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只是开始，是时候敲响帝国的丧钟了

文 | 二手圣经

　　特朗普上台不过短短两个多月，世界仿佛被陡然按下了加速键。这几天发动的关税万国宣战更是让曾经那个旧秩序一日如同千年。极度畸形扭曲的通货膨胀，失能的政府，老迈的政客和狂热的民粹，无不昭示这个刚刚登上巅峰30年的世界帝国，这座用军事霸权、金融鸦片和好莱坞幻觉堆砌的空中楼阁，已经被资本蛀空根基。

　　这一次，我们终于看到笼罩在全人类头顶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阴云将被闪电撕裂，新的曙光正在显现。正在撕裂这片阴云的首先不是别人，而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自己。在这一日如同千年的当下，关键是我们要在理论的方向上再一次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全文九千余字，感谢读者们抽出宝贵时间阅读。就在本文刚要发布的时刻，我国宣布了对原产于美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再加征50%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文也算应景了。反击只会是开始，无论如何，旧时代真的要一去不复回了）

　　一、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1]

　　一直以来，斯大林作为一个思想家由于各种原因，被学术研究所忽视。但是历史很可能会让他思想当中的精华，再次释放出璀璨的光芒。今天，在现实的映衬下，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其价值和历史意义重新凸显了出来。

　　资本主义总危机，是苏联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理论的核心和拱顶石，帝国主义战争理论和世界革命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之下展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指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席卷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而且席卷了“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资本主义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斯大林指导下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资本主义总危机”下了这样的定义：“资本主义总危机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其特征是战争和革命，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成长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总危机包括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已脱离资本主义的各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经济上相对繁荣、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局面,由此,所谓“资本主义稳定论”便流行于世。但此时斯大林认为这一稳定中孕育着新的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延续到30年代的经济政治危机为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斯大林根据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危机发展历程,对危机的不同阶段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斯大林进一步让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成熟。

　　斯大林认为，经济危机是总危机的起点和根源，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经济危机具有了传导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起点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最后形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斯大林指出,“最后,这是主要的,因为这次工业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爆发的。”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看,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但是市场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微小变动就会引起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震动,主要资本主义环节上的危机就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不仅会进一步导致该国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会外溢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明的实证。

　　经济危机会转化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斯大林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理论依据,认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输出成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最新特征。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争夺世界资源、夺取海外市场、取得经济霸权是维护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重要条件。因此,市场问题至关紧要,对世界市场份额占有和控制权的争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所在。只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才能使由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能力创造的价值得以实现,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转。

　　所以，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帝国主义国家新旧势力在夺取世界资源和势力范围时产生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加速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进行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后选择。

　　于是帝国主义国家为夺取世界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而进行掠夺战争,战争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集中体现。但是帝国主义战争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总危机,历史证明战争是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危机而采取的一种“饮鸩止渴”的解决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影响使资本主义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从而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发展程度。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功的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对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认为会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的扩大，会逐渐导致资本主义市场萎缩，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萧条、政治动荡的局面，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战后欧亚大陆上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战后建立的欧亚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构建成为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由此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

　　这种局面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最后斯大林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

　　斯大林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危机不是单独、孤立存在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两个具有连续性的必然发展阶段。因此,斯大林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二战后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看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标志和特征。

　　二、资本主义总危机与历史的终结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显然是有其理论合理性的，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计可以说是天才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总危机”却在现实中没有实现。当然，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无法就冷战后世界局势的极速发展进行观察和研究，这一理论也没能得到及时的反思与调整。

　　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失效，主要是因为其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导致理论与现实发展不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等多方面因素。与之相反，苏联的总危机却在20世纪后期爆发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弗朗西斯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敲响了苏联的丧钟。

　　从历史事实角度来说，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

　　经济层面，斯大林的理论没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危机与矛盾中的自我调整与适应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策调整、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的优化等手段，成功地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并成功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增长。

　　在国际市场上，世界并没有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发展，总危机将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之相反，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多个帝国主义竞相争霸的局面，最终形成了以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增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发展，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国家间的矛盾，转化正成为美帝国主义体系下的内部矛盾。

　　政治层面，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在冷战的压力之下，进行了深层次的调整，通过提升公民政治权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以增强了自身的稳定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帝国主义国家在控制大学和媒体的基础上，成功的形成了当代自由民主的政治叙事，实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

