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另一面】红色的梦，蓝色的海—苏联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波罗的海三国

从帝国边疆到独立—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独立

作为东欧地区的四战之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在的波罗的海延安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诸强争夺的焦点，直到18世纪才逐渐为崛起的沙俄所占领。彼时的波罗的海三国还没有后来那么桀骜不驯，即使是到了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崛起的19世纪中叶，在1855年，恐怕很少有人能预见到波罗的海地区未来可以脱离俄罗斯、德意志或者是波兰的统治。然而仅仅60年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就成为了独立国家，并且和俄罗斯、波兰以及德国并存。如果说把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和成功归结于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又太过简单粗暴了；波罗的海民族主义的形成代表着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很难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个原因。俄罗斯帝国至多只是制造了一个有利于民族情感升温的温床。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通过充分了解沙俄时代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以及苏联在统治该地区时所面临的困难，探索波罗的海国家从“觉醒”到独立的经验。

在讨论如何管理立陶宛的时候，亚历山大·希尔弗丁（ Alexander Hilferding，俄罗斯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德意志血统，出生在华沙）声称“这个民族太小了，而且处在俄国、德国和波兰的夹缝中，根本不可能独立”。希尔弗丁并不是分离主义者，不过他期望能够保留并且强化立陶宛的语言和文化，波罗的海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持同样的立场。同时在德国和俄国某些人的支持下，这样的观点渐渐成为了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共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名词直到1856年才出现，而此后立陶宛人开始对抗越来越强烈的波兰民族概念。立陶宛人的民族意识仍然处在萌芽阶段，即使是最激进的波罗的海民族主义思想家也不过是希望在德国和波兰统治阶级之外取得文化、语言和经济上的自治地位。在19世纪60年代，本地语言的印刷品在波罗的海北部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包括用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撰写的报纸、诗歌和民族史诗。在立陶宛，由于读写能力下降，加上禁止使用拉丁字母，当地的文字作者受到了阻碍，东普鲁士立陶宛少数族群私下流通的印刷品成了立陶宛文化的生命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波罗的海各民族在文化、行政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立足点。

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上的精英阶层产生了冲突，后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热衷于投靠俄国人，然而得到的回报是沙俄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俄罗斯化进程。由于传统精英阶层一直掌握着权力并施加误导，加上俄罗斯施加干涉的意图并没有连续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在1905年的革命浪潮中表达了在沙俄内部实现完全自治的渴望，此时独立仍不是他们认真考虑的问题，即使是一战爆发德国占领波罗的海地区之后，也只有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推动过真正的建国，而不是继续追求自治。如果说支持独立的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理念形形色色，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宗旨其实也在不断摇摆：波兰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犹太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社会民主党。后者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达到了顶峰，拉脱维亚步兵成为支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职业武装力量的支柱。当民族主义者在1918年初宣布建立三个新生国家之际，他们的未来远说不上稳固。在接下来的混乱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夹缝中夺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和红军、反共的“白军”、波兰军队和德国军队，以及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武装和国内的共产主义者都爆发了武装冲突。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机会主义，但这也并不影响其成功的意义。经过短短的六十年，波罗的海民族国家就从理念走到了现实。沙俄帝国内几乎所有民族在革命之后都经历过独立的阶段。除了芬兰之外，这些民族最后都被并入了苏联。尽管如此，这些民族的短暂独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也影响了苏联容纳并控制这些民族的政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一无二的22年独立时间几乎超过了沙俄帝国内部所有其他民族的独立事件，因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一战时期的拉脱维亚步兵（该照片为现代爱好者战争重演））

最初，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国，按照西欧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原则见过。这种制度有助于获得英国和法国的青睐，并缓和了各个国家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所出现的严重政治分歧。除了被禁止活动的共产党外，民族主义者原先的政治反对派都能有充分的代表权：社会主义政治团体通常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化国家，也就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占主导地位，而波罗的海三国的主要少数民族除了获得广泛的自由之外，还有充分的政治代表权力。波罗的海民族的新生政治权力从根本上迅速消除了对传统的波兰贵族和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不满情绪。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过程中，爱沙尼亚94％的贵族庄园土地被没收，而这个比例在拉脱维亚为84％，在立陶宛为77％。当然这些贵族仍然富有，活跃在政坛并且允许使用自己的母语，不过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在独立的最初几年，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最终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然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主制度易于出现分歧且不稳定，联合政府来来回回上台又下台。最终，波罗的海三国如同间战期的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一样，出现了专制政权。立陶宛是1926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1934年，三个国家的独裁者：爱沙尼亚的康斯坦丁·帕茨（Konstantin Päts），拉脱维亚的卡里乌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 ）和立陶宛的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他们分别都是各自国家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也是各个国家的创始人之一。相比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波罗的海国家的独裁政权相对温和，但类似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力都代表主体民族的意志。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立陶宛的法西斯团体“铁狼”党（Geležinis Vilkas，这个法西斯组织于1927年建立，曾多次企图发动政变，在德国入侵之后与占领军合作，立陶宛独立之后，国防军的一个旅即以“铁狼”命名，2016年北约在立陶宛进行的演习，也以“铁狼”作为代号）和拉脱维亚的“雷十字”（Pērkonkrusts）都受到了压制;然而少数民族同时也失去了民主政府赋予他们的一些特权，但并非全部。即使是相对温和的独裁者，仍然在波罗的海国家推进明确的民族主义措施。因此当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这三个看似偶然诞生的国家，已经完成了向真正民族国家的转变。

