部队约200万人，国防预算达296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SIPRI, 2024）。海军规模跃居世界第三，拥有航空母舰与核潜艇（美国海军学会，2024）。

全球投送能力与战略科技

中国在“数字强军”战略下推进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建立海外基地（如吉布提）为“一带一路”护航。在巴基斯坦部署的战略支援部队信号跟踪站保障贸易线路安全（Reuters, 2025；美国国防部，2020）。

**新增细节：**2025年，解放军在南海部署1,000架AI无人机蜂群，实现海域自动巡航，体现延续汉武帝“纵深战略”的理念（《环球时报》，2025）。

战略支撑力量

军事能力背后是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与社会整合力。2024年中国GDP达18.8万亿美元，制造业占比31%，人口92%为汉族，社会动员能力极高（Statista, 2024；世界银行，2023）。

**历史片段：**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在南海战区远程操作AI无人机，思考着汉武帝对匈奴的远征，将古代军事智慧转化为今日的数字战略优势。

小结

印度的军事结构仍受限于历史性区域分裂、语言多样性与指挥层碎片化，其力量更多用于边境防御与区域威慑。反观中国，其军事体系在革命实践与集中体制中成长，不仅实现本土防御，还具备全球打击与投送能力。今日中国解放军已不仅是国家保卫力量，更是政治、经济、外交的复合性战略支柱。这种对比展现了两种军事传统的终极演化路径：一个是面向区域的“防御型联盟”，一个是面向全球的“国家化军队”。

第五节：结论

本章从公元前1300年至2025年，系统回顾了印度的“被动抵抗”与中国的“主动抵抗”传统，揭示军事制度与战略文化如何深刻塑造两国的发展轨迹。

印度从印度河文明开始即缺乏防御性结构，其后历经月氏征服、贵霜统治、莫卧儿内乱与英国殖民，在多次关键节点均因缺乏统一军政响应而败北，最终造成结构性分裂。马尔克思所言“无尽的入侵者”，正是印度历史命运的主旋律（Patnaik, 2018）。

即便在21世纪，印度军队虽然拥有140万兵力与814亿美元预算（SIPRI, 2024），但战略仍以巴基斯坦冲突为主，受制于22种官方语言与效率不彰的治理结构（透明国际CPI：39分，2024）。经济结构亦反映出“碎片遗产”：制造业仅占GDP的11.48%，农业就业占比高达44%（GIS Reports, 2024），显示出国家动员能力的局限。

相比之下，中国从长城防御体系、汉武帝主动出击，到清代边疆整合与现代解放军体制，一脉相承地展现出“大一统”思维下的军事国家建构逻辑。解放军现有200万兵力、2960亿美元预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AI无人系统与远程海空投送能力（SIPRI, 2024；《环球时报》，2025），背后是92%汉族人口构成的社会同质性与制造业31%的产业支撑（Statista, 2024；世界银行，2023）。

值得强调的是，中印历史并非完全割裂。在张骞出使西域与贵霜王朝大力弘扬佛教的交汇点上，两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了深远联系。犍陀罗艺术与云冈石窟（UNESCO, 2023）见证了中印军事扩张与宗教传播的互动。

一位贵霜僧侣携带佛经翻越喜马拉雅，种下中国佛教传统的种子；而今，一名解放军战略官在研究汉武帝的漠北远征时，设想如何以人工智能战术制胜全球。这些跨时空的角色呼应，展现出古代抉择在现代格局中的回响。

本章也为第四章的意识形态比较奠定基础：印度自1947年以来所确立的多元民主与文化包容，根植于阿育王的“非暴力”传统与莫卧儿时期的多元实践；而中国则承袭秦统一的集权架构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念，构建了集中统一的国家动员体系。这些军事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土地制度：印度维持小农碎片化结构，中国则在人民公社与集体化改革中实现了政治与资源控制 — — 这一点将在第四章深入探讨。

放眼全球，本章所揭示的中印军事传统，不仅是对两国国防史的描述，更为今日地缘政治提供了解释框架。统一带来动员力与稳定性，多元则需依赖协调与制度设计。印度的“多元韧性”与中国的“整体强力”将在2025年以后的世界格局中继续交错影响。

本章通过历史叙述与数据支持，引导读者理解古代抉择如何构成现代竞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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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德伦，A. (1990)。《长城：从历史到神话》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剑桥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