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 王辉耀接受德媒专访：美国退群，西方分裂，中国正发挥建设性力量

2025年2月26日，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接受德国电视二台（ZDF）记者专访，就中美关系、欧洲局势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发表见解，并对部分西方舆论对中国的误解作出澄清。以下为采访全文：

德国记者：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与美国的关系谈起，然后再讨论欧洲，当然也是如此。当前，特朗普上台后，全球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当前跨大西洋同盟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演讲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四年的发展？您认为未来会更加具有挑战性，还是会在中美关系方面有所缓和？

王辉耀：《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的主题聚焦“多极化”。我们正迎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这一点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得到了体现，因为你可以看到，今年慕安会约有30%的发言者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同时还有超过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约150位部长及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首次看到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高级官员在同一时段发言，冯德莱恩、万斯、王毅在开幕后发表讲话，这在以往好像没有，这次欧美中被安排在了同一时间段。

我认为，随着特朗普2.0的到来，世界正变得更加多极化。根据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告，未来全球将出现更多的地缘政治力量，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日本、巴西和南非等国家。

展望未来四年，我认为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能会有所缓解，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意识形态驱动倾向已明显减弱，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也有所减少。目前，他们需要解决的是，欧洲国家正在进行自我重塑、重组和改革，朝着更加注重战略自主性的方向发展。因此，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局面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三方或四方博弈。欧盟有着独特的立场，尽管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诸多分歧。而中国一方面与美国和欧盟都有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与他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出了相同的支持票，这表明国际局势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方向发展。

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西方国家唯一的核心议题，而只是全球多个议题中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我认为，有关中国的叙事在疫情后可能会变得更加多样化，美国的关注点也将更多地转向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岛、巴拿马、南非、欧洲和俄罗斯等地区，而中国的受关注程度可能会相对降低。特朗普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北美，整合美洲，强化美国，并专注于“让美国再次伟大”。因此，中国在美国的目标和战略中可能处于次要地位，然而，美国在很多方面依然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

德国记者：您会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吗？您是否也会使用“新世界秩序”这个说法？因为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至少在欧洲，二战后的秩序在联盟关系上发生了剧烈变化。您是否认为这种新世界秩序已经到来？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如果认同，您会如何描述这个新世界中力量平衡的转变？

王辉耀：我认为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一定的延续性。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过去80年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依然存在，但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改进、增强和扩展。我们正处于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我记得去年在德国参加全球解决方案高峰论坛时，德国总理朔尔茨曾在会上表示,单极的世界已经过去了,多极的世界正在到来。然而，在这个多极世界中，现有的多边体系尚不成熟，缺乏足够的多边机制来支撑这一变革。我们看到许多新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我不久前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中国、法国、印度、欧盟在内的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美国和英国未签署该声明。由此可见，我们正步入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重新强化联合国，改进并扩大联合国的功能。

我的个人观点是，也许我们应考虑将G20国家纳入安理会改革。在G20成员国中，只有5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我们能够将安理会扩展，将平时轮值的10国改为G20剩下15个国家作为准常任理事国，并设计一种更加包容的方法，那将更好地支撑我们的多极化世界。同时，我们可能需要改革安理会否决权制度。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大约使用了86次否决权，俄罗斯使用了117次，而中国仅使用了16次。由此可见，我们需要防止某一国家单方面阻止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运作，避免像美国和俄罗斯那样使联合国陷入瘫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设立新的机制，让G20的三分之二成员国有权否决单一否决权，同时再通过三分之二的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投票否决单一否决权，从而避免某个国家独断地主导世界事务。

我认为，如果进行这样的改革，G20将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既包含十个发达国家，也涵盖十个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形成平衡的局面。这可能成为新全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强化和改进，从而更好地反映现实情况。毕竟，80年前在二战后确立的安理会体制已不再适应当前的国际局势，因为俄罗斯和美国都曾多次违反这一秩序，我们也看到联合国的运作多次受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干扰。