（从上至下，分别为爱沙尼亚独裁者帕茨，拉脱维亚独裁者乌尔曼尼斯，立陶宛独裁者斯托梅纳）

从革命激情到实用主义—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演变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俄政府之后，由于中央政权的瓦解，形形色色的沙俄反对派都声称要对国家的未来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这需要在保留帝国疆土的前提下过渡到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家体制。对于数十个沙俄境内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要抓住机会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让步，或者是干脆彻底独立。但是革命中最为大多数的派系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爆发之后仅仅8个月，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迅速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并且宣称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立即遭到了多个对手的挑战，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立场的不同，俄国爆发内战，迫使布尔什维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而迅速加以适应。

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没有做好准备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特别是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对民族主义理念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他声称民族文化是“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受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文化自然是倾向于社会主义和超民族的，不会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念所压抑。列宁拒绝给获得自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以语言和文化上的特权地位，他更愿意给各个民族以平等的语言和文化权力。通过经济纽带将形成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无需武断的划定边界和施以高压政治。布尔什维克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打破种族的界限，他们支持各个民族应该有从帝国主义国家退出的权力，但是又不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下，会出现分裂问题。斯大林本人声称，在革命前夕沙俄境内十之八九的少数民族并不愿意脱离俄国而独立。

然而现实却与斯大林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愿望相去甚远，他们发现不仅要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作战，还要和遍布帝国边疆的民族起义者作战。急于得到帮助的布尔什维克在民族政策方面做出了妥协，承认并鼓励以民族而不是党派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作战单位，而在沙俄时期这样的编制方式是被禁止的。很快，布尔什维克开始支持以民族为单位建立自治区域，特别是在穆斯林地区、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中央政权在这些地区一般来说根本没什么权威。而布尔什维克的决策改变是相当重要的，不但有象征意义，同时还代表他们摈弃了自己的初期决策；党开始声称，民族自治是边疆地区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必要经济和社会准备手段。布尔什维克在民族政策上大幅度的改弦更张也取得了效果：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妥协并组建相应的民族部队，布尔什维克最终控制了沙俄帝国疆土的大部分领域。

在内战胜利结束之后，布尔什维克没有适时调整对民族主义的妥协政策，反而是在1924年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族主义政策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核心国策。列宁曾经说过：“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他现在却成了一个名义上的主共和国联盟的领导人。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可以管理共和国内部事务，也可以退出联盟。而列宁恰恰认为，退出联盟的权力是最终消除国家差别的重要一步。因为强迫民众是无法完成同化的，必须经过一个彻底自由的阶段。然而，在实践中，宪法赋予各共和国的权利却往往被中央政府忽视。斯大林本人甚至认为，行使退出的权力就是反革命行为，即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有权同中部分离，但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区域自治才是唯一适当的形式”

在缔造乃至苏联最终形成的过程中，斯大林开始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民族政策方面发力，最终与列宁发生了冲突。尽管斯大林最初与列宁达成一致，需要“扎实工作并不懈的反对民族主义的迷雾”，并且反对民族—文化自治，他对于民族的定义与列宁相左。对斯大林来说，民族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副产品，而不是“长期历史时期形成无法彻底废除”的事物。总而言之，斯大林认为民族主义将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时间的威胁，他的这种忧虑比列宁更甚，斯大林甚至暗示，作为推动历史的催化剂，民族往往比阶级起的作用更大。在内战时期，斯大林曾经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负责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在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斯大林曾经提出多民族自治区域，试图把高加索到中亚地区的多个民族都放进同类型民族的政体之下。斯大林认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框架下的民族自治权就足以解决新国家的民族问题，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遭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抵制。而列宁唯恐这样的政策会被指责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并且继续造成动荡局势，因而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推动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新国家。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最终，列宁的观点占了上风，苏联就此诞生。但是随着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在民族政策上的阻力也大为减少。

（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

对于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民族构建的时代。斯大林相信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各个共和国的民众应该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语言和文化。这时候苏联的民族政策是“本地化”，推动更多的少数民族入党，成为各个民族的代表。“本地化”政策虽然并不是完全起到了效果，不过截止到1932年，各地党组织的民族党员的比例上升到了53.8%。许多在内战之前的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独立国家的族群，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疆域和民族领导人。苏联领导人同样关注各个共和国语言的标准化，创建面向民众的书面语言体系，从而推动了整个苏联境内的扫盲运动。许多本地化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有意的站在沙俄政权的对立面，新生国家的历史学积极鼓励强调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开始积极改变列宁的民族问题理论，以适应新的现实，他声称要等到世界革命胜利之后，才能最终消灭民族的差异，而“很显然列宁同志完全彻底的支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化”，布尔什维克从不情愿的接受民族自治到张开双臂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差异。民族问题就此被搁置了起来，而同时中央政府则牢牢把握着整个国家的权柄。

然而，从1932年开始，斯大林开始限制各个共和国的权力。他声称“本地化”政策是错误的，因为有大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借机混进了各个共和国的基层党组织，从而开始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民族镇压。而各个民族的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往往会持和中央抵触的观点，比如寻求更大的自治权、扩大联邦的权力以及去俄罗斯化。斯大林本来希望在民族自治和中央集权之间保持平衡，但这样的想法遭到了现实的挑战，因此他决定肃清反对派，同时仍然维持苏维埃共和国的理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各个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几乎全都遭到了清洗（仅有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共和国是例外）。

俄罗斯族及其文化成了整个苏联的中心，苏联政府开始强制推行俄语教学。本地化政策被全面推翻。到1937年，基层党组织的少数民族成员下降到45%。随着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大清洗拉开帷幕，进入30年代以后,各共和国的党组织不得不屈从于中央。

