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己不知彼，中日惊情七百年

    自日本政府2012年9月自导自演了一出“国有化钓鱼岛”的闹剧，致使中日两国关系遭遇重大波折，旧恨新仇，怒海滔天，群情激愤之下，“中日必有一战”的热词在舆论中几度浮现。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急欲挣脱二战战败的枷锁，蠢蠢欲动，这一历史的魑魅幽灵确实是让人熟悉而不安。

    然而，面对不可择邻而居的现实与未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怠。回望七百年历史，中日近邻间接或直接地几番交手，不论胜负，彼此受损皆是伤筋动骨。历史作为照见现实与未来的一面镜子，不得不让人在轻易言战之时多看几回。

    持续两百多年的倭患

    七百年前那是中国元末明初之时，日本的流浪武士由零星渗透转而变为成群结队的海盗进犯中国领土，直至16世纪末大明王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倭寇基本肃清，困扰中国东南沿海边疆两百多年的倭患才算告一段落。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1368年），倭寇在邻国高丽就已是历史的存在。那时候，高丽王朝的政治腐败，对倭寇几乎丧失抵抗能力。其后，倭寇顺势南下，骚扰中国沿海各地，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直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恶行累累。

    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政府派海军去抵抗倭寇。1384年，派了一名大将镇守沿海边疆，在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先后修筑了59个军事据点用来防御倭寇。1387年，又在福建沿海地区修建了16个军事据点。在永乐时代的1419年，倭寇大举进攻山东沿海地区。明朝军队狠狠予以打击，一鼓作气将这一股倭寇全歼。但是，倭患犹如大海的潮水，一波刚去，一波又来。

    大明王朝终身陷于“北虏南倭”的夹击困境。不堪倭寇的侵扰，明朝政府在1523年不得不将设立在广州、宁波和泉州的三个对外贸易机关“市舶司”统统撤销。明朝政府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时，却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内部问题。

    原来，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而耕地少，许多人没有生产资料。在通商时期，这些人借一点资本可以出去做买卖，带一些外国货回到中国来卖，把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等土产卖出去。因此，这些人依靠通商维持生活，其中一些穷苦人长期停留在国外，久而久之成了华侨。

    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地主，他们看到对外通商的收入比农业生产上的剥削要高出几倍，因此他们也选择从事对外贸易。大地主们搞了很多海船载运中国土产出国，同时把外国商品大量带回国内市场兜售。沿海大地主依靠通商几乎都发了大财，这在当时称作“通番”。

    “通番”的历史，兴盛于宋元两代，史书对此的记载也极为丰富。据载，明朝有一个大富翁叫沈万三，他就是搞对外贸起家的。沈万三富到什么程度？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时，有一半的钱是沈万三所出；围城建起来了，城内需要养一大帮的官兵，朱元璋还要沈万三每年继续出一大笔钱。等到朱元璋坐稳了天下，每每想到当年自己在与元朝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时，沈万三却站在元朝那一边，越想越气愤，朱元璋随便找了个理由，抄没了沈万三的全部家产。

    1523年，明朝政府封闭市舶司后，一方面，让很多穷苦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另一方面，沿海大地主也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地方请求中央恢复通商的呼声很高，在朝廷禁止通商的情况下，一些地主集团便对外秘密通商，就是今天所谓的走私。

    有一部分地主集团自己组织船队偷偷下海，有人照样发了财，有人中途遭到倭寇的抢劫；而另一些则采取与倭寇合作的办法，他们也装扮成倭寇或者充当倭寇在陆上的“内应”。因此，1523年之后的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盗，但有一部分是中国人。

    1546年，明朝政府派了一名大官总负责浙江、福建两省的军事，防御倭寇。这名大官叫朱纨，他坚决执行中央的禁海政策，不许任何人出去；坚决用军事力量打击从海上而来的倭寇，也一并打击前来通商的葡萄牙人。一次，朱纨把抓到的90多个海盗头目——有日本人、葡萄牙人，也有中国人——全部斩首，以儆效尤。事后却掀起了王朝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

    在被杀的那些人里面，有一些是沿海大地主派出去的人，把他们杀了，就损害了沿海大地主的利益。这些大地主集团在北京中央政权机构里的代言人大叫起来，他们向皇帝控告朱纨，说他在消灭海盗时，错杀了良民百姓。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上形成两派：一派要求对外通商，一派反对通商。大体上，沿海一些大地主坚决主张通商，而内地的反对较多。内地的大地主之所以持反对态度，主要是他们不但得不到通商的好处，而且海盗作乱时，他们还要出钱出力。

    斗争激化后，代表闽浙沿海大地主利益的许多官员都起来反对朱纨。朱纨也向皇帝上疏为自己辩护，并且很激愤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这样，闽浙沿海的大地主集团更加恨朱纨，对他的攻击变本加厉。结果，明朝政府把朱纨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并且派了一名钦差大臣前去查办。最后，朱纨抱着“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满腔怨恨自尽身亡。

