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愿意呆在一个老是输的团体里，然后呢？

文 | 黄三思

在前两天的文章里，我们对蛮学的兴起做了讨论与延伸，并且粗略的提到了主体性问题（见笔者上一篇《“赢学”不是为了“赢”》）。囿于篇幅限制，在很多相当重要的细节上没有做过多的展开。

这几个月以来日耳曼赢学的发展中有一个脉络，一开始赢学萌发阶段除了对美西方”闭环赢学“的解构和破，也伴随着一定程度对我国存在的所谓”唯绩效论“导致”内耗“的反思，认为是绩效主义是精神内耗的来源。基于此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一定程度上学习西方建立自己的”闭环赢学“。（见之前文章《特朗普赢学与日耳曼赢学》）

不过很快，随着赢学广泛传播，参与者迅速扩张，各种新的解释模型如”种姓社会“，”达利特领班“，”梵化“等等加入，以及特朗普一上任就开始大搞赢学的情况下，多数赢学分析解构者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即欧美这套完全脱离物质现实的赢学只会把自己社会搞上绝路，而中国的”绩效主义“是基于唯物属性的。于是”唯绩效论“、”恐怖绩效人“的价值又得到了基于赢学解构之上的重新肯定。

这个过程就又体现出了一种对我们自己的“赢学体系”的追求，毕竟就像有句话所说，“没人愿意呆在一个老是输的团体里”。不过也正如我们在《特朗普赢学与日耳曼赢学》中指出的，绩效主义是当下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日耳曼赢学在西方能压倒物质现实，本身就是绩效主义在西方已经崩坏的一种结果。我们仍然身处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大框架下，无法独善其身，所以确实也不可能单纯以绩效主义去建立一套“绩效赢学”。

如果说，伴随着日耳曼赢学概念的初期兴起，对绩效主义导致精神内耗的反思是“正题”；随着赢学内涵体系的完善以及美国现实的抽象发展，对绩效主义的重新肯定是“反题”；那么，接下来的”合题“应该是什么？

所以今天将尝试着从社会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出发，解释”赢“这个概念的存在基础和缺陷，并进一步讨论主体性与赢学之间的联系，论述建立新”赢学“标准的重要性。

(还不了解“日耳曼赢学”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我们之前两篇文章《“赢学”世界才刚刚开始》和《荒诞的世界需要一个解释——赢学观察的兴起》)

21世纪新共同体

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而越来越多的生产出大量被切断了几乎所有世俗意义上的亲密联系、完全符合消费社会需求的原子人群体。但是，即便是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当下，也只有极少数通过各种方式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完全成功，兜里揣着三四本护照和无限额信用卡的特例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因素掣肘、以“世界公民”身份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

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可以单纯依靠金钱来购买一切所需服务这种奢侈的特权，仍然需要依靠信仰、血缘、身份之类的纽带来构建自我认同，并且生活在共同体中。

说到共同体，可能有些读者会警惕起来：莫非又是在鼓吹宗族、乡贤之类早就跟不上时代的过气旧俗，想要通过唤醒乡愁的方式来保进步主义的守？

当然不是——本文所说的共同体，所指的并不是那种有着严格内部秩序与约束，能够实现资源流通，一致行动的基层组织形式，而是脱离了简单血缘、地域、宗教，通过语言、文本、仪式与符号所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存在的意义，则是供人寄托自我，作为在世界上的定位原点，并且降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成本，实现跨地域、跨血缘、跨文化的理解与合作。

进一步的，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和长远存续，所有的共同体又都必然会利用宗教、血缘、文化或者任何其他听起来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构建一套逻辑上自洽的元叙事，用来让群体内部成员相信：

1. 地球是被一切伟大存在注视着的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位于银河系第三悬臂边缘乡下地方的某个渺小蓝色水球，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存在某种先验的神圣本质和终极目标，并非一个毫无逻辑可言、发生任何事都不值得奇怪的混沌系统。  

2. 作为这个群体的成员，顺应世界的神圣本质并追求这个终极目标是一件收益远远大于损失的好事，所以不要想着先拿某个南方城市的永居、再拿一本浅蓝或者深蓝色护照卡着BUG两头占便宜，多多给共同体交税拉新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3. 因为我们这个共同体在过去赢了又赢，所以未来也一定会继续赢下去。大家要有信心，继续把资源投入到共同体的建设之中，而不要把钱通过某些神奇妙妙渠道转到温哥华去买临湖大别野。

