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深度卷入的中国, 不能机械地固守国内谈‘内循环’”

程亚文 | 上海外国语大学

郑海洋 | 鲁东大学

【导读】近日，特朗普的态度出现反复，称将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这一表态被视为对中国“对等关税”反制措施的回应。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激进“脱钩断链”策略，与本文所描述的19世纪“美国学派”构建的隔断型发展具有内在的相似性。作者认为，美国通过与英国和欧洲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保持距离，实现了自身的工业化发展，最终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体系”。特朗普的“贸易战”，可以看作是对“美国中心”国际体系的重新锚定。

作者进一步指出，参照美国的经验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发现新中国在前三十年同样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后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奠定了基础。然而，如今的美国对华脱钩和遏制政策，表明中国仍然面临着（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已经深度卷入全球化的中国，不能机械地固守“国内”谈“内循环”，而是应当继续扶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全球南方共同市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造新的外部条件。

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潜力巨大，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扩大出口的机会，更是推动共同发展的平台。如今的中国，已从资本稀缺国转变为资本大国，从渴求引入外部资本转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人才、技术上也有了深厚积累，尤其在一些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已从被动跟随转变为引领示范。通过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强化经济合作，提升消费能力，不仅能够为中国企业创造新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内需，也能促进全球南方的共同繁荣，推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培植全球南方共同市场——19世纪美国构建“内循环”的启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培植全球南方共同市场

——19世纪美国构建“内循环”的启示

在1978年转向改革开放后，中国奉行的乃是融入世界市场的联系型战略，高度重视技术和投资引进、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87年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提出《关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构想》被中央采纳后，我国基于人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了原材料和制成品“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中，中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弄潮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然而，这也引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疑虑和排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政期间对华发起“贸易战”，而在拜登担任总统后，美国继续对华推进“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战略，实际上就是从以往的全球化进程中脱身，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新议程。面对当今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美国挟持其他西方国家对华“脱钩”的态势，中国近年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与以往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主要以客体身份参与全球化进程有别，“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先导和牵引，中国在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需要以主体身份发挥更大能动作用。“双循环”之路能否走得通，又该如何走？美国19世纪通过国内循环实现工业化、经济崛起和推进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仍有启示价值。

▍“美国学派”与“隔断”发展

中国以往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经济发展，其发展战略之要，在于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以及面向国际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这符合最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预设，它认为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圭臬。然而，它与19世纪以来一些顺利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普遍经验，却并不相符。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ss）通过研究欧洲国家以往的发展历程，指出工业化有两种进入路径：一种是联系型战略，即发展理论通常主张的，一个国家为寻求更好发展，应当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加入全球化进程；另一种是隔断型战略，即第三世界国家在追求发展的初始阶段，应当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脱钩，与此同时主要致力于拓展国内市场，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争取集体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能审慎地选择联系型战略，与发达国家合作。森哈斯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指出，欧洲那些实现发展突破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曾选择过隔断型战略，是在与世界市场或多或少显著脱钩的时期，才取得工业化的成功。欧洲如此，美国又是如何？在《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与流行之见大相径庭的19世纪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图景。

与人们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异，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并非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相反可能是制约因素。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度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关税税率和对外资的态度：给对外贸易设置较低关税和允许外资低门槛进入，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反之表明经济开放度较低。崛起时期的美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开放型经济体，而是在相对封闭中发展的。在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段，当时世界曾经历一轮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国和欧洲推动，美国对此做出的选择并非“融入”，而是“隔断”，也就是有选择、有限度地参与全球化，甚至刻意与其保持距离。整个19世纪，美国都维持了很高的关税水平，这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更是如此。1890年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Mckinley Tariff），使得美国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19世纪的美国与当时的全球化浪潮保持距离，还体现在它对外资及对外投资的态度上。南北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为了躲避美国设置的高税率，加大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FDI），但外国直接投资在最大时也只占美国总投资的10％，而当单独考虑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时，如果再考虑到1870~1914年间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数字就更小了，远远达不到控制美国经济的程度。