德国记者：那么，哪个组织或权威能够将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极化的世界团结起来？因为在我看来，如果利益太过分歧，实际上越来越难以找到共识并做出决策。

王辉耀：这是事实。实际上，我目前的思考是，这正是欧盟在当前国际局势中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昨天，我接待了由20多位官员组成的英国政府代表团，我们在CCG的办公室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我认为，眼下至关重要的是，欧盟、英国、中国，当然还包括美国及全球南方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国家，需要携手合作。然而，我认为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德国记者：将各方聚集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王辉耀：我的建议是，我们需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如果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那么就让世卫组织少一个成员；如果美国不再关注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就让世界贸易组织少一个成员；如果美国不支持气候变化协定，那么就让《巴黎协定》少一个成员。中国和其他各国应当继续坚持这一多边体制思维和举措，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合作。

因此，欧盟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必须避免全球体系的崩溃。全球80%的南方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甚至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大国，都可以加入进来。我认为，单一国家不应当绑架全球多边主义，世贸组织、气候变化协定和人工智能峰会等多边机制极为重要，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的立场而使全球体系陷入迷茫。

否则，我们将面临停滞，最终陷入瘫痪。因此，我认为我们谈论的新秩序和新时代意味着，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国家、最大经济体正在退出全球领导舞台，专注于“让美国再次伟大”。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必须共同努力，使世界再次伟大。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自身利益，还应当考虑全球利益，重塑“地球村”的活力。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我们不应与低层次的标准对比，而应以更高层次的目标为基准。我们要共同努力，维护现有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欧盟，尤其是德国、法国，以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安理会三分之二的成员都应当携手合作，欧洲国家应共同维护这一体系。

德国记者：你已经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还撤销了美国国际开发署。那么，中国会填补这一空白吗？中国会成为下一个领导大国吗？未来的情景会是怎样的？

王辉耀：中国已经在多个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贡献者。中国目前的联合国会费占比已超过20%，仅略低于美国。我相信，中国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和许多联合国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在于，我们不应停止维护这些公共产品组织，而应确保它们的可持续性。当然，我们需要所有发达国家共同努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责任。我们谈到欧盟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如果加上英国，欧盟和欧洲大陆将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行动放缓、失去动力，那么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经济体——以及日本和其他国家，应当携手合作，继续支持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这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国际组织的总部都设在欧洲，如日内瓦、巴黎等地，我们应当积极支持这些组织。即使联合国总部不在北京，中国依然坚定支持这些组织。我认为，中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共同支持联合国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德国记者：您怎么看中国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退缩中获益，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和气候变化等方面？中国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机会？

王辉耀：中国并不寻求从中获益。实际上，中国对此感到担忧，因为曾经喜欢当“大哥”的美国习惯于照顾全球事务，而现在其选择放手，宣布“自己不管了”。然而，中国早在八年前，当特朗普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时，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北京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自2015年中国加入《巴黎协定》以来，中国在环保和能源转型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北京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即使在冬季，北京的空气质量也已优于三亚，令人难以置信。同时，中国已经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绿色能源转型计划。目前，中国各省会的电动汽车已经占据了市场的一半以上。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中国有望引领全球。在这一过程中，欧盟企业，特别是德国、西班牙、法国的公司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先生曾在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过，为什么不通过中国的合资企业，例如大众、奔驰和宝马等合资公司，利用这些企业的资源，将投资回流到欧洲及全球市场，并推动绿色转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特朗普总统选择不参与，继续依赖污染性的资源，但我们不应该倒退。

德国记者：我想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在谈论新的联盟，一些西方观察人士认为，可能会形成一个“新轴心”，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您是否也看到了这样的“新轴心”或“联盟”，还是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

王辉耀：完全不是。我看到的情况是，俄罗斯和美国现在关系非常亲近，他们有愉快的会晤，甚至即将举行峰会。他们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方，过去两周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至于中国，我相信中国并不希望朝鲜像乌克兰一样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这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另外，我认为中国更倾向于维持稳定。中国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达成协议。美国与沙特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中国也与沙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不认为并不是拜登政府所定义的那样，存在一个正式的“联盟”。