元叙事与赢学

在很大程度上，大部分国家“元叙事”的可信程度都是极为可疑的：因为距离生活太远，话又经常说得太满，以至于大家很容易就能从中找到一些和自己生活经验不符甚至互相抵触的不和谐之处，进而对其整体的可信程度产生怀疑。所以为了让这些元叙事能够成立，共同体的维持者会不断通过新闻媒体、文化产品等多种渠道不断地生产、传播各种辅助材料，以塑造、巩固群体成员对世界的信念，进而建立起对元叙事的信心。

用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最典型的信念塑造过程可以参考“傅满洲”这一文化符号：自从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在20世纪初创造出傅满洲这一人物后，因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以及亚洲国家充满陌生、恐惧与刻板想象的时代背景，它在各种通俗读物、广播剧、电影乃至漫画里频频出现，演变成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神秘、狡诈又阴险的“东方反派”经典形象。

通过对傅满洲这一符号的塑造与传播，使得西方政客们每次吹响“黄祸”（Yellow Peril）这一狗哨时，可以迅速唤起公众们对那个遥远又野蛮东方的憎恨，对异族威胁（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傅满洲“夺走金发白人女性”这一资源的方式所体现）的恐惧，进而顺理成章地把入侵、殖民、统治东方的行为套上一层“文明征服野蛮，正义打败邪恶”的滤镜；使得哪怕是伦敦东区最贫困的贫民，只要一想起这种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就会不由自主地因为自身文明世界成员的身份而挺起胸膛。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要知道，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后者通常有一位立场不变且冷眼旁观的客观仲裁者——大自然，它不会因为妄人对重力的否认，就任由他们在空气里倒立游泳。然而在人文科学的领域，这一裁判的缺乏，使得长期的观念塑造确实能让黑条纹白斑马真心实意地憎恨起千里之外未曾蒙面的白条纹黑斑马，并且相信早上三颗，晚上四颗，进阿胶作坊之前拉上一辈子的磨才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马生道路”。

更进一步地说，为什么人们为什么会乐于相信这些东西？原因倒也简单：人一天只有24小时，其中绝大多数时间又被生存所必须的劳动或学习所占据，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余裕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再用更多的时间整理见闻并深入思考，来形成对这个世界的完整认识。

基于这个前提，跳过观察-思考的环节，直接从自身成长、劳动、生活的群体处中获取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并内化，就成为了一种既能减少认知负担、又能增强与所在群体联系的高性价比选择。

至于这个认知是否真实或准确，大多数时候并不重要。因为大家每天需要打交道的并不是千里之外的鞑靼人，而是自己的邻居；当大家在周末烧烤大会上因为一个种族歧视笑话而哄堂大笑时站出来纠正他们“其实中国没有社会信用分系统，他们也不是咪咪眼”在理论上固然是正确的，但这种理论上的正确并不能弥补从今往后大家有聚会不叫你，有好机会的时候也不会考虑你这一现实损失。

更重要的是，对事物享有相同的信念，不仅可以帮助陌生人之间建立互信与稳定的联系，还能增强群体的信心。而信心这个东西，有一种很神奇的作用：很多事情都是先有大家相信它能够成功这一结果，然后才出现了能够使其成功的物质原因，这也是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大家都觉得一支股票要跌的时候，逃离的恐慌会最终促成这件事的发生；反过来，被情绪所裹挟着涌入的资金，足以让最破烂的船坚持漂浮在水面上。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维持共同体存在的元叙事，本质上都是“赢学”，因为没人愿意呆在一个老是输的团体里；无论怎么找理由编借口，老是输的那一方，规模一定会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没有第三方可以投靠的最核心支持者群体。

唯一的区别在于，有的共同体实在找不到什么有说服力的例子去支持他们的叙事，所以不得不从邻居那里偷点东西作为自己的底气，或者找一个厉害的族群认爹，再硬编一些诸如“三百大破十万”“一箭射瞎李世民”“一直打到亚洲让中国国王骑着大象过来投降”之类的传说作为叙事基石；另一些共同体则因为祖宗还算厉害，所以在不偷不抢不瞎编、顶多选择性叙述的前提下，也能搭起一套足够坚实的叙事基础。

信息时代的挑战：为何“旧赢学”逐渐失效？

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互联网、新媒体社交平台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信息传播速度与广度相较旧时发生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知乎这样的文字平台，短视频、社交群组乃至各种弹幕网站都可能成为新闻、观点和理论的传播据点。年轻人通过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与群体互动，往往形成自己特殊的亚文化语境，能在不同社群里快速移植新的讨论框架。