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民族问题远谈不上已经稳定。俄罗斯帝国在边疆的政策毫无作用，只不过引发了少数民族的怨恨，而非常缺乏政治经验的布尔什维克让这些族群掌握了权力，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做出妥协。通过向少数民族让步，苏联得以建立，列宁和斯大林开了个危险的先例，也就是赋予少数民族政治权力，而他们又不打算让后者真正行使这些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此前定义模糊、迥然不同的族群却被团结在一个民族之内，这要感谢苏联对民族的创造和重新定义，而他们在30年代又迅速体验了被边缘化和遭到镇压。在苏联吞并了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之后，民族问题这个苏联国家体系中脆弱的一环再次受到了动摇。

加入苏维埃大家庭—二战前后苏联的民族政策与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波罗的海三国和诸多东欧国家一样，不得不勉力在德国和苏联之间维持独立。在军事上一旦面临苏、德的军事进攻，不要说自保，连阻碍对方的进攻都很难；在地理上，波罗的海三国也没有芬兰那样的地利，互相也没有结成军事同盟，面对外部强权只能各自为战。三个国家只能依靠外交手段，向英法国家示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立陶宛向德国割让了梅梅尔。三个国家很明白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采取妥协的策略，以换取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地位。

1939年9月，苏德夹击波兰之后，波罗的海的妥协政策达到了高峰。然而三国并不知道，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决定的不仅是波兰的未来，苏联在德国不干涉的保证下，考虑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军事威胁之下，波罗的海三国在10月和11月先后签订条约接受苏联的援助，虽然暂时保住了独立，但是数以万计的苏军进驻波罗的海国家。而三个国家中只有立陶宛获得了补偿，从苏联手中拿回了此前被波兰夺走的维尔纽斯。

到1940年6月，苏联给三个国家发送最后通牒，指控它们违反了此前和苏联签订的条约，迫使三国同意苏联军队在国内自由行动，并且改组政府。在新组织的大选中，左翼政府获得了90%以上的选票，当然前提条件是镇压其他政党，到8月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并入苏联，22年的独立就此终结。

（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热烈欢迎加入苏联）

甚至在波罗的海三国正是加入苏联之前，当地民众就已经开始体验斯大林主义下的生活了。1940年6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共产党恢复合法地位之后，规模不大的党组织开始掌握权力，并且得到了苏联方面培养的有波罗的海血统的民族干部的补充，以及红军作为后盾。他们的目标是迅速把这三个国家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造，镇压潜在的叛乱分子。除了路德教会和天主教会之外，大规模的组织、大型企业和工厂都被国有化。新政权的一些政策试图改善群众关系，比如进行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贫困或无地的农民，名义上增加工人阶级的工资。但由于物价上涨和银行被国有化，这些政策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波罗的海国家并未经历斯大林主义最残酷的那一面，从而一定程度维护了当地的稳定，但是苏维埃化的势头正在增强。

在二战爆发前，波罗的海三国能够体验的最为激进的苏维埃化措施就是流放。从1940年6月开始，波罗的海三国的高级军政官员纷纷被秘密逮捕并转移。被捕官员数以千计，不过由于逮捕是逐步展开的，这些人躲过了大清洗的最高潮阶段。然而在经历了苏联一年的统治之后，驱逐的规模突然加速。1941年6月13日晚，大约有1万爱沙尼亚人、1.5万拉脱维亚人和1.8万立陶宛人被捕，然后未经审判就遭到关押。只有少数人被安上了工人阶级的敌人这一罪名，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家人而被牵连的。这似乎标志着波罗的海三国在并入苏联之后短暂的准主权国家地位就此丧失，严厉的斯大林主义、毫不妥协的新时代就此来临。然而就在这一轮驱逐行动仅仅一周之后，苏德战争爆发，波罗的海三国的未来再次变得飘忽不定。甚至在德军抵达之前，立陶宛就涌现了数千人的游击队，他们截杀了数百名撤退的苏联军人，并且建立了临时政府。苏联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第一次占领就此结束，苏维埃化进程被打断，当地民众对苏联统治的抵抗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是激发了不满情绪。

（被流放的“资产阶级分子”，此图为影视剧剧照）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德军占林了苏联欧洲部分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整个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些共和国领土是在过去两年里被苏联军队吞并或者扩张的，民众斯大林时期的种种行径记忆犹新。德军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苏联少数民族最终会因为德国人的镇压和灭绝政策起来反抗，但最开始欢迎侵略者的行为仍然清楚地显示，苏联在边疆地区统治的薄弱。

面临现实的威胁，苏联再次调整政策，做出妥协和否定。为了动员各个民族人口投入战争，苏联政府重新开始强调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团结起来打败“法西斯强盗”。在军事方面，苏联政府恢复了在1938年撤销的民族部队编制，并且接纳了愿意为苏联作战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在文化领域的限制政策则大大放松，在战争年代，20世纪20年代出现过的民族主义史学一度复兴，而革命前的历史人物崇拜也再次出现。战争中官方承认民族主义的最显著标志就是在1944年，苏联在当年修改了宪法，大幅度增加了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各个加盟共和国在名义上拥有建立外交事务机构以及建立军队的权力，下一步的目标本来是成立苏维埃联邦。不过在实际上，各个共和国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太大的调整，战时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讨论战时苏联的民族政策，必然绕不开苏联军队的民族问题。工农红军自创建之日起就是一支多民族甚至国际化的军队，在内战中骁勇善战、屡立战功的拉脱维亚步兵和中国工人组成的部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内战结束之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继续在民族平等与世界革命的惯性下前进，此时的红军为了应对军中多民族并存的情况，采取了最大化包容的政策，组建了一系列民族部队，允许各个共和国的士兵在本土服役。然而进入2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运转逐渐稳定，斯大林着手推动自上而下的革命，红军的民族政策也开始有所转变。为了增强国家与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和统一，红军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教育方面都有意识地推动俄罗斯化。