    朱纨自杀后，浙江沿海一带，倭寇长驱直入，至1563年的这11年间，不但江苏、浙江、福建的许多城市、农村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倭寇还打到了南京城下和苏州、扬州一带。这十余年间，由于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腐化，各地尽管有驻军，但几乎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往往是数量不多的倭寇登陆之后，一抢就是几十个城市，抢了就跑，黎明百姓灾难深重。

    直到1564年，出现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有所作为的将领。戚继光看到明王朝的军队不能作战了，他就在浙江义乌县招募三千农民，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成立一支新军。当倭寇进犯浙江时，戚继光的军队在台州地区九战九胜，把浙江地区的倭寇消灭光了。之后，戚继光又率军前往福建剿灭倭寇。

    戚继光和俞大猷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将领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才基本解决了倭寇问题。

    著名的明史学家吴晗指出，研究持续两百多年的倭寇问题，不能仅仅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也要从日本的历史来分析。

    那个时候，日本国内有很多封建领主，不仅有田庄，还有军事力量，他们既不完全服从有名无实的天皇，也不完全服从实权在握的幕府命令，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实行封建割据。室町幕府（也叫足利幕府）建立后，中央财政发生困难，幕府就要求和明朝通商做买卖。

    一开始，明朝政府是欢迎的，却对日本的情况知之甚少，不知日本国内有个天皇，明朝政府封了室町幕府第三代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希望通过和明朝通商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地位，减少财政困难。但是，日本那些大封建领主并不买他的账。而在那些大封建领主下面有一大批的武士，由于得不到土地，生活困难，于是他们就到海上去抢劫，成为最初的倭患来源。

    1467年到1573年，幕府与封建领主们爆发内战，史称日本的“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延续了一百多年，日本国内战争频仍，人民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土地荒废，粮食不足，致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倭寇的队伍中，中国沿海的倭患也因此变得更为严重。

    在朝鲜与琉球，日本暴露了野心

    16世纪末，日本“战国时期”结束，经过了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出了一名叫丰臣秀吉的新兴军阀，他以武力基本统一了日本。不过，日本国内各地还是由一些封建领主（大名）各自统治着。这些封建领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丰臣秀吉不能完全掌控。

    为了把封建领主的注意力转向国外，并借机消耗他们的实力，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写信给朝鲜国王，说他打算去大明朝，要朝鲜让路，让他通过朝鲜进入中国腹地。

    丰臣秀吉的军事野心非常狂妄，准备征服整个中国，把他的天皇带去中国，然后以富庶的浙江宁波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东方帝国。步骤便是：第一步占领朝鲜；第二步占领中国；第三步以中国为中心，向南洋群岛扩张。

    面临着这样的形势，日薄西山的明朝政府怎么办？当时，朝廷内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日本打朝鲜与中国无关；另一些人看到了唇亡齿寒的关系，认为朝鲜是中国友好的邻国，丰臣秀吉占领朝鲜以后就会向中国进攻，因此援助朝鲜也就是保卫自己。经过一番争论，后一种意见占了优势，明朝派了军队援助朝鲜。

    其时，朝鲜国内已大乱，大部分领土已被日军占领，国王逃至中国东北边境。明朝政府动员全国的力量，前后整整打了7年（1592——1598）才将日军击退。

    由于中国人民的援助，朝鲜军队的奋勇抗战，特别是朝鲜海军名将李舜臣使用一种叫“龟船”的战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侵略朝鲜的军队如鸟兽散。

    插说一个历史小片段，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初，中国东北地区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野蛮部族，因此在他勾画的大日本东方帝国版图中不关中国东北什么事。此时，在明朝政府的地方建制中，关外东北称为建州，是女真族诸部落的主要聚居地。

    1587年，建州女真一部族首领努尔哈赤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吞并了周边部族。1589年，努尔哈赤被明朝封为都督，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日本侵略朝鲜时，努尔哈赤曾上表愿意帮助明朝打日本。可是，明朝和朝鲜都拒绝了他。1595年，明朝政府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21年后的1616年，努尔哈赤在东北自立称帝，国号“后金”，年号“天命”，他为自己的家族创造了一个姓，为“爱新觉罗”，大清王朝从此发迹。

    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历五百年臣俯于中国的琉球国（日本今称冲绳）此时被迫向日本萨摩诸侯称藩，琉球国“一女嫁两男”的怪现象在此后270多年间竟不为外人知晓，只缘“两个男人”不曾打过照面。

    然而，就在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日本力行废番，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摩的藩属，也应在废之列。起初，日本阻止琉球入贡清朝政府，随后直接将琉球改为日本的一个县。