蛮学破圈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旦某些关键词或理论梗开始流行，就能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让更多原本与之无关的群体也跃跃欲试地加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能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为理论增加新的内容，然后通过群体的筛选让其中的精华部分被纳入其中，进而继续加速理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换言之，以往行之有效的选择性叙事、指鹿为马、抓小放大、丧事喜报、装聋作哑之类旧时手段，正逐渐或者已经彻底失去作用，维护共同体元叙事的难度开始日益升高。也正因此，我们才会需要与主体性相称的新赢学——一套着眼于当下、兼顾未来的共同体元叙事，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曾经赢过”，也要明白“我们能够继续赢下去，并且清楚为什么能赢，又到底要赢得什么”。

关于这个“新赢学”更细节的部分，比如它应当包含哪些核心要素、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和全球化场景下实践，以及如何与其他文明、体系或价值观竞争与对话，仅靠作者个人能力显然不足以给出全面且完善的答案，而是需要更多的人从不同角度贡献各自的观点与看法才能搭建起基本的框架，但是在此可以尝试做一些初步的展开：

第一，厘清“要赢什么”比“如何去赢”更重要。

正如上文所言，任何一种共同体叙事都离不开对“胜利”或“赢”的追求。但若一味只强调“如何赢”，便很容易落入纯粹“绩效论”或者“数据崇拜”的陷阱：认为只要在某些指标（GDP、奥运奖牌、科技突破、国际排名等等）上获得足够亮眼的成绩，就能顺理成章地令共同体保持团结和自信。

然而，任何物理指标都会遭遇其极限：经济有其自然周期，不可能一直保持增长或者衰退；奥运奖牌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赛制的设定（想象一下，奥运会如果有30个不同乒乓球小项，却只有3个游泳小项）；科技的发展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毫无阻碍；此外，在很多问题上，胜利与失败的评判标准也并非唯一，掌握主要媒体的话语群体，也不一定会以公平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

因此，对于一个有足够自我定义权和自我言说权的共同体而言，完全不应该费心去追求指标式的胜利，而会更关注“我们目前需要什么样的成就？”以及“这些胜利能否与我们想要构建的世界观、社会价值和未来理想相匹配？”

换言之，当我们在面对世界之前，必须先取得内部的一致：现行世界秩序中哪些基本要素是我们认同、希望接纳或融入的？哪些又是我们要进行批判、改造乃至远离的？如果“赢”只是一种简单的胜负对抗，而无法为自身文化或社会传统带来长久价值的“活化过程”，那就毫无意义可言。唯有当我们明白了“要赢什么”，才能避免投入大量资源，最后却只得到一个并无实质意义的数字化结果，并且反过来因为无法获得公正评判而加剧身份焦虑。

第二，新赢学必须与主体性相呼应，构建面向全球又扎根本土的叙事。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许多国家在追求现代化时都经历过一个全面西化或外来模式移植的过程：寄希望于通过快速的技术学习与制度模仿，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数量的绩效。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早期或许能帮助某些领域弯道超车，但也往往导致文化、制度乃至社会心理层面的严重撕裂：一方面，一部分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希望这种以外为主的状态一直持续，以便自己能通过把持释经权来垄断机会；另一方面，则有更多人被困于传统与外来冲击之间，无法找到自身的定位，不得不随着时代的浪潮而动的矛盾。

真正的主体性，既不意味着从此与他者切割，也不是简单的反向排外。它要求我们必须从本土的历史脉络、社会结构与现实问题出发，在对全球多元文明相互作用的深刻认识中，形成符合自身需求与时代精神的综合模式——或许会借鉴西方的思想，也可能融入中国在中东、南亚或其他地区的探索成果，但其目标一定是立足于本土，让新的元叙事能够从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中有机生长，并获得大多数群体的认可，而不是基于某些外部理论的生硬拼接。

因此，新赢学的内在逻辑起点必然是对自身历史、文明特质与社会情绪的重新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别人怎么做，我们怎么学”，更不是与全世界划清界限、自说自话。只有兼顾对外、对内的深度对话，才能在全球意识与本土实践的碰撞中生长出富有创造力、可持续的全新范式。

第三，关注“赢”的伦理后果：摆脱“强者原罪”的简单化逻辑。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主流叙事一旦与强国地位或超强话语权绑定，便常常被质疑存在“强者原罪”——似乎只要拥有压倒性的经济或科技优势，就意味着必然走向文化霸权或新型殖民。而新赢学想要真正获得正当性，必须在持续追求各个层面“赢”的同时，认真回答“赢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 如何确保在取得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时，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傲慢或者对他者的漠视？  

• 当话语权处于有利地位时，如何避免对他者声音的简单筛选乃至粗暴消音？  

• 在与他者相处或竞争时，如何兼顾共同体自身需求与全球层面的合作与责任？

换言之，新的赢学叙事要塑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曾经赢过，也会继续赢”，更要是一个“我们赢了之后，也不会妨碍其他人更好地活”，并且能够对此保持高度自觉与乐于共享的精神。

