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言论中的认知偏差与信息甄别

马斯克言论中的认知偏差与信息甄别

撰文：深圳老周

2025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

近日，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连续发表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尖锐言论，涉及支持率可信度、战时选举合法性及乌克兰政府腐败等问题，引发国际舆论激烈争议。这些观点看似直指乌克兰政治核心矛盾，但其论证逻辑和事实基础存在明显漏洞，需结合法律、民意和地缘政治背景进行多维剖析。

一、民调可信度之争：数据矛盾与立场偏见的交织

马斯克开篇即称 “泽连斯基控制的民调不可信”，并断言其支持率虚高。这一指控缺乏直接证据，且与多方数据存在矛盾。

民调数据的复杂性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2025 年 1 月数据显示，泽连斯基的信任度为 52%，较 2022 年冲突初期的 90% 大幅下降，但仍高于马斯克引用的 “4%” 等极端说法。泽连斯基本人则援引其他民调称其支持率超过 57%，但未公开具体机构。

俄乌双方数据差异显著：俄罗斯相关机构常宣称泽连斯基支持率低于 20%，而西方独立机构的数据多介于 40%-60% 区间。这种差异反映的不仅是统计方法的不同，更是信息战的缩影。

马斯克的核心逻辑缺陷

他未提供任何第三方验证的实证，仅以 “泽连斯基控制媒体” 为由否定民调，忽略了乌克兰媒体生态的复杂性。尽管战时存在一定舆论管控，但乌克兰仍存在反对派媒体（如《寒冷》），且国际观察机构对乌媒体自由度评价并未全盘否定。

马斯克对信息渠道的质疑（如批评 CommunityNotes 被 “政府和传统媒体玩弄”）本身带有主观倾向，与其指控对象形成逻辑闭环，难以服众。

二、战时选举合法性：法律框架与国际先例的冲突

马斯克的核心论点是 “泽连斯基因害怕失败而取消选举”，这一说法既忽视乌克兰宪法规定，也简化了战时选举的伦理困境。

法律依据与战时状态延续

乌克兰宪法第 83 条明确规定，戒严期间禁止举行总统或议会选举。自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已多次依法延长战时状态，最近一次延长至 2025 年 2 月 7 日。取消选举并非个人决策，而是基于法律程序的集体行动。

选举资金问题同样关键：泽连斯基曾表示，若西方提供 50 亿美元专项援助，或可考虑修改法律举行选举，但美欧未积极回应。

国际先例与民意分歧

从国际先例来看，战时推迟或取消选举并非乌克兰独有的现象。例如，在二战期间，许多欧洲国家因战争而暂停或推迟了正常的选举活动，以确保国家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战争危机 。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为维护国家稳定和战争应对能力的一种常见做法。即使美国在战时也有罗斯福连任四届的情况，当时美国面临着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挑战，罗斯福凭借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应对危机的策略，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得以连续四次当选总统。这一特殊时期的选举安排，也反映出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选举决策需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

而在当下，乌克兰民调显示，64% 民众反对战时选举，仅 15% 支持。多数人认为选举可能导致政治分裂，分散抗俄资源。

权力合法性的双重标准

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否认泽连斯基的合法性，却未解释为何自身在 “特别军事行动” 背景下仍计划 2024 年竞选连任。这种矛盾凸显选举问题被工具化为地缘博弈筹码。

三、腐败问题的片面化呈现

乌克兰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确实是客观事实。然而，马斯克在相关言论中，完全忽视了乌克兰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与改革举措。例如，乌克兰设立了军事监察员这一职位，旨在对军事领域的各项事务进行监督，防止腐败现象滋生；同时，在国防采购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透明度，规范采购流程，力求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世界银行 2024 年发布的报告便是有力佐证，该报告显示，相较于冲突爆发前，乌克兰的反腐指数上升了 27 位，这清晰地表明了乌克兰在反腐工作上取得的显著成效。

此外，关于 “贡萨洛・利拉之死” 这一事件，马斯克的指责存在诸多争议之处。贡萨洛・利拉作为一名记者，因其亲俄立场而被乌克兰政府起诉。其家属称他在被拘押期间遭到虐待，但乌克兰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并承诺会对此事展开调查。在此事件中，马斯克直接将责任归咎于泽连斯基，却完全没有提及该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终结这一关键事实。这种片面的指责，缺乏对事件全面、客观的考量，容易误导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认知。

四、特朗普立场背后的利益关联

特朗普声称泽连斯基 “挑起战争”，并主张美国 “无视乌政府以寻求和平”，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其 “美国优先” 战略的呼应。特朗普的这一主张，本质上是意图削减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更多资源聚焦于美国自身利益。马斯克对特朗普这一观点的附和，并非偶然，而是与其旗下 SpaceX 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存在的密切合作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paceX 公司在与军方的合作中，获得了诸多利益与发展机会，这使得马斯克在一些涉及地缘政治的问题上，可能会倾向于支持符合美国军方利益导向的观点，而特朗普的上述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这种利益诉求。

五、结论：批判性思维与信息甄别的重要性

马斯克的一系列言论，深刻反映出部分西方精英在看待乌克兰危机时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这种偏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简化归因。他们常常将乌克兰选举推迟、民调争议以及腐败问题等复杂现象，简单地归结于个人因素，而完全忽视了背后深层次的法律规定、战争状态的影响以及复杂的国际博弈等结构性因素。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归因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

其二，双重标准。在对待美国战时选举时，他们默认其具有 “正当性”，认为这是特殊时期的合理举措；然而，当乌克兰基于类似的战争背景等因素，对选举等事务进行调整时，却遭到他们的否定。同样，对于普京的连任，他们选择默许；但对于泽连斯基可能的延任，却横加苛责。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他们在评判国际事务时缺乏客观、公正的立场。

在当今信息高度武器化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俄乌冲突的讨论，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批判层面。我们需要回归到对法律文本的细致研读、对民意数据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多边外交动态的持续考察。只有通过这样严谨、全面的方式，我们才能避免被地缘政治叙事所左右，不沦为他人地缘政治意图的传声筒，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俄乌冲突的本质与真相。

（本文参考了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乌克兰宪法条款及多方冲突背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