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搞“战争经济”，是福还是祸？

2025年春，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词莫过于“战争经济”。随着美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日益撤退，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回归白宫后对北约支持的模糊态度，欧洲仿佛一下子意识到，曾经稳固的跨大西洋安全保障正在松动。在这样的地缘现实压力下，欧盟宣布高达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各成员国纷纷调整预算、加强军费投入，一场“战争经济”的实验拉开帷幕。

但问题是，战争经济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坦途，还是走向军事化深渊的诱饵？

何为战争经济？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战争经济”在字面意义上似乎不难理解，但它背后的历史教训却值得深思。它不只是单纯的军费增加，而是一种深度动员——劳动力、工业、财政乃至社会组织形态，全部围绕备战与对敌展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是德国的“全面战争”模式，还是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激活军工业，都是战争经济在极端环境下的典型演绎。进入21世纪，战争经济的面貌更加高科技化——软件、数据分析、卫星系统，这些新兴领域正与传统武器制造并肩而立。

如今的欧洲，在面临俄乌冲突长期化的不确定局势下，似乎正在尝试重演这一剧本。

重振军备，哪些人是赢家？

不可忽视的是，战争经济的确能带来某些产业的繁荣。从军工复合体到高科技公司，从制药机构到情报部门，许多企业都可能因“战争动员”而获得持续增长的订单与公共投资。

德国、法国、波兰等国的军火制造商在2024年都经历了股价上涨、出口激增的“利好时刻”。更重要的是，国防领域的投资通常具有“锁定性”：一旦启动、无法随意终止，这意味着巨量的财政支出将流向少数企业，为相关行业带来稳定的供应链和平稳的增长曲线。

但问题也在这里，“赢家”越来越集中，而“代价”却由整个社会承担。

战争经济的代价：福祉让位，稳定受挤压

军事化投资的本质是“挤出效应”——国家预算总额有限，军费支出大幅上升，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将面临压缩的风险。欧盟层面虽提出放宽财政赤字监管，但长期看，巨额的军费账单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结算”——可能是税收增加，也可能是通货膨胀。

此外，战争经济还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改变：部分人力资源将被重新分配给军事相关行业甚至服役义务，进而影响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分发展。乌克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超过一半预算都用于战争开支时，再强的援助也不足以弥补其在社会发展上的损失。

“欧洲模式”的历史转向：从和平愿景到战略紧张？

二战以来，欧洲历来以软实力、和平共处、制度建设为全球模范。欧盟的核心建构理念是避免战争，是冲突的调解者，是经济整合的倡导者。

然而现在，“重回战争经济”本质上是对这一身份的重大修正，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欧洲战略认同的焦虑与转变。面对不确定的安全格局、特朗普主义的回潮、地缘政治的碎片化，欧洲仿佛别无选择。

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一旦欧洲“重新武装”成为常态，是否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是否会刺激邻近国家的“安全恐慌”？欧洲还能够在“中间地带”找到战略自主的空间，还是只能滑向另一种被裹挟的军工逻辑？

战略理性优于武装冲动

无可否认，面对现实威胁，欧洲需要增强军事韧性。但战争经济不应成为路径依赖，更不能成为短期政治动员的理由。一味加强军备、激化对抗，并不一定比外交和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更有效。

欧洲的力量，过去来自开放、协作与制度理性。如果一味深陷战争逻辑，不仅违背自身出发点，更可能在未来引爆又一轮“冷战式”的紧张周期。

在重新思考“战争经济”的同时，欧洲也应重新定义自身的核心价值——更强大？没错。但这种强大，必须服务于和平的未来，而非军事化的过去。否则，“战争经济”最终也许只是另一个陷阱，而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