在20—30年代的乌克兰、中亚和高加索军区，民族部队往往是战斗部队的核心力量，然而进入30年代，随着军队的扩充和改革，红军取消了民族部队，将来自各个共和国及各个民族的士兵统一混编，各民族语言在军中日常的行政管理体系下逐渐消失，代之以统一的俄语，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在30年代苏军军内发行的所有报纸和期刊都取消了民族语言的版本而只留下了俄语版。1938年3月7日，联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作出决议，将现有的民族部队、军校改编为各民族混编单位，决议中提到“民族部队的存在在目前看并不适当”。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判断似乎并不准确。

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前夕，随着战争的迫在眉睫，苏联军队的员额极速扩充，在39年到40年先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之后，苏军也在这些新领土上大量征兵。由于当地民众对克里姆林宫说不上多么忠诚，而从各共和国大规模动员，势必让由“友爱的各族人民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战士”组成的苏联红军面对民族问题。从1938年到1941年，苏军中的政治机关和内务部机关对民族问题异常关注，这种问题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憎恨、敌视少数民族，嘲笑他们的语言、衣着和某些特殊习俗，这种现象无论是在指挥员还是一般士兵中都相当普遍。数以万计来自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士兵由于远离故乡，身处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往往对士气和心理都造成消极影响。

比如说，乌孜别克族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士兵就对军中的食物非常不满，他们不会食用那些违反其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的食物，比如咸鱼和猪肉，车臣士兵则会拒绝食用有猪肉成分的罗宋汤。1939年，一批乌孜别克族士兵联名给时任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写信，反映了他们在部队中遇到的种族歧视、饮食不善和语言环境陌生的问题，并且要求能够把他们调到中亚地区服役。这样的情绪在中亚士兵中并不鲜见，这些士兵中普遍有这样的想法“国家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服役是个错误，我们应该回去保卫自己的共和国，而让他们（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保卫自己的土地”。

在红军仍然维持各民族混编状态的情况下，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却在并入苏联之后事实上成立了民族部队。在加入苏联之后，原三国国防军都接受了相应的改编。首先是在“人民民主”过渡阶段，三国军队先后以“人民军”的名义出现，在正式加入苏联之后，三国国防军分别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爱沙尼亚第22地方军、拉脱维亚第24地方军和立陶宛第29地方军。而一般来说，改编的第一要务当然就是人事调整。

（拉脱维亚第24地方军、爱沙尼亚第22地方军、立陶宛第29地方军）

以爱沙尼亚国防军为例，在1940年到1941年间其诸多将军和高级军官几乎被一扫而空，最后一次搜捕是在1941年6月中旬，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前几天。比如1940年6月22日，原爱沙尼亚国防军总参谋长约翰•莱多纳（Johan Laidoner）将军被解职，7月19日被送往俄罗斯，前爱沙尼亚国防军的将军们几乎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2年被处决，少数人50年代瘐死于战俘营或监狱。第22军的高级军官基本都是从红军中抽调的俄罗斯族军官以及老布尔什维克出身的爱沙尼亚族军官，比如军参谋长伦比特·佩恩，此君后来成为爱沙尼亚族部队的灵魂人物，历任新建的红军爱沙尼亚第7师师长、第8军军长和战后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人民委员。

同时许多原爱沙尼亚国防军的中层军官都保留了下来，比如第22军第180师第86团团长奥古斯特•瓦列里（August Vassil）后来先后担任第249师、第7师师长；第180师第42团团长瓦列里•屈尔奥茨（Vassili Külaots）担任军作战处处长；第182师第232团团长扬•卢卡斯（Jaan Lukas）后来担任第8军参谋长；第182师第171团团长阿图尔•绍尔泽格（Artur Saueselg）后来担任第249师师长，他们成为第22军乃至后来第8军的骨干力量。

除此之外，苏军还着力提拔和培养下层军官和士兵，如在塔林军校专门开办了爱沙尼亚族指挥员和俄罗斯族政治指导员的培训班，并大力发展党团员组织。类似的是红军在里加也开办了里加步兵学校，其拉脱维亚学员营的500名学员中，有半数是曾经在拉脱维亚国防军服役过的军人，而另一半则是此前未在国防军服过役的拉脱维亚平民。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德军迅速推进，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在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内沦陷。德军发动进攻之后，早就蠢蠢欲动期望复国的当地民族主义者行动起来，他们或是迎接德军的到来，或是拿起武器袭击撤退中的苏军。当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派很快就会发现，德军的到来并不是帮助他们重获独立，因此他们很快就要面临选择，是和德国人合作充当傀儡，还是另起炉灶。在另一方面，边境交战的惨败中波罗的海三国的官兵在迅速溃败中纷纷叛逃，这也证实了此前苏军不信任的态度似乎是有道理，但反过来说，红军中的三国部队在边境交战中也不乏亮眼的表现：霍特大将曾对苏瓦乌基地域涅曼河沿岸立陶宛第29军的顽强防御印象深刻；爱沙尼亚第22军参加了对旧鲁萨的反击，一度夺回了旧鲁萨，同时该军也在这场战役中涌现出第一位苏联英雄获得者：军部通讯营政治指导员阿诺德·梅里。