这是主体性的重要边界：一套真正具备强大内在生命力的叙事体系，绝不会只关心自身得失，也会对外部世界保持充分的理性与人文关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陷入“第二轮的他者化”——从被排外到主动排外、从被歧视到主动歧视的循环往复。

第四，能赢，也要能输

在全球化与社交网络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让原本高度封闭、稳定的宗教式先验叙事再难以维系存在。当新的技术革命、地缘政治变动或经济危机陆续到来时，一个僵化、一成不变、无法接受失败的叙事将必然最先坍塌。

此外，传统的，借鉴于宗教并建立在各种先验信念上的西方赢学往往在赢到一定程度时，陷入“只有我对、他者必错”的意识形态陷阱（典型如最近几个月的白宫新闻），并在数据或成就的正反馈中不断放大自我优越感，从而走向停滞，乃至引发更大的反弹。

要想真正实现“能赢也能输”，新的赢学必须始终给“自我否定”留有一定比例的空间。比如在公共讨论中在底线之上提供更多元声音的空间，而不是依靠简单粗暴的内部规训来维系虚假一致；面对任何内部质疑或外部批评时，也应当拥有足够耐心和机制开展倾听与回应，免得把本可以在萌芽阶段解决的问题拖延到积重难返。唯有当自我反思成为常态化操作，新的赢学才不会重蹈川普任期下美国这种每天都要赢赢赢，一旦赢不下去就会内部崩解的覆辙。

所以，新赢学既要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足够警惕和弹性，也要留意到内部差异化和多元需求。它应当是一种“灵活、可调适、主动更新”的元叙事：能包容反馈、吸纳质疑，坦然面对失败并在必要时进行自我修正，而非顽固地守着某种原教旨式的认识、拒绝与时俱进。只有具备这种动态应对的能力，才能为长期且可持续的存在奠定基础。

回看蛮学与入关学：浪潮与主体性命题

最后，回到蛮学与入关学。它们从不同视角映射了当代东方社会在面对全球化与西方中心叙事时的身份焦虑与话语挤压。无论是拒绝与他者对话的民粹式自嗨，还是刻意把对方当作坐标系原点、以缘木求鱼的方式创作，都不可能真正解决深层次的主体性问题；想要构建起有生命力的理论，就必须诚实地承认当下东方在全球多极化格局和西方中心叙事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从内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到外部舆论与评判体系的冲击，每一个议题都在考验我们的思维和实践能力。

它要求我们在关注经济、军事与科技发展等宏大叙事的同时，更加关照文化维度、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去理解为什么某些年轻群体会对蛮学这种颠覆且带有自我肯定意味的理论产生共鸣，也去反思为何入关学式的“以赛代辩”会在不同年龄层与社群中收获拥趸。

在当下这个暗流涌动、旧价值观不断被打破、新价值观却迟迟不见踪影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远不止是一个口号式宣言或情绪化发泄，而更应该回到共同体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如何通过独立、自信的主体性来完成理论的新陈代谢，使自己在面对世界时既拥有不卑不亢、平等对话与竞争的力量，也具备包容与反省失败的胸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所需要的并非只是架空在书斋里或网络论战中的空泛概念，而是能在社会生活中被检验、能不断迭代完善的实践体系。对内，它需要持续协调价值观冲突，让共同体既能在快速变动的国际局势里握紧自我核心坚守，也能为内部的多元声音留出表达空间；对外，它需要在沟通、竞争乃至冲突中，始终以开放、务实并自信的姿态面对他者，既拒绝盲目追随，也不陷入封闭内卷，而是在全球语言与知识版图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叙事维度。

只有当这种全新的叙事能够真正内化为我们理解世界、塑造未来的一套完整思维逻辑，且时刻自省并敢于应对意料之外的失败乃至挫折，它才会摆脱“短暂流行”或“博取噱头”的命运，真正成为东方在21世纪重新确立主体性的宝贵起点。蛮学也好，入关学也罢，终究只是浪潮的一部分——我们所探索的核心议题，仍然是如何在被“他者化”已久的视野中重建自我确认，不再依赖外部贴附的各种坐标来定义东方之所是。

这绝非轻而易举的坦途。要想在全球宏大的坐标系中，稳定地输出既扎根本土又兼具普适性的社会价值，我们注定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累积与反思，也势必会直面各种曲折乃至失败。也正因如此，“新赢学”才更显价值与必要：它让我们意识到，“主体性并非来自与对手的单次对抗胜利，而是出自与时代对话、与世界共处的多维实践中自然生长”；也提醒我们，只有正视过去、立足当下并面向未来，才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自我迭代里，真正“赢”出一个值得骄傲的新共同体，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