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现在可能更倾向于与全球南方国家保持一致。现在约有30个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而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更倾向于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以便能够更好地与七国集团（G7）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我不认为中国希望在军事或安全领域形成同盟。中国没有与任何国家建立安全同盟，甚至中俄关系也并非针对任何第三方。而美国确实有在推动很多地缘政治和军事同盟，例如AUKUS、QUAD、美日韩同盟协作的“戴维营同盟”。与此相反，中国希望推动的是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如RCEP、CPTPP、“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大概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德国记者：您之前提到过，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将继续倡导“美国优先”战略。我想问，这个“美国优先”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最后”？您也提到过一些缓和的信号，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加征了新的关税，最近还设立了新的贸易禁运，并且希望基本上限制中国资本对美国的投资。你认为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既然是“美国优先”，那中国是否真的被排在最后呢？

王辉耀：我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内的计划非常雄心勃勃，他希望扩大美国的影响力。然而，现在他正在收缩这一影响力，更多关注北美地区，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运河、格林兰岛等地。我们可能会看到由美国主导的美洲联盟或北美联盟逐步成形，这也是他第二个任期的主要议程。至于第一个任期，他的重点显然是与中国的贸易战。而第二个任期，他的关注点更加广泛，虽然中国依然是其中一部分，但特朗普的政策不再完全受意识形态驱动。他并未简单地提出专制与民主的对立，而是更多聚焦于经济议题。如果他愿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中国可以与美国合作。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中，中美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未来可以继续推进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他在竞选期间也表示欢迎中国投资。如果中国投资给墨西哥，他会征收200%的关税，但如果是在美国，则税率为15%。因此，我认为在普通制造业、汽车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仍然有许多合作机会。

德国记者：所以你比较乐观，认为中美实际上会达成新的协议吗？

王辉耀：我认为中美关系可能会逐步趋于稳定。特朗普总统尚未访华，他曾表示希望在上任后100天内访问中国，目前仅过去30天，他尚未完成这一计划，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其动向。此外，他曾承诺就TikTok问题达成协议，并延长其运营，我们也在等待其具体举措。

相比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此次情况有所不同。他的身边聚集了大量务实的商界人士，例如埃隆·马斯克、苹果CEO蒂姆·库克、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等，以及众多为其就职典礼提供支持的企业家，这可能会对其决策产生影响。此外，他任命的美国驻华大使是一位在亚洲地区有40年经验的资深商人，显示出其推动经贸合作的意图。

至于对华强硬派，他们似乎在遵循特朗普的政策路线，相较以往，公开发表的负面言论有所减少。美国副总统万斯甚至公开表示，当前的主要威胁并非中国或俄罗斯，而是欧洲的价值观衰落及言论自由受限。

因此，若中美之间能够开展高层会谈，加强交流与互访，双方可能会逐步达成新的平衡，实现一定程度的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欧盟、美国及全球南方等多个力量中心将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从而推动新的国际生态体系的建立，促进和平共存。

德国记者：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美国希望更多关注“印太地区”，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欧洲的关注力度。然而，该地区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对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我认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局势仍然可以保持可控。他在竞选期间曾公开表示，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并且未向美国支付“保护费”，就像他目前在欧洲对待北约的方式一样。我相信特朗普对台湾也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即“为什么我们要保护你？你为我们付出了什么？你窃取了我们的芯片生意。” 他可能会要求台积电扩大对美国的芯片技术投资。如果情况如此，他专注于推动商业交易，那么中美可能有合作的空间。

关于南海问题，中国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关于南海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邀请越南领导人访华，马来西亚领导人也经常访问中国，文莱也是。中国与其他有南海问题相关的国家之间总体保持良好关系，唯一的例外是菲律宾。菲律宾在挑战现状方面变得愈发大胆，主要原因在于拜登政府期间将在菲律宾的美军事基地恢复到了9个，使菲律宾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不断改变现状。

