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联效力的匈牙利军人

霍尔蒂停火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匈军士兵开始投向红军，尽管大多数人的动机不是反法西斯，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1944年11月23日欧斯拉尼·科尔内尔少将的命令体现了匈军领导层的态度：

煽动和密谋投敌者将被绞死。指挥官必须向逃兵开火。战地宪兵应当搜索树林，向任何躲藏或逃跑的士兵开火。对被活捉的逃兵要进行军法审判，没收其财产，处罚其亲属。必须枪决投敌者。困难不在于敌人，而在于我们自己的部队已经被污染，敌人的宣传对个别人来说具有诱惑力。指挥官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躲藏在布达佩斯的逃兵多达数万人。最精明的逃兵聚在一起，组建虚假的单位以掩盖其活动。逃兵除了躲在KISKA单位外，还组建了所谓“第101征兵中心”，专门用来藏匿逃兵。红军的前线宣传也鼓励对方士兵变节。红军经常把战俘放回，让他们劝说还在战斗的人投敌。在整个围城期间，红军为了这个目的放回了739名匈军和53名德军战俘。其中580名匈军战俘最终返回红军战线，带回了6208名匈军士兵；27名德军战俘返回，带回了219人。1945年1月底开始出现匈军部队成建制投敌的现象。根据红军的报告，匈军的第74炮兵营、第204高炮营和第206高炮营第2连、第4摩托化步兵营和第1 “贝姆·约瑟夫[1]”乘骑炮兵营投向了红军。

随着围城的继续，投敌者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去西伯利亚的战俘营，要么参加红军对同胞作战。匈牙利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战俘营的恐怖记忆犹新，所以一般会选择参战。于是出现了变节的匈军被允许同红军一起在布达作战的现象。

在过去，斯大林的命令是，即便成建制投降的敌军也要被关入战俘营。到1943年末，红军中的匈牙利军团和类似组织的招募工作已经停止，因为斯大林不愿与非共产党人分享即将到来的胜利。匈牙利志愿部队之所以能够在布达成立（主要是在1945年1月底），是因为红军兵力损失过大，急需补充，而他们自己没有人员可以补充。在匈牙利士兵当中进行的宣传鼓动很成功，为这些变节者提供武装也显得合理。另外，苏联于1945年1月20日同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1944年12月22日建立）达成停火协议，这也除去了组建匈牙利作战部队的法律障碍。

匈牙利志愿者最先被配属给红军步兵第18和第37军。一位历史研究者描述了获取志愿者的困难：“起初，尤其是匈牙利军官不愿与红军并肩作战。军官的犹豫使得一些士兵也不愿参战。倒也有很多士兵主动参战，给军官树立了榜样。”骠骑兵中尉萨拉蒙·奥雷尔对志愿参战的经历回忆道：

第二天又是点名。士兵们又饿又渴。有一两个人因为饥饿或者紧张，倒在了地上。

一个会说匈牙利语的红军军官站在队伍前面，说出了具有关键性的话：“匈牙利士兵们，愿意同红军一起、在新的匈牙利部队里打击德国法西斯的，请出列。所有人都会保留原先的军衔，和红军士兵待遇相同。”

开始时很少有人响应。大家怀疑这是圈套，都在苦苦思索。他们可能在想，他们也许会被迫对抗自己的亲属，或者在德国人和苏联人之间两面不讨好……

我们知道，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伟人斯大林清洗了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军官（他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因为害怕元帅们成为苏联的拿破仑，连他们也没有放过。然后还有卡廷惨案当中波兰军官被屠杀的阴影……

匈牙利士兵面对虚无，是有选择的。他可以像成千上万战友一样成为希特勒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或者在草菅人命的战俘营里结束毫无意义的生命，或者干脆死在前往战俘营的路上。

另一条道路是反对德国人。德国人炸毁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大桥。大桥轰然倒塌，烟云在城市上空盘旋时，谁的心没有揪起来呢？纳粹极度自负的罪行……

有些犹豫的匈牙利士兵的衣服和装备较好，倒戈的人就把他们的衣服剥掉。一个步兵少尉走到我面前，想解掉我的皮带。“你反正用不着这个了，中尉，”他傲慢地冷笑道。“你要是敢碰，我就砸碎你的脑袋。”我厉声对这土狼一样的家伙说，“我要去打德国人。”这个“同志”夹着尾巴逃走了。就是这就事让我最终决定倒戈。

抢东西的人逃走后，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我周围。三名骠骑兵，包括我的勤务兵克罗恰考伊·米克洛什，选择了战俘营。“米克洛什，”我对他说，“你会后悔的。”但他不想再上前线了。那就算了吧。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下，三年后，我又见到了他，但另外两人多布什和科斯考都死在了战俘营里。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战俘营并不比前线更安全，两个地方死的人数差不多。

