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是张伯伦，普京也不是希特勒

文 | 丁毅超

罗伯特·塔夫脱的回归

几周前笔者曾分析，乌克兰对特朗普的美好想象充其量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失去美国援助的乌克兰可能连2025年都不一定能熬过去。

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三个年头，和平的曙光以许多大西洋两岸的建制派极度恐惧的方式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特朗普政府抛弃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立场，选择直接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更为糟糕的是，乌克兰和欧洲不仅被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特朗普政府的许多观点也更接近普京政府。这意味乌克兰可能最终被迫接受一份对其高度不利的和平协议。

在严重的焦虑中，建制派试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找到自己的新灵感。乌克兰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变成了纳粹德国，特朗普也转化为时任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同分异构体。绥靖主义的历史隐喻不言而喻。特朗普不能绥靖，不能绥靖，不能绥靖！特朗普必须陪着建制派用这场战争打垮俄罗斯，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种意象关联极大程度满足了建制派的情绪需要，但也仅仅只能满足他们的情绪需要。在建制派的压力下，特朗普没有任何扭转政策的表现。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是否标志美国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但它已无意维护以冷战为基础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建制派所要面对的根本不是内维尔·张伯伦，而是他们更难接受的罗伯特·塔夫脱。

谁是塔夫脱

在美国历史上一共有两位有名的塔夫脱。前者是美国第27任总统威廉·塔夫脱，他与西奥多·罗斯福之间的纠葛使得他难以摆脱罗斯福的政治阴影。后者是威廉·塔夫脱的儿子罗伯特·塔夫脱。小塔夫脱三度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失败，但这不妨碍他从1938年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开始就在参议院将两党保守派团结起来，反对小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在1951年成为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可惜在仅仅两年后就因癌症去世。

具有压倒性左翼倾向的美国学术界对小塔夫脱的评价一直不高。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学术界及其徒子徒孙对传统保守派都没有什么好感。正如笔者之前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他们的眼中，在最好的情况下，保守主义充其量也只是进步主义的缓和剂。它本身无法对抗这个必然进步的世界。

不得不说，这种奇思妙想也深刻影响了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保守主义不是复古主义，保守主义也从未声称要完全复刻过去的某一时段。甚至从伯克创立保守主义开始，他就承认传统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用莱西的话来说，“尊敬和服从传统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完全停止思考。”（Lacey, Robert. Pragmatic Conservat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4）

进步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中，传统对现代世界的积极意义被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这种抽象为进步派的思想实验提供了实践上的更多空间。问题是，如果以同样严苛的标准来审视进步派，他们的区别无非是在于，究竟谁掌握了通向未来的真理之匙。

与外部学术界相反，在传统保守主义内部，小塔夫脱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人物拉塞尔·柯克专门撰写了小塔夫脱的思想传记，阐述其对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重要价值。由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限制，笔者在这里主要讨论小塔夫脱的外交政策思想。

严格而言，作为更关注美国国内情况的参议员，小塔夫脱在外交政策上没有特别成体系的论述，不过这不妨碍我们从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总结出某些共性。在较为流俗的解释中，小塔夫脱因其反对美国参与二战、反对联合国和北约成立被视为“孤立主义者”。无论“孤立主义者”是否是柯克意义上全球主义者对本土主义者的蔑称，小塔夫脱在外交政策上的起点终归起源一个经典的问题，即外交政策对美国究竟意味什么？

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十分明了，即国家利益。柯克总结认为，“塔夫脱多次重申，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和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在保持中立或采取干预措施、结盟或限制军备、签订国际商业协议或援助他国政府，以及在和平与战争的选择上，所有这些决策都应以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和福祉的影响为衡量标准。一旦背离这一基本原则，任何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都将失去方向感。忽视国家利益的政治家容易受到各种理论潮流的影响；他们可能会盲目追求不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最终陷入复杂的外交和军事困境。”

更大的分歧在于什么是国家利益。在小塔夫脱的视角上，这意味必须以美国的国内利益为优先。从外部看，这主要指的是其他行为体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程度；从内部看，这主要体现在对国内政治制度的影响程度。

站在外部视角下，美国的战略现实是它在北美地区的强大控制力，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所带来的战略阻拒能力。大部分外部力量不会对美国造成太严重的输入性威胁，除非面对某些狂热的普世主义分子，美国不需要对旧大陆的变化抱有太多敏感。站在内部视角下，美国的政治体制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全球布武所设计的，美国的海外领土管理记录也没有太多可取之处。

以上述基础为思考起点，小塔夫脱的克制主义外交政策上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即避免战争和反对全球帝国。这体现在小塔夫脱对联合国和北约的反对上，也体现在对海外驻军和对外援助的谨慎上。

以联合国为例，联合国的否决权意味它不可能调解大国之间的纠纷。大国必然会在联合国之外建立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赋予美国否决权则意味着在违背美国民众意愿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屈服联合国的裁决。这同样是美国国内政治制度不可接受的强迫。