19世纪美国选择隔断型发展和实现经济崛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通过培育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实现工业化。赫德森在其书中，描述了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美国学派”，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时，美国才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融资，美国因此不需要依赖国外市场，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和发展战略。19世纪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们高度重视关税保护和国内市场的培育，并认为工农业间可以形成互哺关系。著名出版商马修·凯里（Mathew Carey）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榄枝》（The New Olive Branch）一书中，强调了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提供市场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国会议员乔治·梯比斯（George Tibbits）和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的支持，他们在国会大力宣传凯里的主张。第九任国务卿亨利·克莱（Henry Clay）同样赞同凯里之见，他在1824年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份政治纲领，建议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s），其主要使命是鼓励东北部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美国本土的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像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那样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其制造业立足于国内市场完成了工业革命”。为培植全国性市场，美国在19世纪格外重视全国性交通体系的建设，以连通南北东西，使全国成为一个经济体系。此外，很多人可能以为1862年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农业司（1889年改为现名：美国农业部），是在农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设立的，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为工业化而生的标志性机构和制度设置。为启动内需、深耕国内市场，19世纪美国那些倾力推动工业发展的人士对农业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西进运动，认为工业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农业的南方对建立农业部并不那么积极，但热衷于西进运动，以扩大农业种植范围。

美国在19世纪与当时的全球经济体系保持距离，在政策层面与英国“脱钩”，并在经济思想和知识体系上与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拉开距离，一开始是着眼于“美国特性”，是将美国特殊化，但在当时美国的保护主义者的持续努力下，又逐渐将工业化优先、与国际市场“脱钩”、立足国内市场、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想，转化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知识。只不过随着美国在进入20世纪后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继续奉行隔断型战略和关税保护已不利于其海外扩张，美国才放弃了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转而拥抱起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

▍与当代中国的比较

谈起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们多愿意关注其“开放”的一面，对其曾经有意与“人类文明主流”和全球化进程拉开距离的一面，往往避而不谈。无论森哈斯所撰写的《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赫德森的著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所谈内容都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现代化经历的另一面，而且是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一面，它在以往也曾被人传播谈及，但并未成为大音。“老黄历”重提，不外关乎三个现实存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与19世纪美国是在相对封闭中兴起不同，当代中国是在融入全球化浪潮、运用联系型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的，两种相悖的发展策略，就当前来看却达到了相似的结果，这该如何解释？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实行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又主动选择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世纪之交，还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 前后，不少人主张对美“脱钩”，对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充满担忧，为何所预见的不良后果，在后来可见的时间段内大多并没有出现？不仅美国，实际上，19世纪同时作为当时世界“新兴经济体”的日本、德国，其实都深受李斯特主义的影响，选择的也都是隔断型战略，与当时的全球化潮流若即若离，但都实现了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国家整体性发展。把它们与当代中国走过的历程相对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产生的高速经济增长，倒像是近代以来国家兴起的一个例外。真的是例外吗？笔者曾经对此充满困惑，现在却并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在最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通过联系型战略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其实同样屈指可数，只有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为数极少的国家。是不是只要“跟着美国走”，就能发展起来？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想通过追随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获得发展，但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可知，真正实现了较好发展的国家并不多，这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这个结果仍然验证了森哈斯和赫德森的总结和理论，也证明了贾根良等人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单纯从账面数据来看，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是为数很少的经济发展成就突出的国家。中国为何会成为“例外”？其实，从发展道路来论，如果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甚至中共早期政权建设以来的历程中，可能看到的又是另外一幅光景。其中，中国同样有过脱钩，选择过隔断型战略，也经历了先政治后经济的发展过程，与那些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总体来说并无二致。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19世纪的“美国道路”才是处在世界体系中相对边缘位置的国家推进工业化、实现经济崛起和现代化的正途，那么，最近几年来的“逆全球化”，也正在检验作为“例外”的中国最近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成就的成色。美国在19世纪的经验是与当时的全球化保持距离，以防受其所伤；当代中国选择融入全球化，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果不能禁受住“逆全球化”的冲击，那就会重演以往一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左支右绌的国家的经历，也验证了贾根良等人的担忧并不为虚。在一战前夕的那一次“逆全球化”之际，随着外资的大量撤离，原本在19世纪后期因大量吸收外资而出现高经济增长率的沙皇俄国，很快陷入国家崩溃。美俄在19世纪后期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选择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启示当代中国要在长久进程中观察发展模式的韧性。从目前来看，美国近年来的对华“贸易战”和“脱钩”，并没有“打倒”中国。笔者通过比较，也感受到当代中国在政治机制、国家能力和发展战略选择上，与以往那些没有禁受住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冲击的国家，并不相同，所以对中国能够闯过“逆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总体持乐观态度，但又觉得的确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个问题是，回顾19世纪美国的现代化历程，也给当下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照。当今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美国对华“脱钩”的态势，中国近年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之路能否走得通、又该如何走？美国当年通过国内循环实现经济崛起的历程，是否对当代中国有启示意义？19世纪“美国学派”重视美国内部市场，实际上是要将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大量农业人口共同纳入同一个市场体系，即通过“先发”帮助“后发”提升后者的消费能力，从而既为“先发”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包含“先发”“后发”的经济共同体创造更加广大的发展空间，当时的美国也由此形成了工业化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内部市场。这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沟通东西南北，通过扶持相对落后区域、省份的发展和相对弱势人群的收入提升，进一步打造全国性市场，发掘发展潜力。在以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内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失衡有所拉大，与沿海地带相比，“腾冲－瑷珲（黑河）线”以西的地区仍然明显发展不足，“逆全球化”是否其实也给中国提供了倒逼重塑有机联结的国内市场、实现更有内涵发展的机会？同时，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如今中国的市场规模已扩大四五倍，被工业化、城市化卷入的人口数量，已约等于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的人口之和，它对中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是否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在一个“逆全球化”和重塑新型全球化并存的时代，中国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机制建设等方式，扩大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帮助相对落后国家共同发展，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中国今天已形成了能够大量吸纳其他国家出口的巨大市场，通过主动设计与这些国家产生更加密切的经济关联和推进共同发展，是否类似于当年美国北方将南方编织进同一个市场体系？

