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中华文明西来”说无法成立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李竞恒

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备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演化路径。随着现代考古学发展，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线索，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可以休矣。

自17世纪开始，各种有关中华文明源自西方的假说此起彼伏，具体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有“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中亚”说等。尽管这些“学说”现在看来十分荒谬，但确实对近代中国知识界产生较大影响。时至今日，这样的说法在社会上依然小有市场，有必要对其进行溯源和辨析。 

西方人的傲慢想象

“中华文明西来”说最初源自西方传教士。例如，德国耶稣会传教士基尔什尔（A.

Kircher），在1654年和1667年分别出版的论著《埃及之谜》《中国图说》中提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古埃及人在挪亚长子闪的率领下来到中国，他们带来的古埃及文字演化为汉字。法国主教胡爱（Pierre-Daniel
Huet）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商业航海史》中推测，中国人“虽非全属埃及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分必属埃及人”。再如，法国人德基涅（Joseph
de
Guignes）在其1758年出版的《论中国为埃及之殖民地》一书中宣称，中国古代史即埃及史，正如法国人在美洲建立王国，“以前法国史均成为此殖民地之古代史”。可见，此类“西来”说基于西方宗教的傲慢想象，没有任何严肃的学理论证和历史依据。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西方传教士持这种观点。如英国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就将我国川西地区的羌民信仰视为一种“一神教”，并认为他们是“古以色列”的后裔，穿衣尚白的习惯是以色列人的习俗。

各种“西来”说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于1894年在《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中提出的“巴比伦”说。他宣称，巴比伦酋长奈洪特（Nakhunte）在公元前2882年，率领巴克（Bak）族迁徙到中国。奈洪特就是中国古史中的黄帝，巴克就是中国的“百姓”。而中国上古的神农就是萨尔贡王（Sargon），造字的仓颉就是但克（Dunhit）。他还提出，中国的文字、卦象都源自楔形文字，历法中的闰月和金木水火土的日累积法等，也都源自巴比伦。对于拉克伯里的说法，历史学家何炳松评价道：“此人富于神思，而拙于科学”，“在现代史学界有此种天开之异想，叹观止矣！”可以说，拉克伯里的假说，根本经受不起学术检验，纯属荒唐之论。

拉克伯里的异想天开之说通过日本人的传播，进入当时中国人的视野。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在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中，鼓吹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将该书译为中文，迅速引起国内学人注意，部分人甚至接受了这一观点。例如，刘师培在《古政原始论》中就宣称，中华文明“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对此，有学者总结道，“文化西来说种种，在二十世纪初年灾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一种交织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悲凉情绪支配着大多数知识分子”。换言之，这种现象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我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反映，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对于流行一时的“西来”说，当时学界已有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例如，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表示，“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但是通过“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来看，古巴比伦人“与吾族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缪凤林也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中批评道，“八卦由来与楔形字根本不同。盖楔形字为古巴比伦象形图画进化之最后一阶级，而伏羲作卦，其先仓颉之整齐书契，正式成象形文字，尚不知几何年。其较楔形文字为早成，更不待论也”。梁启超《中国上古史》称“西来”说“牵强媒合，殊类滑稽”。

“西来”说备受质疑

中国学者对各种“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普遍反思，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遗址后，宣称仰韶的彩陶文化系“西来”。安特生提出，巴比伦彩陶年代早，仰韶彩陶应该是从西亚传入中国，“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安特生的观点发表后，便遭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

Kalgren）批评，他认为，在此之前，黄河流域已经存在原生文化。李济、梁思永等考古学家，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也表示怀疑和否定。后来李济在《中国早期文明》一书中，将“西来”说称为历史观的迷失，是“不成熟的半吊子的科学历史观”。实际上，安特生对于仰韶彩陶和西亚彩陶的对比是片面的，只是选取某几个点、线来进行类比，其结果自然不可信。

当时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各种“西来”说进行批评。如陈汉章在《中国通史》中提出，公元前2882年正是中国颛顼帝时期，怎么可能由西来巴比伦酋长成为中国的黄帝。缪凤林更是从学术、文字、宗教、建筑、文学、美术六个方面，系统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与西亚并无关系。何炳松进一步分析了传播“西来”说的心态，“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吾国学者对于西说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遂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何炳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来”说盛行，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自大轻人之心”，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信。邹诗鹏《文明的自识与自信》一文总结得十分精辟：“从‘西来说’在中国的实际传播状况而言，其又呼应了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中不断泛起的妄自菲薄与崇洋心态，并为民族虚无主义所裹挟、利用甚至为其张目。”