尽管如此，战争的大势不可逆转，由波罗的海三国国防军改编而来的地方军仍在德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到1941年年底三个军的番号被先后撤销。不过几乎就在不久之后的1941年年底到1942年年代初，在战争初期仍然维持多民族混编的苏联红军，开始着手重新组建以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为代表的民族部队。究其原因，自然是因为在德军入侵之后红军遭受惨重的损失，西部地区国土大量沦陷，不得不从国土腹地动员补充兵员，而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新兵一般来说年龄结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损失惨重的红军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大批懂得各民族语言、习俗、文化传统的斯拉夫军官和政治工作者，因此组建民族部队就成了解决兵力短缺问题的同时淡化军队民族问题的手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共和国的党委及政府率先积极建议组建本国的民族部队。因此，在1941年年底到1942年年初，苏军先后组建了拉脱维亚第201师、爱沙尼亚第7师和立陶宛第16师，而后又相继扩编了拉脱维亚第130军和爱沙尼亚第8军，其成为战时民族部队的模板。在组建过程中，苏联军方以疏散到后方的各国公民为基础，以撤退下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工人团、歼击营等党团员民兵武装为骨干，并且补充战争初期被打散的各国地方军残余军官和士兵。

（波罗的海国家的反苏游击队“森林兄弟”，到1956年前后基本被剿灭）

（反映拉脱维亚抗德游击队的苏联电影《凯旋》）

1942年11月，爱沙尼亚步兵第8军正式成军，全军27311人，第7师10052人，第249师10235人，补充团6617人，全军88.5%为爱沙尼亚族，10.2%为俄罗斯族，1.3%为其他民族。

拉脱维亚第201师于1941年8月3日开始组建，9月12日授旗，成为二战中苏联第一支正式组建的民族部队。第201师主要成员为工人赤卫队、民兵、党员和疏散到后方的普通公民，全师共10877人。该师在组建之后很快就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这个师似乎继承了一战和内战时期拉脱维亚步兵骁勇善战的传统，尽管由于大清洗中大批拉脱维亚族干部遭到打击，第201师组建时很难找到足够的拉脱维亚族军官，不过由于在莫斯科保卫战在中表现出色，这个师很快获得了近卫军的荣誉，被改编为近卫步兵第43师。

1941年12月18日，根据立陶宛共产党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要求，苏联红军正式组建立陶宛第16师。该师以战争爆发后疏散到后方的立陶宛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组建，此外还有战争爆发后撤下来的立陶宛第29地方军士兵、维尔纽斯步兵团的青年军官以及其他在红军中服役的立陶宛族干部战士。该师于1942年5月12日组建，全师共12398人。该师诸多官兵出身自地下工作者、党务工作和和工人。最开始由于大多数官兵都不懂俄语，立陶宛第16师的工作语言是立陶宛语。

（受到塔林民众欢迎的爱沙尼亚第8军）

（拉脱维亚第130军士兵）

（反攻回到故土的立陶宛第16师）

这三支部队本身的组建过程和历史沿革与其他民族部队迥然不同。苏联之所以组建波罗的海三国红军民族部队，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德国大肆宣传波罗的海国民支持德国的侵略，苏联要在宣传层面予以反击。其次，要展示苏联各民族的大团结，波罗的海人民和苏联各民族人民并肩作战。最后，需要培养相当数量的党政干部，为日后解放波罗的海三国做准备。因此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各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和政府高级干部经常会过问其建设、训练乃至作战的情况，并向所隶属的方面军、集团军级首长提出建议。各民族部队往往被作为二线部队或者预备队，尤其是在战争中，苏联红军的步兵师很长时间仅有3000—5000人的兵力，三国的民族部队师级单位却基本能保持万人左右的满员状态，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波罗的海三国民族部队在这场战争中只是好看无用的花瓶，即使再怎么爱护，在战局紧张的1941年到1943年，苏联军方也不会白白浪费宝贵的兵力。除了首次参战就荣获近卫军荣誉的拉脱维亚近卫第43师之外，1943年初立陶宛第16师隶属第48集团军进入库尔斯克方向，接下来的连续苦战让师长费利克萨斯·巴尔图西斯·热迈蒂斯少将为官兵的伤亡而焦急，他在给第48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中写道：“在1943年2月20日到3月9日的战斗中，立陶宛第16师遭受了惨重的伤亡.....鉴于该师是立陶宛全体人民的代表，是立陶宛全体人民和苏维埃立陶宛全体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必须向您反映真实情况，并恳请将这份报告呈交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

而就在1942年年底，刚刚组建不久的爱沙尼亚第8军就投入到“火星行动”这个大绞肉机里，隶属突击第3集团军参加了有“北方的斯大林格勒”之称的大卢基战役。在持续数十天的血战中，爱沙尼亚第8军的第7师和第249师被分别投入到攻城和阻援的战场上，尽管在德国和西方史料中，大卢基战役中的两个爱沙尼亚师士气低下，叛逃者众多，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第7师在扫清外围据点的战斗中多次和德军上演白刃肉搏的场面；第249师则在阻击阵地上苦战，甚至投入了用于培训干部的师属教导营，以一个连全部牺牲的代价顶住了德军的攻势。爱沙尼亚人的战斗力之强令指挥战役的突击第3集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将军刮目相看，随后也将第249师调到了进攻城防的方向。缺乏炮兵的爱沙尼亚人用上了爆破的手段，第249师的莱明少校亲率突击队在德军最后的核心地堡上连续爆破，最终在“不投降就送你们上天”的威胁下，城防司令萨斯中校被迫向顽强的爱沙尼亚人举起了白旗......