　　✦《007：八爪女》海报

　　苛责古人是一种错误，但面对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历史层面上的剧烈变化而无动于衷，则是当代思想界在犯罪。我们现在亟需进一步深入地探讨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

　　三、人工智能与最后一次经济危机

　　面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探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是什么，以及找个能力调整的极限在哪。

　　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经济危机理论的引申产物，认为生产相对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导致政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解体，这是我们从课本上熟知的内容。坦率地说，自1825年第一次普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每十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让资本主义因为经济危机而破产。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却呈现出几何级数般的扩张。

　　事实上，马克思就没有系统论述过经济危机问题，用英国政治经济学者西蒙·克拉克的观点来说“尽管危机理论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危机理论发展的专门研究。”[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曾使用过工业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信用危机等词汇来从不同侧面描述经济危机。而今日的学界，对于上述危机种类和机制的文字考据，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更遑论去有效地解释资本主义市场如何在经济危机后恢复，跳跃式进步发展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具有周期性，同时具有跳跃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跳跃性爆发发展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罗莎·卢森堡首先指出这个特点，她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粗看起来有两种类型的事实。即一方面，遍及全部生产的跳跃式周期扩张；一方面，各个生产部门极端不平衡发展。”[3]熊彼特也有相似的论述，他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总结为 “为什么我们意指的经济发展，不是象一棵树的生长那样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为什么它呈现出那种特有的上升与下降呢？”[4]

　　由于不是学术论文，我们在这里不再进行复杂的论证，而是直接给出我们的观点，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导致了自然在劳动过程中可以不成比例的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上的分工可以以几何级数的方式进步，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市场具有跳跃性发展的特点。[5]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传统观点认为，技术的进步导致工人失业。生产技术水平越高，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就越多；生产技术水平越低，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就越少。资本家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所以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最终导致工人大规模失业。现实是，经济危机破坏了旧有的生产链条，技术的进步导致工人失业，但是科技创新不仅降低了生产的总产品，而且因需要新机器，新机器需要新零件和新零件，这些新的产品创造了新的分工种类。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在从危机到复苏的过程中扮演了创造与分工的角色。比如说，汽车的发明虽然导致了养马人和马夫的失业，但是却创造了整个汽车工业在当今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用前一段时间网络上流行的话语来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千万人口就可以承载全部分工；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需要数千万人口；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乃至上亿工业人口，所以美苏日等国可以维持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欧洲各国则必须通过合并来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在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不再能够创造全新的分工种类，与之相反，人工智能将最大程度地削减那些需要一定技能的复杂的重复性工作。所以，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人工智能代替中产岗位，青年人大学生持续性的失业，就似乎变成一种必然。以笔者身边的案例来看，笔者所在的小部门，兄弟部门的合理配置是8人，但实际上只有4人，但是平时的工作却并没有感到捉襟见肘，一个核心原因在于，部门大量的文案工作，基本都由领导+AI来完成，不仅极大减少了人力资源成本，同时也提高了部门的工作效率。

　　分工减少，就意味着工人的工资不足以购买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持续蔓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虽然可以让各种商品价格普遍降低，但同时也导致了劳动者的劳动价格的下降，同时大量的失业进一步迫使劳动者压低劳动力价格，进行内卷式竞争，最终造成劳动力价格的螺旋式下降，表现为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劳动力价格却止步不前。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原本有着体面薪水的工人，必须打两到三份工，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水平的情况。这种情况，会造成典型的相对过剩，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而新科技创新，并不会像以往一样，如同灵丹妙药一样复苏市场，因为原本科技创新创造新分工的逻辑已经荡然无存，资本的循环周转被彻底破坏。

　　人工智能越是发展。解决经济危机的出路，就变得越“单一”，那就是彻底的贯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通过合理分配实现市场上的供需平衡。

　　四、从全球化到两个市场的尖锐对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像斯大林预测的那样，使资本主义的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从而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发展程度。与之相反，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又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令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一个以美国为中心，提供金融产品和科技创新，日欧作为内环，生产先进生产工具，发展中国家作为边缘，生产各种低价过剩产品的世界体系就此形成。全世界成为了美国经济殖民地，自此美国可以利用自身的货币政策，将经济危机宣泄到全世界。