建立第一支志愿者单位的可能是红军步兵第37军的翻译克鲁皮策·费伦茨。在围城期间另外组建了11个单位。志愿者在训练一两天后，被分配到单独的匈牙利战斗群，人数最多的有183人，大致相当于一个连。预备役炮兵上尉瓦劳迪·卡兹梅尔的战斗群于1月21日在福考西莱特公墓投入了战斗，这是第一个参战的单位，也是损失最重的单位。到围城结束时，这个单位只剩下两个重伤员，其他人全死了。

匈牙利志愿者被部署到最危险的地段，导致他们的伤亡特别大。好几个连的兵力损失了50%到80%。在其他方面，红军指挥官倒真的是把他们当同志看待。例如，红海军第83旅得到匈牙利志愿者补充时，该旅参谋长发布了下面的命令：“给他们充足给养，平等对待他们，避免粗鲁行事，避免发生事端。”步兵第37军军长费多尔·谢苗诺维奇·科尔楚克少将多次请匈牙利军官吃饭。有些红军指挥官在战场上是由匈牙利志愿者护卫的。

超过2500名匈军投向红军（大多是在围城的最后一周）并在红军编成内参加了布达佩斯南站、内梅特沃尔吉路、贝拉国王路、盖勒特山和城堡区的战斗。他们穿着匈军军服，手臂和帽子上缠着从德军降落伞上撕下来的红布。匈牙利志愿者大约有600人阵亡。1945年2月15日，各志愿连同一个志愿营（该营是三天前成立的，营长是沃里哈齐·奥斯卡中校）合并成了第1匈牙利志愿团，后来改称布达志愿团。

围城战的最后两周里，匈军大批投降。第10步兵师自合围以来就一直在逃避战斗。他们估计德国人会死守城堡区到最后一枪一弹，于是从城堡附近的玫瑰山转移到霍尔蒂•米克洛什广场。突围前夜，该师参谋长拜纽夫斯基•哲泽上尉谎称返回城堡的路已被红军坦克封锁。于是，2月11日早上，6000到7000名匈军，包括该师好几个毫发未伤的单位（例如第10通讯营和第6步兵团），连同全副装备，举手投降。红军把匈牙利人排成队，要求他们参加对德作战。拜纽夫斯基回忆道：“一个俄国上尉爬到桌子上，命令愿意打德国人的士兵向右转。结果所有人都向右转，他吃了一惊，因为没料到会取得这么大成功。他说他需要一个立即可以作战的单位，于是从未参战的通讯营成了一个志愿连。”拜纽夫斯基和一名红军中校聊了起来，后者邀请他到德布勒森参加一个新集团军的组建工作。在混乱中，拜纽夫斯基被一名红军中士逮捕，被迫加入一队正好经过的战俘。沃里哈齐连同他的大部分部下最初被带到布达弗克的一个地下室。据他的副官莱陶伊·久洛中尉说，沃里哈齐“完全崩溃。苏联人甚至抢走了他的皮大衣”。

次日，苏联人又问谁愿意作战。除了负责邮件和复印的军官外，所有人都主动参战，莱陶伊甚至拉来了两个大声抗议的随军神父。这就成了第一个完全由匈牙利人组成的志愿营，此前匈牙利志愿者只是以连为单位和红军并肩作战。

布达的志愿者在阻止守军突围的战斗中表现尤为突出，苏联人为了表彰他们，允许他们在王宫的苏联红旗旁升起一面匈牙利旗帜。2月12日，驻守王宫的德军向切赖什涅什·拉斯洛中尉率领的匈牙利志愿者投降。

由于红军安全部队惯于将一切“危险分子”不加区分地关往战俘营，有些志愿者也被关入了战俘营。2月15日，布达志愿团的2534名士兵被集中到凯伦沃尔吉郊区，解除了武装，被送往布达佩斯以东80公里的亚斯贝雷尼，以组建新的第1步兵师。我们不能低估匈牙利单位可以在苏联一面作战这个事实。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对平民造成了巨大影响。他们阻止了很多暴力事件，说服了很多匈军士兵放弃无谓的抵抗。尽管他们自己损失很大，他们帮助缩短了围城的时间，减少了平民的损失。

[1]贝姆·约瑟夫（1794—1850；按照波兰语的习惯，名字应为约瑟夫·贝姆）是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的民族英雄。他原为波兰军人和工程师，拿破仑战争时期为法国效力，参加过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的远征，后在但泽战役中表现优异，获得荣誉团勋章。1815年之后，波兰被俄国吞并。1830年，贝姆参加了反对俄国统治、争取波兰独立的起义，表现出色，成为准将。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法国、葡萄牙等国。1848年革命期间，他参加了匈牙利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起义，贡献颇大，得到匈牙利人爱戴。匈牙利的起义失败后，他逃往奥斯曼帝国，后皈依伊斯兰教，担任阿勒颇总督，被称为“穆拉德帕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