小塔夫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是一个更为全面的例子。一方面，与张伯伦以时间换战备空间的思路不同，小塔夫脱认为德国和意大利难以对美国安全产生任何严重影响。德国的军事实力充其量只能止步于英吉利海峡。这场欧洲战争最终会以英德之间的妥协而停止。

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体制不是为长期的战争状态所设计的，一旦陷入长期的例外状态，不利于美国宪政的健康发展。（用今日流行的话来说，例外状态或者紧急状态长期化）为了一场对美国威胁不大的战争让美国陷入长期的紧急状态是得不偿失的行为。美国完全可以在不参与战争的情况下对英国实行援助，促使英德停战。

小塔夫脱的外交思想当然存在争议。但从美国的现状看，小塔夫脱的想法确有先见之明。今日的美国已经被繁重的全球帝国义务所压垮，广泛的海外驻军反而削弱了美国集中捍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大规模的外国援助成为了毁誉参半的官僚主义迷宫。

正如柯克在1967年所总结的那样，“在国际事务中，新政主义者的行为犹如堂吉诃德对抗风车一般徒劳无功。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其自身心中也从未明确过，谈论着永久和平与‘四大自由’；梦想建立一个以美国为蓝本的全球民主秩序；臆想出各国的刻板印象，并试图与这些虚幻的形象结盟或对抗。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利益原则逐渐被忽视。当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人们沉浸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其他国家——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依然遵循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原则行事，为自己谋利，而使美国的利益受损。”

特朗普是不是小塔夫脱

从个人的品行和经历看，小塔夫脱和特朗普堪称天平的两端。前者出身政治世家，后者被认为是闯入政治世界的局外人；前者被描绘为参议院里冰冷的政治机器，后者以高度情绪化和朝令夕改闻名于媒体；前者三次竞选总统候选人失败与其不擅长演讲关系密切，后者则凭借大师级的演讲和动员能力两度当选美国总统。然而，在特朗普自大和浮夸的性格之下，在那些讨好和趋炎附势之下，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几乎全面复刻了小塔夫脱的思路。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国际开发署全面暂停就是典型的例子。特朗普刚一上任就要求全面暂停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以审查是否符合本届政府的目标和美国利益。今日美国的对外援助当然有一部分是民生工程的善举，但更多则用来构建一整套全球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系统。以民主和自由为名，无数的NGO和建制派政客成为了这一国际网络的利益共同体。

小塔夫脱反对的就是这种对外援助。它只会让美国陷入到一种不可能的普世主义幻想中，产生大量的浪费和腐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主要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必要时才应该发动战争，我们没有理由仅仅为了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发动战争，或者保护他们的自由，除非这种保护对我们自己的防御是必要的。”

特朗普要求欧洲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的提法也与小塔夫脱的海外驻军看法一脉相承。特朗普削减欧洲驻军的理由就是美国对欧洲的过多关注影响了美国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欧洲人则躲在美国的保护下，放弃了自我捍卫的责任。欧洲各国长期的低军费GDP占比是武备松弛的最明显征兆。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情况下，欧洲的安全不是美国的责任。

这一如小塔夫脱在1951年的《美国人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所说的那样，“我们固然重视保卫西欧的安全，然而，除非欧洲各国不仅能够提供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还能展现出充分的关注度与主动性，并最终承担起主要责任，否则这将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特朗普只不过是用更为民粹化的语言说，“欧洲人占了我们的便宜。”

类似的一致性例子还有很多。没有什么比“美国优先”这一宣言本身最能体现小塔夫脱的精神实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也是各路学者和政治家广泛批评的内容。沃尔特这样的防御现实主义者会认为特朗普的贸易壁垒反而削弱了盟友提高共同防御的贡献能力；博尔顿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直接破口大骂特朗普摧毁了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秩序基础。从损害美国盟友的利益到特朗普是一个疯子，各种说法层出不穷。这些说法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纳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破坏了美国二战以来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力。

在特朗普看来，正是这种全球美国，或者说追求全球自由霸权的美国才是今日美国衰弱的原因。冷战的胜利导致美国建制派和思想界陷入单极独霸的意识形态狂热之中，认为美国可以将自己的制度普世化。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这种荒谬想法的顶峰。为了某种莫须有的意识形态使命，新保守主义者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发动了一场对美国几乎没有利益的战争。

“美国优先”就是要和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的全球美国进行对抗，这是美国重新收缩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必由之路。对作为正常国家的美国而言，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是其安全利益核心之所在。换言之，只要牢牢控制住这些国家，其他地区的战争难以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一视角上，建制派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谩骂不足为奇。这等于完全推翻了建制派从二战以来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观。他们只能通过将特朗普贬低为非理性甚至是非人化的存在证明自己的正常。特朗普极具争议性的性格为他们提供了无数的攻击素材，可惜这种蚍蜉撼树的行为只能称之为自我安慰。