　　美联储和华尔街通过联手制造美元周期性波动，通过加息等方式，定期造成美元海量回流美国制造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荒。在金融周期的末期，造成其他各国，主要是中心-依附体系当中，那些对美元资产依附性最强、发展较快、外汇管理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外汇经常性账户破产。再逢低买入各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资产，再在下一个周期当中，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物，进一步推高以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从而造成美元的信用始终由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质资产来作抵押，为美元的信用背书。

　　对于美联储和华尔街而言，这是一个不断创造美元需求，扩张美元抵押资产，回收美元货币，获取超额金融业利润的过程。所以，今天美国金融帝国扩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利用美国金融、政治和科技优势，促成金融业的扩张的过程。这个扩张名义上是资金的扩张，但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寻找美元抵押品的过程。制造金融泡沫的过程是金融资本自身运动发展的过程，但是维持美国金融永远繁荣的秘密在于美元潮汐，关键在于美元能否回流。

　　但是金融产业过快的发展，导致了美国企业的金融化，这种金融化进一步导致企业的去科技创新化，最终导致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双重下降。

　　过度的金融化，极大地削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程能力，阻碍了市场当中科学技术转化为技术人工物的过程，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外围国家，利用工程能力反制中心发达国家。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开启了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毁灭的大门。

　　过度的金融化，某种程度上导致美国丧失了大量产业持续创新，推动产业革命，不断创造优势产业，推动和带领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能力。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引以为傲的波音公司在迅速陨落，都是垄断企业金融化带来的恶果。在今后中心发达国家会有更多的科技创新领域，因为过度金融化失去工程能力，失去从科学技术转化为技术工程的能力，最终导致科技创新主导权的旁落。

　　虽然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大发展是中国全体人民齐心努力的结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成就科技进步和产业大发展的，也不能少了欧美的金融资本和职业经理人，不能少了纳斯达克和金融危机。大部分职业经理人只一味的哄抬股价，而非长远布局企业科技创新，最终在金融危机中毁灭了企业对手；而这些公司的CEO们在毁灭了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在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工程师失业，让西方国家错失技术的领导权之后，自己却在加勒比小岛上悠闲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今天，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回到斯大林的预言，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坍塌，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市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的扩大，会逐渐导致资本主义市场萎缩，使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萧条、政治动荡的局面，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当然，这里必须要补充的是，特朗普推行的脱钩、关税和贸易战、科技战都是在自掘坟墓，都是在加速美国总危机的到来。

　　五、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导致政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

　　当下美国的各种乱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经济危机向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蔓延。这样，就导致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粹横行，左右两翼的极端主义的崛起，社会政治撕裂，当政者当选后，被社会舆论所裹挟，所绑架，丧失制度纠错能力，错失改革契机，最终向着总危机一路狂飙。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大家可以检索一下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表现。年富力强的总统，在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迅速联合两党形成共识，第一时间拯救美国的银行体系，迅速联系可能联系的朋友，通过国际合作，形成了G20峰会等一系列国际协调机制，联手解决经济问题。虽然，其中有各种问题，各种波折，各种龃龉和龌龊，但是美国作为一个政府，能够迅速解决其所面对的问题。它基本上是健康。

　　今天，美国的社会乱象和动荡是全方位的，内政上民粹横行，左右极端主义尖锐对立。在极端主义当中，只有更为激进的极端主义者才能获得民粹的支持，更是突显美国政治对抗的极端性。互相撕裂政治生态导致在国会没有合作协调的空间，这种情况都在使美国，无论是政治稳定性，还是决策的合理性，都受到极大的冲击。而美国国力的明显下降，与维护自身霸权心态的明显增强之间，也形成了极度的不平衡，这样就构成了美国政府从未有过的目前这种缺乏自信，缺乏诚信，缺乏基本的道德约束，荒腔走板、进退失据的决策和行为特征。

　　用亨廷顿的说法就是：政治衰朽。制度无法依据设计发挥应有的功能，没有办法有效地提供应有的治理产品；政治制度的运行持续朝着设计初衷的反向进行，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政治无序的状态：政党之间的撕裂和争斗，制度的停滞，整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衰老且腐朽下去。