但是，如果特朗普采取更加淡化民主与专制叙事的方式，中美关系或许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甚至可能建立新的沟通机制，以明确彼此的利益和分歧。如果美国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我认为中美关系可以争取维持稳定，甚至签署一个新的中美联合公报。此外，尽管美国表示要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但事实上，他们的战略关注范围依然遍及全球，包括印太、欧洲和拉丁美洲，尤其是卢比奥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尤为明显。

德国记者：所以您认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更多是基于经贸交易，而非军事层面的考量？

王辉耀：我认为这并不是军事层面的考量。中国并未以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为目标，美国虽然不愿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但中国也没有向佛罗里达、古巴或夏威夷派遣军舰，而是始终在本国沿海区域保持防御态势。此外，在核武库问题上，中国的核武储备远远少于美国，也没有在地缘政治或军事上取代美国的野心。中国主要关注经济发展，而这恰恰是推动世界凝聚力的关键因素。

目前，中国仍贡献全球GDP增长的30%，并且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德国同样需要中国市场。我很高兴看到德国选择党（AfD）领导人希望在华扩大投资，并吸引更多中国投资，这无疑是积极的信号。目前，他们的表现甚至优于绿党，因为他们已获得20%的选民支持。此外，德国基民盟（CDU）领导人本身也是商界人士，我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德以及中欧关系的发展。

德国记者：好的，我们稍后再谈欧洲。我想和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您刚才提到特朗普出人意料地与普京总统进行了对话。对此，您认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您看来，美国是否意图在中俄之间制造分歧，还是说特朗普实际上是在与各方展开对话和交易？

王辉耀：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是希望结束战争的。作为商人，他希望停止杀戮。正如他在竞选时和就职时所说的，他希望成为“和平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局面持续恶化，战争没有停止，杀戮、大规模屠杀以及美国士兵和平民的伤亡不断增加。现在，特朗普正在努力止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他不像那些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领导人，他并非为了“捍卫民主”而与俄罗斯对抗。他更务实，目标是停止战争，并从乌克兰获取资源来补偿军事支持。他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而是由欧洲及其他非欧洲国家来处理此事。美国国防部长也曾表示非欧洲国家。非欧洲国家可能会包括中国、印度或巴西等国。那么，为什么不让联合国维和部队参与呢？中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捐款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可以参与的。我觉得特朗普很难制造中俄之间的分歧，相反，他目前是在努力停止战争。同时，加沙等地区的停火也在进展。他正在做这些努力，并且得到了相当高的民调，即便事隔一个月后，评价依然积极。我们现在还需等待和观察。

特朗普曾多次表达对中方领导人的赞赏，甚至邀请中方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我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对话，艾利森整理了特朗普30次的演讲或评论，显示特朗普确实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新的鹰派团队立场强硬，但他们对特朗普非常忠诚。我们将继续观察中美双方是否会进行互动、对话和互访。如果特朗普今年未能访问中国，他明年肯定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我们希望局势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下来。

德国记者：您提到的这个情景，实际上是中国维和部队会驻扎在欧洲。您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吗？如果真的发生了，中国可能会要求什么作为回报？

王辉耀：我认为这有可能，美国提出的方案是，停止战争，重新划定边界，派遣法国、德国、波兰的维和部队。我认为普京可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提议，因为他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要阻止北约的扩展，而现在即使美国不在那里，北约部队又重新出现在他的边界。因此，如果有中国、印度、巴西等国维和部队参与，这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保障，普京或许会接受。我认为中国的角色是为双方提供额外的保障，确保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的利益。我甚至认为，如果泽连斯基总统希望访问中国，这也是个好主意。

此外，我们还可以考虑，既然和平峰会可以在沙特阿拉伯举办，为什么不可以在北京举办？欧盟、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可以在北京举行峰会，就像我们多年前进行的六方会谈那样。

德国记者：中国在许多关键点提出了和平倡议，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结果，您认为这些计划为什么没有被各国领导人接受？