▍重新定义“国际”

当下中国需要重新理解19世纪美国选取“内循环”发展之路的经济机理，但不可机械地守着“国内”谈“内循环”；也需要对“国际经济大循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的“国际”，做出重新解读和定义。由于以往的改革开放主要面向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提出“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国际”，实际所指也是西方国家，中国以其为师，学习其技术、经验，吸纳资本和产业转移，也以其为商品出口的主要海外市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南方发展中国家虽然并没有取代西方国家以往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优势位置，但已大大稀释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越来越大，它们之间的贸易、投资对彼此的重要性也已不同以往。东盟国家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亚洲内部的贸易规模已超出与域外国家的贸易。更重要的是，从商品贸易、投资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已构成一个新的全球化体系，它们作为新的“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到了与西方国家几乎等量齐观的水平。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国际”，已由西方国家拓展至全球层面。来自西方国家的技术、资本、产业转移和市场仍然是宝贵的，但中国对此已不再严重依赖。相反，中国已由资本稀缺国变成资本大国，由渴求引入外部资本转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人才、技术上也有了深厚积累，尤其在一些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已由被动跟随转变为引领示范。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虽然是主动选择，但在进入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时，是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中国不可能引导这个体系，只是适应性参与，也会随其波动和受其节制。这决定了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概念下中国的发展上限，即只要中国的发展冲击到西方国家的中心地位，就必然会遭到后者的打压，这也是全球化在国际关系层面的平等限度。诚如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日本遭到美国打压时所说，“西方人一直要求日本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成功到对他们造成威胁的程度”。当前美国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不懈打压中国，道理同样在此。时至今日，“双循环”中的“国际”，既是新的既成事实，即南方国家已形成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彼此构成相互连接的国际市场；也有赖于中国的主动推动塑造，即中国可以利用作为全球最大实体经济体和最大单一国家市场的优势条件，与其他有意愿的国家一道，共同引导创建与中国有机关联、紧密互动的国际市场，它以南方国家为主体和发挥主导作用，但又秉持开放性，可以吸纳任何有意愿的国家加入。“金砖国家”近年来的扩容，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发展中国家构建共同市场、推进国际体系公平正义性的一种努力。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机制，是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需要重点参与、积极发挥能动作用的关键场域，中国的多边主义也要以此为重要平台和路径。

高度重视南方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复制以往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其他国家为边缘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而是要帮助南方国家共同发展，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世纪的美国更加注重国内市场，但其“内循环”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比如“门罗主义”就以美洲为后院，将美洲纳入美国的经济循环体系，它解决了美国通过扩展国际市场来实现本国工业化的问题，但没有真正帮助美洲国家共同发展，这是今天的中国需要引起警戒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主要是为发展中国家而谋，推动国际发展问题的解决，其实也有益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它会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创造新的外部条件。回顾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历程，不能仅仅看到它主要是通过国内循环实现的，更要看到它构建国内市场的经济逻辑。