　　把美国推向政治衰朽深渊是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总统是奥巴马。美国今天的政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危机引发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便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这场危机导致大量中产阶级失业、财富缩水，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对现有经济体制和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将这种不满推向了高潮，它直指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贪婪与腐败，以及政治体系被金钱操控的现实，使得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寻求更激进的变革方案，从而投向了主张经济公平、社会正义的桑德斯。

　　而这些人恰恰是民主党的基本盘，奥巴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命，打开了民粹主义潘多拉的魔盒，试图通过推动多元文化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然而，这一举措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左翼的民粹化多元文化主义的过度强调，使得一些左翼人士过于关注身份政治和文化差异，而忽视了经济问题和社会公平等更根本的议题，从而导致左翼阵营内部的分裂和混乱。

　　特朗普的上台则是右翼民粹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反动。他以“美国优先”为口号，强调白人身份认同，反对移民和全球化，承诺为中下层白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些主张迎合了那些在经济危机中受损、对多元文化主义感到不满的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心理，从而获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特朗普的政策和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但也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崛起。

　　特朗普的第一次成功当选，关键在于他巧妙地利用社交媒体动员右翼民粹主义，从而绕过了民主党和犹太财团控制的大众传媒。这一策略不仅帮助他赢得了选举，还导致了美国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而真正撕裂了美国。

　　在传统政治格局中，民主党通过控制大学和大众传媒等渠道，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机器通过教育和媒体传播，塑造了公众的认知和价值观，维护了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然而，特朗普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直接与选民沟通，绕过了传统媒体的过滤和解读。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使得他的信息能够迅速传播，不受主流媒体的干扰。

　　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充分利用了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特点。他以直白的语言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吸引了大量中下层白人和保守派选民。这些选民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个同质化的信息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不断接收到与自身观点一致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特朗普的支持。这种策略不仅提高了特朗普的信息传播覆盖面，还增强了他对基层选民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交媒体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工具，能够绕过传统媒体的控制，直接动员选民。这一变化导致了美国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个是传统的以大学、大众传媒为核心的民主党控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另一个是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个机器在信息传播、价值观塑造和政治动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无论未来美国政治如何发展，民粹主义上台、左右尖锐对立已成定局。这实际上造成了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最想避免的局面，即民粹以民主之名，占领国家最高权力。这种情况不仅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变，也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中“共和”部分的彻底失效。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美国政治从传统的“论争式民主”演变为“敌对式民主”。两党之间的对立不再仅仅是政策和理念的差异，而是演变成了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对抗。

　　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政治辩论中，还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撕裂。这种民粹主义的上台，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一种冲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原本旨在通过制衡机制和精英治理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然而，民粹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一制度的“共和”部分彻底失效。民粹主义者以煽动底层人民与建制派冲突为其政治铺路，民主共和制引以为傲的“纠错”机制彻底失效，就如同法西斯主义一样，带着整个民族向毁灭的路上一路狂奔。

　　六、结语

　　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到来，我深刻感受到2400年前柏拉图在写作《理想国》时对雅典民主的绝望。这种绝望的恐怖之处在，民主共和政体并没有能摆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当中的诅咒——民主必然滑向民粹。当然，我卑微的认识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思想者能力的有限，这样的文章不过是在表面上描述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尚未真正深入理论内部来讨论问题。

　　我也同时看到，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思想界依然在圈地自萌，没有看到历史巨浪。如果没有对美国这个世界帝国的如此快速腐败堕落的深刻反思，没有哲学层次上的对政治思想的再造，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重蹈覆辙。

　　如果西方秩序在短时间内解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用自己的“理想国”和“大同世界”填补西方留下的真空，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和平、正义和发展，成为了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的重要任务。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希望在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不会埋怨我们这代人中的思想者愚蠢。希望在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依然赞叹我们这代人的智慧和深刻。希望在千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依然能听到我们这代人的思考。

　　[1]此部分主要内容均来自中央党校赵绪生教授的《论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一文，特此致谢。

　　[2] 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卢森堡著，彭尘舜 吴纪先译.资本积累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69页.

　　[4] 熊彼特著，何畏 易家详等译. 经济发展理论: 对于利润， 资本， 信贷， 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 商务印书馆， 1991，第355页.

　　[5] 如果读者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们可以单开一篇文章系统论证资本主义的跳跃式进步发展和周期性危机的内在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