    清政府当然竭力反对，有人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军事手段。但是，日本实在是选得了一个绝好时机，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中俄为新疆伊犁问题而开战，清政府无力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同时大打出手，只得将琉球问题暂时搁置解决。

    琉球问题再一次暴露了日本的野心。中国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加强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也就能灭高丽。对于当时的中原王朝而言，陆地上的威胁远大于来自海上的。

    甲午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笼罩中国

    光绪初年，高丽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罡应摄政。保守的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图强，因而断绝了与新的日本往来。这导致了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出要“征韩”。

    这种明目张胆的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之外，实在是另有原因：一、自明治维新以来，资源有限的日本若不向海外拓展，根本就无以自强；二、日本若不先对高丽下手，虎视眈眈的西洋各殖民强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三、入侵高丽能为日本国内一些不得志的武士谋得不错的出路。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明治8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又为主张征韩者提供了一大口实。

    史学家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直接起因，是日本插手高丽内乱。

    光绪二十年（1894年），高丽南部有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数量远超保侨之需。李鸿章深知日本的野心，以最快速度平了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借口。

    内乱平定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鸿章不答应，因为这分明是中日共管高丽的图谋。

    于是，日本国内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中国士大夫坚持高丽绝不可失，失高丽则东北不保，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担心一旦动用军事手段，则中日双方势成骑虎，欲罢不能。

    李鸿章在对日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而在外交方面对日寸步不让。这时，俄国公使喀西尼前去求见李鸿章，说俄国必劝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鸿章觉得有俄国的援助，就不必对日本有所顾忌。

    可是，李鸿章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中国援助，俄国政府却并未答应。战争那么大的问题，怎么是一个区区公使就能决定得了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争已是离弦之箭，一发而不可收。

    1894年，中日两国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9月17日）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战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一次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中国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则要居上而日本要屈居于下。

    那时，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国海军力量比日本海军大，日本排名第十一位。中国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各七千吨，日本最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中国的快，船上的炮比中国多，而且放得快。中国的船参差不齐，日本的舰船彼此的配合较好。因此，从物质上说，中日两国海军实际相差不大。

    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海军大败。海军的失败预示着中国的大势已去，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第二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签订了最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承认高丽独立，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

    后人在谈到这段历史时，经常会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慈禧昏庸执政与奢侈享受。中国近代史开山鼻祖、著名学者蒋廷黻却表达了几点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真正导致中国在甲午之战失败的原因很多：第一，从战争的具体情况看，战略不如人，战术也不如人；第二，从主观的情况看，中国士大夫阶层好轻举妄动，不明形势，结果误国；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近代化开启得晚了，至少晚了二十年，这二十年的差距正好是让日本有时间进行明治维新，赶超了中国。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还搞不清楚失败的原因，没有及时图强自新，直到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统治阶层内部有少数人开始觉悟，明白了非学西洋无以图强，于是才有了发展机械制造以图救国的洋务运动，但是这期间白白丧失了20年的宝贵光阴。

    1853年，美国军舰率先冲破日本闭关锁国的政策，次年与日本强行签订不平等条约，史称《神奈川条约》。随后，英国、俄国、荷兰等国相继借势强迫日本签订了与美国类似的亲善条约，日本的国门被未曾开炮的炮舰打开。但是，日本很快在1868年痛下决心，开始了全面向西洋学习的明治维新运动，历时三十载而一举成为东亚霸主。

    1896年2月，朝鲜国王高宗在俄国支持下发动政变，亲日政府垮台。鉴于实力不足，日本不得不向俄国妥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私下瓜分了朝鲜。至190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十年后，日本快速完成了战争准备，向俄国宣战，结果俄国战败，从此日本实现独占朝鲜的目的。

    1927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给昭和天皇的一份秘密奏章中称：“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三期吞并蒙满，征服中国全土，从而使东方及整个亚洲畏服于我，仰我鼻息的大业……”暂且不论这份史称《田中奏折》的文件真伪如何，它却与军国主义日本的国策如出一辙。

    过去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是现代才有，而是有其长远的历史原因。从十四世纪的倭寇算起，日本不断行对外扩张侵略之实，1598年侵略朝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占据中国东北，1904年吞并朝鲜，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占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在日本的统治者阶层内部，不管是过去的封建主，或者是近代的军国主义者，都是侵略成性的。

    现在仍缺乏对日本的准确认知

    近几年，中日友好关系呈倒退之势，主要因2012年在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操弄下日本政府作出了荒唐的“国有化钓鱼岛”闹剧。