《外交政策》的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这样写到，“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特朗普只是随心所欲地制定政策，比如他似乎不道德、而且完全不符合历史的计划，即驱逐巴勒斯坦人，将加沙变成中东的“里维埃拉”。但事实上，特朗普一直坚持认为华盛顿无权照顾世界——这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末，当时身为房地产巨头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整页广告，上面写着：‘全世界都在嘲笑美国政客，因为我们保护着不属于我们的船只，这些船只运载着我们不需要的石油，而这些石油的目的地是不会提供帮助的盟友。’”对特朗普这样持有长期坚定信念的人而言，美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像小塔夫脱说得一样，放弃全球霸权。

跨大西洋同盟何去何从

自特朗普二次当选之后，绝大部分政治学者和建制派被迫承认他们一直贬低的MAGA运动，或者说国家保守主义运动，可能不是一时的潮流。这场运动究竟能否将美国恢复为正常国家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JD·万斯的讲话给了跨大西洋同盟当头一棒，直接将欧洲建制派震得半身不遂。欧洲的舆论反应不可谓不激烈，一时之间欧洲团结河欧洲战略自主的陈词滥调再次泛滥在媒体的每个角落。

整整一周过去了，欧洲几乎没有在任何具体问题上达成一致。自相矛盾的消息频出。今天媒体宣布欧洲人在讨论派遣三万名维和士兵的方案，明天另一家媒体就爆出法国和意大利在这个问题上拖后腿。

整个欧洲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转，各种奇思妙想更是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大陆上涌现出来。齐泽克将欧洲战略自主的期望建立在对启蒙遗产的无条件忠诚上就是这种奇思妙想的最新结果。这种想象是如此缺乏现实性，以至于齐泽克本人都认为自己的结论是悲观的，需要等待奇迹的发生。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万斯在慕尼黑，给老欧洲判了死刑》中已经指出，欧洲白日梦般的战略自主是自身结构性困境的结果。这就是为何欧洲数十年来毫无进展的原因，这就是为何特朗普胜选四个月以来欧洲毫无准备的原因。这种自暴自弃反过来成为结构性困境之残酷的写照。

更具讽刺性的是，几乎所有文章的最终救星皆为加强与中国的战略联系。沃尔特开出的药方就包括“如果我是他们，我会首先邀请更多来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并开始开发替代SWIFT国际金融支付系统的方案。欧洲大学应该加强与中国机构的合作研究，如果特朗普和马斯克继续破坏美国的学术机构，这一举措将变得更具吸引力。通过重建欧洲自己的国防工业基础，结束欧洲对美国武器的依赖。派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参加下一届金砖国家峰会，并考虑申请加入。”

从离岸平衡的角度看，沃尔特的想法体现了现实主义思想家的含金量。唯一的问题是，考虑到欧洲现有的政治现实，这些措施都缺乏实践性。其背后依旧是残酷的结构性困境，欧洲人根本给不出让中国反对俄罗斯也反对美国的溢价。

对欧洲而言，这种结构性困境意味着其被迫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接受这样一些变化。第一，俄罗斯在欧洲话语权的全面恢复。尤其是在中东欧，特别是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地区，俄罗斯的政治主导力将迅速增强。即便欧洲人在台面上自我麻痹和装聋作哑，俄罗斯也将作为房间里的大象，成为现实决策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二是大国政治的回归。如同国际刑事法院一般，以规则为基础的价值观同盟和国际秩序将若华为欧洲人的小玩具。欧洲价值观的虚假优越性持续被大国现实博弈所忽视。特朗普和万斯对欧洲右翼民粹派系毫不犹豫的支持是价值观同盟破产的最真实写照。

第三，欧洲衰弱已成定局。在新一轮中美俄（主要是中美）的博弈中，欧洲的价码愈发减少。战略自主如同地平线般永远可望不可及。在这个新的多极化地缘政治游戏中，欧洲国家只能如同莱茵金属公司总裁所说的那样，“坐在小孩那桌”。

可能有敏锐的读者注意到，笔者在这里几乎没有谈及乌克兰。或许某些人抱有将乌克兰变成俄罗斯的阿富汗这种神奇的想法，但在大多数严肃的国际政治观察家眼里，乌克兰早已不是问题的重点。万斯的讲话意味问题不再是乌克兰，而是整个欧洲。

在欧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亲乌克兰阵营最终只能开始苦涩的反思和相互指责。特朗普变本加厉的美乌矿产协议仅仅只是开始。直到美国对乌克兰全面施压时，所有人才会承认为什么俄罗斯认为这是一场与美国谈判才能结束的战争。

特朗普不是张伯伦，普京也不是希特勒。特朗普的“亲俄”观点更多是常识的回归。乌克兰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不可退让的核心部分，甚至老布什1991年在基辅演讲时也将乌克兰民族主义视为自杀性民族主义。任何强调《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主权独立说法的人，都可能忘记苏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作为一个国家拥有三个联合国席位的现实主义故事。更不用指出，又是哪些国家更多违反联合国决议。

这种略带愤世嫉俗的提法令很多建制派难以接受。美国放弃全球霸权的同时，古老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游戏一定会再度上演。如同小塔夫脱所理解的那样，自由主义霸权幻梦终究只是一种幻想，欧洲的动荡更多是力量平衡重新调整的结果。

现在，欢迎所有人回到大国竞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