（大卢基巷战中的爱沙尼亚士兵）

在整个战争期间，苏军总共组建了66个民族部队，包括26个步兵师和山地步兵师，22个骑兵师和骑兵旅。除了波罗的海三国民族部队之外，还包括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雅库特、巴什基尔、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民族部队—图瓦骑兵，他们要在1944年才算正式加入苏联这个大家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实上的”民族部队，即名义上是普通部队，但实际上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部队，比如第89步兵师，有80%是亚美尼亚人，第416步兵师，有70%是阿塞拜疆人，第196步兵师，有80%是哈萨克人。当然还有一支类似的部队更为特殊，即第71步兵师，这支部队成立于苏芬战争期间，它的前身是“芬兰人民军”，即为库西宁政府组建的部队，以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的芬兰人、卡累利阿人和伊乔里亚人组成。芬兰人民军在苏芬战争期间并未参战，倒是在改编为第71步兵师之后，一直在北线作战，有趣的是他们的对手也有芬兰国防军。

在卫国战争中为了尽可能多的动员各个民族的力量，苏联官方一改之前对民族主义和宗教的严苛态度，东正教神职人员不但为军队捐献坦克，也参加游击战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部队用历史上反抗日耳曼贵族的起义领袖命令坦克团、夜航轰炸机团；穆斯林的阿訇们则用“圣战”来号召信众投入到卫国战争中去。不过在这场所引发的后果中，最为持久的就是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崛起。从战争一开始，这场战争被苏联官方定义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明显是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一种表达。俄罗斯人的地位远超其他各个民族，因而苏联官方使用俄罗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俄罗斯人成为“各平等民族中的排头兵”或者说“老大哥”。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苏联官方一方面提出俄罗斯例外论，一面又暂时性的容忍各个民族解读自己的历史。直到战争结束之前，苏联提出了各种版本自相矛盾的爱国主义论调，为的是尽可能动员更多的民众。

在废墟上重生—战后的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苏联基本上取得了和原沙俄帝国相同的地位。苏联把手伸到了原先沙俄的疆域，比如波兰、芬兰、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它又站上了俄罗斯沙文主义这个平台，然而苏联的缔造者恰恰曾经抨击过俄罗斯沙文主义。当然，苏联和沙俄不同的是，一方面赋予各民族以权力，却又不允许它们行使这种权力。由于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未能始终如一，苏联的民族政策只是在各个民族中激发不满情绪。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斗争也由此逐渐显现。1950年3月在爱沙尼亚党的第八次全会上，矛盾彻底爆发，爱沙尼亚党的第一书记尼古拉·卡罗塔姆、苏维埃主席爱德华·帕尔、国防人民委员伦比特·佩恩等一批干部被解职，他们的罪名之一就是“助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拉脱维亚，“民族派”则掌握了共和国的大权，直到1959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被彻底掀翻。随着民族政策的收紧，1956年苏军所有民族部队都被撤销，关于这一决策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是1956年格鲁吉亚共和国爆发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格鲁吉亚族民族部队支持意在维护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抗议民众一边，还有说法认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介入事件的苏军爱沙尼亚部队出现了倒戈现象。不论真相如何，在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再次成为影响决策者及中央和各共和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经历了二战的波罗的海国家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战争让民众呈分裂状态，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或是自愿、或是被迫的加入红军、党卫军或者民族主义游击队。二战中不同阵营的波罗的海国家民族部队在战场上交战，这种情况很有点类似内战。在战争结束之后，抵抗苏联的立陶宛游击队约有3万人，拉脱维亚有1.5万人，爱沙尼亚有1万人，而围剿他们的内务部队里，同样也有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的工人歼击营。此外，随着持续五年的占领和战争，战前波罗的海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在逐渐消弭。犹太人—在立陶宛的犹太人曾经异乎寻常的很多—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在1940年由于纳粹德国的鼓励移民政策和苏联的压迫共同作用下纷纷外流；此外波罗的海三国的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由于惧怕苏联卷土重来，纷纷选择外逃。在1944年，凯旋归来的苏联红军再次占领了四年前曾经开进的波罗的海三国，但此时三个国家的情况已经大有不同。

波罗的海人现在成了民族上的同类，他们在反苏方面相当活跃。苏联政府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开始雄心勃勃的苏维埃化策略，无助于平息当地的紧张气氛。苏联重新开始对当地民众的驱逐：从1940年到1954年，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总人口数为561万1000，被驱逐者为203590人，比率约为3.6%。在1941年以前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并没有把集体化当做重点，但在1945年之后就开始着手推进。小的农场慢慢消失了，民族主义游击队的民众基础也随之瓦解，随之慢慢势微直到50年代初彻底覆灭。被摧毁的工业地区得以迅速恢复，但是由于大批民众被驱逐，不足以填补工作岗位的空白。因此，40万俄罗斯人和10万其他民族人口（主要是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50年代末前往拉脱维亚寻求工作机会，前往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为18万。而在另一方面立陶宛由于人口数量更多，游击队活动时间更长加之农业在经济中占比更大，幸运的摆脱了人口被大量流放的厄运。在经济因素和政策引导的作用下，苏联为了稳定局势并且推动俄罗斯化（当然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的观点），俄语人口的引入有助于当地的稳定，同时对基层党组织也是一种支撑，因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共和国的党组织里，当地民族的党员占比仅为30%—40%。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夕，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完全融入了苏联。