    在钓鱼岛形势日渐危急的关头，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徒频频抛出“中日必有一战”的蛊惑言论，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作出精准预测：“2025年之前中日必有一战”。暂且不论中日再战的可能性，至少我们先要弄清楚所谓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阁僚会议，正式决定以2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亿元）的价格，从所谓“土地所有权者”手中买下钓鱼岛中的3个岛屿（钓鱼岛、北小岛和南小岛），将这3个岛“收归国有”。

    钓鱼岛的问题始自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与日本。随后，日本福冈县的一位实业家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得无偿“借用”钓鱼岛群岛30年的权利。1932年，该实业家的后代向日本政府“购买”了钓鱼岛群岛中4个主要小岛，即钓鱼岛（主岛）、北小岛、南小岛和黄尾屿，而赤尾屿仍是日本“国有土地”。

    1945年9月2日，在二战中战败的日本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的决定，钓鱼岛应和台湾一起回归祖国。但美国借战胜国之威，把冲绳以及钓鱼岛等岛屿作为托管地，钓鱼岛成为美国军队的靶场。

    1971年6月17日，美国与日本签署冲绳返还协定，1972年5月，美国与日本又私厢授受，将钓鱼岛列岛的行政管辖权随同冲绳管治权一起交换于日本，日本因此再次非法占据了钓鱼岛。

    然后，钓鱼岛“所有权”不久又经历了一次“易主”，为日本另一实业家族“购得”。直至2012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中的3个岛屿“收归国有”，才匆匆结束这段“私有历史”。明眼的学者指出，钓鱼岛的历史问题是美国故意安插在中日两国间的一枚“钉子”。

    随着中国海警舰队在钓鱼岛海域例行执法巡航，维护领土主权之后，日本的“购钓计划”显然落空。但是，这势必形成中日舰船在东海局部海域长期对峙并有可能发生走火的紧张局面。

    一边是中日两国剑拔弩张，另一边是唱衰日本的调子又起。日本，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就如它的国土形态一般，是一条不足畏惧的虫。这样的认识，不免又让人想起了封建王朝时代中国士大夫们的妄自尊大，求战误国。要知道，不论是明朝，还是清朝末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的排名都是数一数二的，可是面对弹丸之国的日本，如临强敌，甚至不堪抵御。一切皆因不自知而又不知彼。

    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日本呢？

    2010年，中国这一年的名义GDP比日本多了4044亿美元，超过日本正式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GDP超过了13万亿美元，继续稳居世界第二，而日本不增反减，总量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2010年，日本人均GDP却是中国的10倍，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而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还在100名开外。到了2018年，日本的人均GDP依然是中国的三倍，不得不说，日本的经济质量是要远高于中国的。

    以高端制造业为例，在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日本一国独占八家，日本的这些精英企业广泛分布于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领域；日本的金融虽受美国的百般压制，但是实力不容小觑，以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海外净资产总计逾3万亿美元，且质量很高，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具备的优势仅次于美国，日本人口仅占全球的2%，但日本在科技研发投入方面却占到了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六分之一，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一比值是中国的两倍，就凭这一点，日本还将继续保持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也凭这一点，日本随时可将掌握的高科技转化应用于军事领域，在极短时间内可组织成为一支世界一流装备的劲旅。

    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日本经济社会持续陷入二十年的衰退，萧条状况看起来堪忧，但日本社会依然稳定，社会秩序井然。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惊讶，日本的街道整洁，民众素质高，彬彬有礼，处处自觉排队，就连最近在中国大都市热极一时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在日本已良好施行了70年。如今，日本家家户户养成自觉将垃圾分类的习惯，街道上很少摆放垃圾桶，民众外出自带塑料袋，收集外出时产生的垃圾带回家再分类定点投放。

    给中国游客留下另一至深印象的就是，日本公共交通十分发达，政府高官和普通民众一样，日常也都是乘轻轨或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因此，在日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公车”费用财政超支和“公车”配备超标等一系列问题。

    日本的社会稳定还表现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经济学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很低，城乡差别也不大。目前，日本基尼系数大约是0.285。而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城镇与农村分别统计，合计则可能高达0.55。按国际标准，基尼数值在0与1之间，超过0.4为警戒线水平，数值越高则表明贫富差距越悬殊。

    尽管基尼系数的科学性不完全科学，但是日本基尼系数值表明该国居民收入比较平均，这与日本的实际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在不同行业，日本人的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几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日本政府实行严格的个税和遗产税制，成为了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一个国强民富、和谐有序，占据了科技前沿，发展潜力强劲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强劲对手。而面对这样一个足可令人生畏的对手，倘若轻易言战，后果不堪设想。反过来，要了解和掌握这样一个邻国对手的情况，必须要充分了解和透彻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唯有知己知彼，才能对一个迫近我们的邻国对手作出客观准确的估量。

    战则俱伤，和则两利。未来，作为“永远的邻国”的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代保持和加强友好交往，两国政府积极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的邦交新时代，才是两国及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