一是工业部门帮助农业部门和落后地区发展，会提升后者的购买能力，从而为工业品生产创造更大市场。只有落后的地区、阶层也发展起来了，才能水涨船高，为工业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条件。中国今天同样需要在打通内循环、协调内部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同时，向外延伸帮助落后国家共同发展，从而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开拓更大空间。在近年来美国策动西方国家一起对华“脱钩断链”后，有人认为，以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实质是中国吸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零部件并完成最后加工，西方国家是中国生产的终端产品的最后接收者。因此，他们担心，没有了西方市场，中国所生产的工业品也就没有了最终去向。这种担心有一定依据，西方国家是世界的主要消费市场，直到今天仍是。但是也要看到在全球消费市场中，西方国家所占的比重在进入21世纪以来已明显下降。因此，中国更需要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培植发展中国家市场，提升其消费能力。这也是中国公司成长为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大公司的必由之路，华为公司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二是注重培植自主可控市场。19世纪美国对国内市场的重视，在政治层面上看，是为了建构美国的“大一统”；从经济层面看，是为了使自己的发展尽量减少来自全球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防止被后者所左右。后进国家一般都无法左右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相反容易为后者所左右。因此，选择“脱钩”、与全球化进程保持距离，对后进国家来说，是取得发展主动权、实现自主发展的不得不为。在南北战争发生之前，美国内部市场是割裂的，美国南方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因棉花贸易构成了有着内在关联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是美国联邦政府无法有效干预的。相反，美国的经济政治进程却受其摆布。最近几年来，随着美国持续对华经济“脱钩”，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国家市场，遇到了巨大困难。这突出表明，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对西方国家市场的利用，是没有自主性的，带有被动跟随性质。反而言之，培植自主可控的国际市场，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重思19世纪美国通过培植国内市场走上工业化之道的经验，并不意味着21世纪的中国可以对其简单机械模仿，而是需要理解19世纪美国注重培植国内市场道路的缘由和机理。中国也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过以国内市场为重的经历，但在后来还是转向“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主要原因是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资本很难仅仅依靠国内市场就能获得。同时，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尤其是在产业链上，在一国之内完成所有产业环节并制成终端产品的模式，已被多国协作和跨国产业链所取代。在以往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之路被严重堵塞的情况下，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动构建新的国际循环，以及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结合。

▍构建全球南方共同市场

中国以往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前提下展开的，它们包括：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精英阶层形成改革开放共识，中国缺少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及其他现代化知识体系，中美关系取得缓和并实现建交，美国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等。又因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在当前遇到重大阻碍，主要是美国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并组织盟友对华“脱钩断链”和战略包围。鉴于此，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既在经济，也在政治。由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当前遭遇的挫折，是来自中心－边缘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当代中国的“双循环”之路，因此要以破解国际体系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政治前提。

在19世纪美国通过国内市场即“内循环”实现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政治变革和破解中心－边缘格局的制约，就为其提供了保障条件。在1860年南北战争发生之前，美国的工业化深受政治问题的困扰。一方面，美国内部长期陷于州主权与联邦主权的争执，对美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有几乎完全对立的想象，联邦政府无力协调州际事务，对来自州层面的否定性意志不能很好约束，也就很难整体性地制定合理的政策，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美国在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对来自“外部”的全球化进程也缺乏抵御能力。在全球化所产生的拉力，将美国南方的棉花生产牵引脱离北方的工业化追求，反而与英国和欧洲的纺织业需求融为一体时，联邦政府却无法扭转这一态势。这表明美国对全球化进程缺乏驾驭能力，美国内部无法形成有机关联的统一市场。“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全面禁绝了自由贸易，通过重构市场以促进生产率、利润和工资的同步增长，力图改变现状”。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内政层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具备足够的统摄力，能够约束全国共同实施关税保护及其他政策；二是在对外关系层面，美国在采取关税保护政策时，能够承受来自外部的压力，这个压力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全球化进程有关。这两方面能力的形成，又在于经历南北战争，美国通过政治重组和国家重建，在美洲破解了当时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国际格局，形成了更高的国家自主性，掌握了发展主动权。

从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的经历看，政治变革与工业化、经济增长构成了一个整体进程。从内战结束后美国迅速成长为当时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来看，美国的现代化其实经历了先政治、后经济的过程：通过国家建构以及重构，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威，铸造了能够协调国内意志和对冲全球性中心－边缘格局带来的外部压力的强大国家能力，由此很好地保障了美国的经济腾飞和将美国转变为新的中心国家。在回顾南北战争前后美国的制度建设时，不能简单认为它仅仅是应对美国内部事务而发，而要看到也是为回应外部挑战而生。19世纪美国的内循环之路之所以能够走得通，是因为美国在内战结束后对内外关系都做出了重大改变。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彻底重构了内外关系，它为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国内政治前提。在以往的革命和建设中，中国虽然会根据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灵活运用不同的多边主义策略，但一直禀持发展中国家立场，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美国推进对华“脱钩断链”的新现实下，当代中国更需要与其他南方发展中国家一道，以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全球发展倡议等为平台和议程，进一步推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进全球政治体系的公平正义，培植全球南方共同市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造新的外部条件。

* 此文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2023年度开放课题《世界主要大城市国际影响力形成发展与趋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