可以说，从17世纪到20世纪，各类“西来”说大多充斥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甚至暗含殖民主义目的。此类说法企图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解中华文明主体性，配合西方殖民扩张。20世纪30年代，顾实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明确提出，“近世西方帝国主义者，方以殖民地视中国，故一方高唱中华文明西元之说，又一方高唱中华文明古虚之说”，展现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对中华文明主体性意识的自觉。

中华文明独立起源 

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宇宙观、表达政治礼仪的艺术体系、文字以及农作技术等，有别于亚欧大陆的其他古代文明。早期中华文明的宇宙观，除了“扶桑—十日”、“建木”、“若木”和“地下黄泉”构成的宇宙形象外，还以东西对应龙虎，并兼具天文历法的含义。这种组合表达，已见于距今六千多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仰韶大墓蚌壳堆塑。中国的龙信仰形象，最早见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龙形堆塑，距今已有八千多年。湖北黄梅焦墩龙形堆塑，距今也有六千多年。中国文化以龙作为重要政治、礼仪象征的传统一以贯之，在夏代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代表王权的绿松石龙，可以印证《左传》《国语》《山海经》等文献对夏王朝与龙关系的记载。

中华古代文明将青铜器和玉器构成高级礼器组合。欧洲、西亚等地的古代文明也使用青铜制作礼器，如欧洲的青铜巨爵、大锅、长椅以及西亚的萨尔贡青铜头像、青铜门等，但都没有将青铜礼器与玉器组合使用，以表达复杂的政治、宗教含义。而中华古代礼乐文明中，玉器与青铜器、黄金器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红山文化的各类玉龙，到安徽含山凌家滩展现原始八卦的玉版、玉龟，再到良渚大墓表达军权、神权内涵的众多玉钺、玉琮、玉璧组合，玉器一直是中华文明礼乐表达的最高级载体之一。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发展繁荣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独有的“青铜—玉器”文明特色。在此意义上，三星堆文化兼用青铜礼器和玉器的礼器组合，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说明三星堆文化绝非所谓“西来”。

中华文明还孕育出独特的文字。早在距今八千多年的贾湖遗址中，就出现类似甲骨文的“目”、“日”等刻符。在龙山时期的丁公、王城岗、程子崖、陶寺等古城遗址中，也出土诸多刻画与朱书的早期文字雏形。不同于其他文明的表音文字，汉字能够独立于语音之外，以独特的书写结构承载文明信息。这一特点使得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掌握汉字的人士，都能通过笔谈顺利交流。

图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陶扁壶，其上的“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文”一脉相承  中国考古博物馆/供图

与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地的古老文明不同，中国的中原文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使用神像，而使用神主、束帛依神、结茅为菆和立尸之礼。《礼记·曾子问》《白虎通·祭祀》等文献中，对用尸之礼有详细记载。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总结，“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中国本土起源的道教，一直到东晋和南朝早期，还在坚持不使用神像的古老传统。

在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当然吸收借鉴过外来文明的成果，如小麦种植、马的驯化等，但这是不同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互鉴，绝不是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覆盖，更不是中华文明的“外来源头”。然而，部分持“西来”说者却将其作为所谓“文明西来”的证据，这在史实和学理上完全无法成立。在对外交流中，起源于中国的水稻种植、丝绸与养蚕等，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早在距今一万年以上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已发现人工栽培水稻的植硅石。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上山遗址，也发现人工栽培水稻的碳化稻米。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中华先民驯化、种植水稻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人群，中华文明无疑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文明。养蚕技术对外传播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贾湖遗址两处墓葬的人类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已发现蚕丝蛋白残留物，结合遗址中发现的编织工具和骨针综合分析，贾湖居民可能已经掌握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艺，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高通量测序和群体遗传学研究显示，当今全球各地的家蚕品种，均是五千年前从中国野桑蚕祖先单一驯化而来。如果按照“西来”说的逻辑，是否可以说，现在种植水稻和养蚕纺丝的国家，其文明都源自中国？

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从产生开始，就与严肃的学术研究无缘，充斥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和西方中心主义偏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此类说法已经遭到中国学者的批评与摒弃。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备独特的文化基因与演化路径。随着现代考古学发展，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已经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和演化的清晰线索，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