王辉耀：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和平。中国并非冲突的发起者，也不是北约成员国，更不是问题的根源。相反，中国希望成为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推动和平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对话，这是一个停战积极的信号。中国希望这些对话能够带来好的结果，从而终止战争。几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欢迎中国的参与。如果有需要，中国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发挥劝谈促和作用。事实上，中国此前已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两年前德国总理舒尔茨总理访华期间，中国明确表示“不应在乌克兰打核战争”，这一信息对普京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俄罗斯最大的邻国和贸易伙伴，中国的立场不容忽视。

同样，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其他国际领导人都重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平衡立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重申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俄罗斯的重要合作方，因此中国可以在道义支持、推动谈判以及提供额外安全保障方面发挥作用。

此外，中国在战后重建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在乌克兰和加沙的基础设施重建中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中国的基建能力世界领先，可以为战后恢复贡献力量。当然，和平的实现并非中国单方面能够决定，而是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中国正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记者：接下来这个问题关于欧盟。在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的背景下，您在采访中多次提及这一点。您认为欧盟和中国现在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王辉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经历对欧洲国家、对欧盟而言是一个警醒的时刻。我感到非常惊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发言时几乎批评了欧洲的每一个主要国家，甚至批评了整个慕安会。这让欧洲国家和领导人意识到，当前的局势与以往大不相同。

有人反思说，过去欧盟在对华政策上盲目跟随美国是一个错误。例如，当美国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时，欧盟便提出“系统性对手”的概念；当美国对华实施制裁时，欧盟也随之采取制裁措施；当美国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对华施压时，欧盟也作出类似表态。可以看出，这种“西方对抗中方”的联合战线并不牢固，事实上已在根本上出现分裂，因为欧洲与美国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万斯的言论正是对这种差异的强烈批评。

而中欧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二。双方不存在领土争端，也没有类似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摩擦。相反，中欧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过去十余年，中欧班列开行量突破10万列，极大促进了双边经贸往来。此外，双方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也带来了巨大收益。

更重要的是，中欧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维护世贸组织（WTO）、推动气候变化应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全球治理事务上有诸多共同点。因此，我们不应相互对立，而应加强合作。

当前，最需要推动的是重启《中欧投资全面协定》。由于上一届欧洲议会对中国实施制裁，该协定被搁置。但现在欧洲议会已换届，新一届议会有机会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解除相关制裁，并推动协定的恢复。这将有助于中国加大对欧洲的投资，特别是在汽车制造等领域，例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的在华合资企业可以与中方合作，将投资带回欧洲，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

当然，中欧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关键在于如何管控这些分歧，并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寻找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德国记者：那么，中国是否希望，或者有什么计划来说服欧洲，欧洲市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电动车产能过剩及低价倾销的问题？此外，对于太阳能和风能设备等其他相关议题，中国又有何应对措施？

王辉耀：不，我不认为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需要更多讨论的地方。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不仅仅关注中国品牌的电动车，而是考虑宝马、奔驰、大众、奥迪等欧洲企业的在华产品如何回到欧洲市场。目前，特斯拉在华生产在欧洲销售了大量电动车，并且享受与中国企业不同的关税标准，而这些车辆同样是在中国生产的，这显然存在双重标准。

关键在于加强交流与对话。目前中国拥有全球庞大的市场、勤奋的熟练工人以及强大的技术研发和投资能力，因此能够更高效、低成本地生产电动车，并非依赖政府补贴。实际上，中国市场上有200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竞争极为激烈，未来一年内许多企业可能会被淘汰，最终只剩下少数几家主导市场。这种市场格局表明，并不存在政府补贴支撑的情况，而是完全由市场驱动的。

早期政府可能提供了一定的补贴，以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但现在整个行业已完全进入市场化运作。因此，如果欧洲企业能够通过合资（JV）模式与中国合作，例如宝马、奔驰、大众等欧洲品牌在中国生产并将产品销往欧洲，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而避免所谓的产能过剩或关税争端。