赫鲁晓夫上位初期的改革比较容易为各加盟共和国接受。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仍然在体味着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余波。尽管在过去十年中也不存在煽动独立或者武装抵抗，但是波罗的海三国还是寻求获得更大的自主权，从而寻求取得更好的发展。在赫鲁晓夫在位后期，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寻求在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本共和国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在波罗的海三国里，爱沙尼亚当时是最不起眼的一个。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约翰内斯·凯宾（Johannes Kӓbin）是在列宁格勒长大的爱沙尼亚人（1905年在在爱沙尼亚沃鲁县出生，1907年随家人移居俄罗斯，1927年入党，战前成为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战后成为爱共第一书记），并且曾经作为在爱沙尼亚工作的干部接受培训。凯宾基本上是忠于莫斯科的，对于爱沙尼亚没有太多感情，因而也受到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青睐。尽管凯宾没有什么民族感情，不过他有些时候仍然和莫斯科的政策相抵触，比如他反对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提纲》中的第19条（即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民族语言，但必须学习俄语），坚持在爱沙尼亚进行爱沙尼亚语教育。这样的对策让凯宾在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赢得了不少赞誉（而且他本人也乐于学习爱沙尼亚语言和文化）同时又不会影响他在中央的地位，凯宾在爱沙尼亚掌握大权达26年之久。而这样的人物在加盟共和国几十年来总共111位第一书记中并不少见。

在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Jānis Kainbērzins）一直在和地方民族干部进行斗争，特别是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Eduards Berklavs），后者反对在拉脱维亚建设太多的重工业，限制俄语移民进入共和国，而且还首先提出要修改莫斯科方面的经济计划，明目张胆的要求拉脱维亚共和国境内的居民要在两年内学会拉脱维亚语，否则就将其驱逐出境。此外拉共还反对赫鲁晓夫的语言文化政策，首先在1956年通过了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干部都要熟练掌握拉脱维亚语和俄语，接下来又拒绝执行《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提纲》第19条，而是代之以多加一年的中学教育。各个加盟共和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但是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仍然在挑战中央的权威，并且形成了地方主义，而不是完全的民族共产主义。1959年，赫鲁晓夫亲自乘飞机前往里加，一手监督撤换了数千名拉脱维亚党员干部，包括别尔克拉夫斯和卡伦别尔津斯。拉脱维亚共和国对抗苏联中央的局面就此终止，不过这也证实了赫鲁晓夫改革所存在的内在危机。

在立陶宛的情况则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乃至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区别。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涅奇库斯（Antanas Sniečkus，1903年在立陶宛萨基艾伊附近出生，一战期间随家人逃往俄罗斯，1919年迁回立陶宛，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同年被立陶宛政府逮捕，被释放后流亡莫斯科，1926年成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此后返回立陶宛进行地下工作，1930年再次被捕，后通过苏立两国交换立陶宛政治犯释放，1936年返回立陶宛，1939年再次被捕，1940年担任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直到1974年去世）是一个在立陶宛出生，但在莫斯科接受过培养的共产党人。斯涅奇库斯忠于斯大林主义，并且一手策划了战后对立陶宛人的流放，乃至试图毁灭立陶宛民族文化。在赫鲁晓夫时代，斯涅奇库斯一方面声称自己完全掌握了立陶宛共产党，同时又向莫斯科表达自己的忠诚。随着赫鲁晓夫转变先前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斯涅奇库斯 反而更多的站到了维护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这一边，而不是追随党的路线。立陶宛遇到的问题和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一样，比如民族语言教育、俄罗斯族移民和发展重工业，但是斯涅奇库斯通过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同时利用立陶宛区别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独特民族比例，解决了这些问题。斯涅奇库斯和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党的领导人一样，反对《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提纲》中的第19条，当然对于俄罗斯族人口明显少很多的立陶宛来说，反对的理由似乎站得住脚。立陶宛的工业发展在50年代末才开始起步，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了将近10年。由于经济权力的下放，斯涅奇库斯可以根据立陶宛的需求以及环境来发展当地工业，鼓励适应于立陶宛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小规模工业地区发展。由于可以吸引立陶宛为数更多的农业人口，所以并不太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外来劳动力。斯涅奇库斯同样有效地改变了立陶宛共产党的民族构成，在1970年，立陶宛党员有70%都是立陶宛族。由于领导人比较精明，所以立陶宛得以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同时避免遭到中央的清洗。

波罗的海三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三个国家在赫鲁晓夫体制内都在不同程度上的都出现了权力更迭。爱沙尼亚顺从莫斯科所得到的奖赏只是继续工业化同时继续引进俄罗斯移民。在拉脱维亚，全面拥抱改革证明此前地方党的抵制是多么无知；任何维护地方利益的企图都会被中央政府打压。只有在立陶宛，由于当地领导人比较精明，加之独特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这里的体制既可以满足共和国的需要，又能够适应中央政府的要求。各加盟共和国选择改革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证明他们渴望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

“解冻”的终结到“新思维”时代—波罗的海的独立之路与苏联的解体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在他退出权力中枢的过程中，没有哪个共和国试图维护他。而为了感谢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掌握大权之后，并没有批判赫鲁晓夫时期的民族政策，而是承诺保证“民族干部”在地方党组织中的地位不变。相对于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在位的头十年几乎完全对民族主义问题视而不见。有些改革措施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民族经济委员会制度和国民教育制度提纲，不过各个加盟共和国仍然在本国内保留了大部分自治权力。俄罗斯族干部仍然把持着党中央，而各个共和国则可以自己管理本国内的事务，本·福克斯（Ben Fowkes）将这种状态称之为“社团主义式的妥协”。在这样的政策下，苏联虽然依旧稳固，但莫斯科与各共和国的裂痕却在不断加大。

