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烟收税51%，专家为何还建议提高烟草税？

近年来，控烟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热议。“童星”出身的演员徐娇称劝阻抽烟时遭遇手机被抢，这一事件日前备受瞩目。与此同时，公共场所二手烟弥漫、“烟卡”盛行等现象，都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在2月28日“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时，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举办了全国两会代表、知名专家控烟与健康研讨会。会上，诸多控烟专家提出设立香烟最低价格，并强化对未成年人禁售香烟的管控措施。他们期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在全国两会上积极建言，推动全国性控烟法规早日落地。

而除了控烟法规以外，烟草税作为控烟的关键手段，其政策设计也对控烟成效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天的研讨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杨金生指出：“烟税意义重大。随着经济发展，烟税若只是缓慢递增，难以实现控烟目标，只有大幅提升，即断崖式增加，才能有效提高控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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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税并不等于我国军费支出

不可否认，烟草行业是我国重要的税源，根据计算，2023年烟草财政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接近7%。

但一直以来网络上流传的“一包烟草半包税，全国烟民养军队”的确实存在误解和夸大。根据2024年最新数据，我国卷烟综合税负约占零售价格的51%，虽较2015年56%的峰值略有下降，仍维持着“半税”格局。

然而，这51%的税负并非单一税种，而是由烟叶税、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构成的复合税制。其中，生产环节的消费税占比最高，达36%，成为调节烟草消费的核心工具。

2022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税利总额达1.4万亿元，同年中国国防预算为1.45万亿元。表面看两者数值接近，但烟草税收需通过财政统筹分配，实际用于军费的比例不足5%。这种谣言本质是将国家财政的复杂分配机制简化为“烟民供养论”，既忽视了公共财政的统筹性质，也掩盖了烟草税收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

此外，如果公众将烟草行业视为“现金奶牛”，也忽略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世界卫生组织测算显示，中国每年因烟草导致的直接医疗费用超过100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更高达3000亿元。

而网络上流传很广的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幽默调侃“我国的军费烟民管了，不用大家麻烦了。”这句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我国的军费支出仅和我国烟草税费持平，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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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税与控烟

此外，烟草税作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控烟的关键手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6条，提高烟草税收和价格是减少烟草消费的有效措施。烟草制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表明，税收的提高会导致价格上涨，从而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减少烟草消费。此外，提高烟草税还能增加政府收入，并在公共卫生方面带来显著的健康收益，形成“双赢”甚至“三赢”的局面。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烟草税视为最有效的控烟措施之一。

自2005年中国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控烟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从2010年的28.1%降至2022年的24.1%，男性吸烟率从52.9%降至45.3%。

然而，尽管吸烟人群有所减少，但公共场合的控烟行动仍然任重道远。

以上海为例，今年是《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15周年。然而据上海市2024年监测数据显示，全市法定禁烟场所无烟具设置率（96.9%）与室内无烟环境达标率（99.8%）维持高位，市民政策支持度攀升至98.3%新高。但餐饮场所、娱乐场馆等特定场景的违规吸烟率仍超10%，暴露出现行监管体系的薄弱环节。

202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

然而，税制调整可能对控烟工作带来挑战。如果烟草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和销售环节，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倾向于增加卷烟销售以获取更多税收，从而降低推动控烟和无烟立法的意愿。

郑榕指出，这种税制调整可能会干扰控烟和定价执行。资深控烟专家许桂华也强调，烟酒等特殊产品的消费税收入不应归地方所有，否则会刺激地方政府推动这些产品的消费。

控烟专家许桂华也认为，消费税尤其是烟酒产品的消费税收入决不能归地方所有，因为一旦归地方所有，必然会刺激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去刺激这些产品的消费。这两种产品的税收一定要由中央财政统一征收，否则是对消费税的误解，是把特种消费税理解为对一般产品的消费税。（内容来源|华博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