德国记者：电动车市场的价格战确实推动了市场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补贴。

王辉耀：不，我不认为现在还有补贴。或许在最初推广电动车时，各国政府都会给予一些购车补贴，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欧洲，比如税收抵免或折扣。但现在，我认为这样的政策已经不重要了。

在英国，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我去伦敦时，发现整个伦敦的优步（Uber）几乎都使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既环保又便捷。而英国并没有提高关税，仍然维持在10%，就像过去欧盟的政策一样。

事实上，欧盟在电动车关税问题上是跟随美国的。美国前总统拜登提出要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实际上，美国市场几乎没有中国电动车进入。而欧盟在这种影响下，也开始考虑提高关税，比如提高30%或40%，尽管仍远低于美国的100%，但这说明欧盟在这一问题上又盲目跟随了美国的政策。

因此，现在欧盟是时候真正从自身利益出发，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参考或追随美国的决定。

德国记者：但特朗普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关税。您为什么如此乐观地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

王辉耀：特朗普对所有美国进口钢铁和铝征都征收了25%的关税。同时，他对墨西哥加拿大两个国家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关税，也在考虑对欧盟实行10%关税的可能性。但中国的回应却很克制，只是针对80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10%至15%的关税，反应相当温和。

问题在于，中国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现在，中国可以与欧盟、拉丁美洲、海湾国家和东盟开展更多贸易。如果美国不断提高关税壁垒，中国则加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的机会，并采取相反的策略。例如，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将对43个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所有税目商品实行零关税。美国在提高关税，而中国则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因此，我认为中国更有信心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同时推动国内消费增长。

所以，相比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国现在对关税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忧，而是更有能力应对经济挑战，并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因此，这场关税战或贸易战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产生同样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并适应了这种局势。

德国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这与之前的问题相同。中国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从特朗普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最近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很多进展，非常有趣，比如DeepSeek、人形机器人，当然还有高速列车，都是非常有趣的新技术。你认为中国是否也从美国加征关税这一非常具有敌意的过往中受益？这是否是中国实际尝试发展新战略和技术，以变得更加独立并更进一步的时刻？

王辉耀：如果美国、中国和全球南方各自成为孤立的体系，那是行不通的。我希望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和美国的“重建美好的世界”倡议能够在基础设施方面共同合作。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应当携手合作，这是欧洲和中国应当推动的方向。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很高兴看到欧盟、印度与中国现在站在同一阵线，举办AI峰会，而美国和英国则对此持反对态度。

我认为DeepSeek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提高关税，而中国则对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商品实行“零关税”。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工智能处于技术封锁状态，但中国通过较低的成本开发开源技术，几乎具备相同的能力，中国打破AI垄断这对全球南方的国家有利。任何国家只要拥有好的数据，就可以使用这些模型，生成有助于提升生产力的AI工具。

这正是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DeepSeek和其他AI技术的进展，越来越多的AI公司在中国涌现，许多制造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近期在北京还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在推动中国的变革，同时，中国的基础设施也在为此提供支撑。中国有11亿智能手机用户，450万个5G基站，网络覆盖广泛。相比之下，欧盟可能只有40多万个基站。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效率高，速度快。与此同时，中国每年有13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一半为理工科类专业，这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动力。

中国确实从全球化中受益，通过加入WTO并与欧美企业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现在，欧洲、全球南方国家甚至美国的企业都应当与中国推动良性竞争和合作，共同推动科技进步，而不是各自为战。

我认为中国在0到1的创新上可能不如美国突出，但在1到100的阶段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每个国家都有其竞争优势。总之，中国、欧盟和美国应当作为全球共同体合作，而不是分裂成不同的孤立体系，互相施压。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做法仍然是开放的，欢迎投资与合作。中国领导人曾表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对欧洲也是如此。我希望这种局面能够持续下去。

德国记者：非常感谢您在这些话题上花费的时间和分享的经验。

（本文依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