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一样，认为苏联的民族主义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1977年的苏联宪法声称“产生了人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然而在宣言背后，苏联官方进一步将俄语定为全民语言，鼓励俄语出版物和学校。为此已经着手实施了一些基础措施，但是勃列日涅夫很清楚，当年赫鲁晓夫所采用的那些更为强力的措施遇到了何种反弹，所以他也不打算走得太远，不过是为此进行广泛的宣传而已。此外勃列日涅夫也对俄罗斯族移民的问题避而不谈，亲自干预人口普查数据，以免这个问题被摆到桌面上来而引发争论。事实证明，勃列日涅夫倒向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不过是和任职初期的民族绥靖政策一样，不得不屈从于现实。

为了维护苏联的大局稳定，勃列日涅夫并不准备改变加盟共和国的现状。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向地方主义妥协，一方面用说教的方式推进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使得苏联边境地区的民族情绪进一步恶化。而民族情绪最为强烈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对苏联占领和吞并的不满情绪从未真正消散。

在20世纪50到60年代，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小规模公众事件，比如反苏涂鸦或使用民族色彩标志等等行为屡见不鲜。在20世纪70年代，抗议活动更为激烈，比如摇滚音乐会、在足球比赛期间大批观众拒绝在奏国歌时起立，甚至是公开自焚。那些广受尊敬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青年代表甚至也参与其中。在立陶宛的情形与邻国波兰一样，天主教会在挑战苏维埃国家的宗教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共和国的知识阶层则采取种种不同的策略，以便吸引西方世界的注意力。

1979年，他们经过努力最终获得机会在联合国发起呼吁，其中45名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思想家反对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的合法性。其他规模较小的抗议活动也屡见不鲜。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立陶宛方面的异见出版物比其他共和国都要多，最主要的异见分子就是环保主义者，他们利用环保作为反对在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借口。波罗的海国家的抗议活动虽然规模不大而且零散，但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都在慢慢扩大，利用了中央政府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增加的弱点。

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并没有遇到眼中的威胁，公开活动的异见分子也纷纷被捕。但是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却开始展开有组织的、民间的抗议活动，这是在森林兄弟覆灭之后的第一次。这在苏联时期还是第一次出现，而且这些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为未来的大规模抗议打下了基础。

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在仅任职一年后就去世。更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位，他在民族问题方面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办法，而各个共和国却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颠覆性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确实解决了民族问题，但代价却是各个共和国的脱离和苏联的解体。

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在不断增加，而民族问题则被忽视。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观点倒是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方观点保持高度一致，只有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各个民族都是平等自由的。在1986年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声称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就一劳永逸的消灭了压迫和不平等。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各加盟共和国及其第一书记的权力，将成为深化改革的主要阻碍。他忽视民族问题，又把目标指向各个共和国的精英阶层，无意间引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反弹。

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不同，他并没有在和地方当政者的斗争中使用地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样的概念。相反，戈尔巴乔夫打击对手的罪名往往是贪污腐败或者反对党的改革路线。虽然在几个中亚共和国取得了成果，但他在哈萨克斯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戈尔巴乔夫撤掉了时任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代之以俄罗斯族干部，结果在阿拉木图引发了骚乱。当时的苏联报刊并没有抨击当地的民族主义，而是说前任第一书记的支持者“用伤害民族尊严的煽动手段......鼓动青年”作为工具。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错误的判断了民族问题，他的回应是加强联邦制，包括前所未闻的措施：在各个共和国实行公开的多党选举。

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民众当然欢迎这一改革，他们可以就此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波罗的海三国在是戈尔巴乔夫所谓“改革”的受益者，根据开放政策，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扩大异见活动的规模和范围，环境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时代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核心问题，但是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的因素，比如建造核电站或者水电站，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而苏联是鼓励这样的人口流动的，认为可以削弱地方反对派。而初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取得成功，受到鼓励的人们越发大胆，开始公开的展开各种正式活动。截止到1987年，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开始庆祝并入苏联之前的节日抗议40年代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流放，甚至开始挥舞资产阶级共和国时代的国旗。

由于最近哈萨克斯坦学生的抗议活动，党最初谴责波罗的海示威活动的政治化。当拉脱维亚反对派于1987年8月在赫尔辛基组织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抗议莫洛托—里宾特洛甫条约时，他们遭到了全面的抨击。苏联新闻机构指责抗议者寻求与法西斯通敌者和西方势力建立联系。而波罗的海国家反对派的抗议目标还包括40年代的驱逐，苏联官方声称这一行为主要是针对法西斯分子。虽然官方舆论非常严厉，但他们却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到1988年，官方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却又大为软化，认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集会是纪念斯大林时代的被驱逐者，宣称“这有助于恢复历史正义......并支持党的改革”

鉴于中央政策的逐步改变，当地政府批准在三个共和国组建新的组织：人民阵线。从1988年10月在爱沙尼亚开始组建，并很快蔓延到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人们阵线表面上代表了支持改革的势力，但实际上代表着非党利益联盟，包括民族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全国性的：保护民族语言、反对移民，并寻求增加加盟共和国主权。事实证明，这一概念及具吸引力，并很快蔓延到其他共和国。1990年2月，波罗的海三国举行了首次最高苏维埃民主选举，支持独立的当选人占大多数。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成为首个宣告独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8月20日和21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宣告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也由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直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这个庞然大物最终分崩离析。

（“波罗的海之路”，波罗的海三国民众的抗议活动）

关于苏联时期波罗的海国家历史的一鳞半爪，欢迎阅读小熊猫的大历史往期文章：

【一个人的战争】阿诺德·梅里：与法西斯分子战斗到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