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雯：灵活追随——东南亚国家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合作的启示

　　编者按 ·  2025.02.17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国际秩序的转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与战略选择，对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及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文章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文化出发，分析了全球南方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关键角色，并讨论了中国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定位。作者强调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自主性，以及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合作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对东南亚国家战略偏好的分析，作者提出了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建议。本文为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合作中的策略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并对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全球南方是推动

　　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力量　　

　　当前，“全球南方”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作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力量，这一概念愈发引人注目。在我国的政治语境中，南方蕴含着反对剥削的深刻内涵，普遍被视为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持批判立场，并积极倡导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新秩序。因此，全球南方本质上承载着“解放性”的意蕴。在2024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王毅外长的发言亦凸显了全球南方在推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在主流政治话语中，对“全球南方”及“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中方坚定地将自身视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并着重强调全球南方独立自主的政治特质。然而，在西方视角下，他们更倾向于从联盟政治的角度审视全球南方，将其视为全球西方与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全球东方之间竞相争取的对象。换言之，“得全球南方者得天下”，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实质上已演变为对追随者的激烈争夺。

　　国际秩序转型的不可预测性

　　与东南亚的重要性　　

　　在探讨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对于学者而言，预测国际秩序的转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其不可预测性尤为显著。　　

　　若将国际秩序转型视为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首先，中美两国国内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本身就很大。第二，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同样充满不确定性。例如，前几年中国的GDP曾逼近美国，但目前两国GDP差距又开始扩大。第三，中美双方的战略也在不断调整，许多学者都强调了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带来的冲击。第四，地缘政治竞争中的突发事件以及所谓的“黑天鹅”事件，都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探讨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偏好，因为这很可能直接关系到中美全球战略的成败。　　

　　此外，讨论全球南方，必须聚焦东南亚国家。为何要聚焦东南亚？首先，全球南方是一个广泛的群体，东南亚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成员。第二，聚焦东南亚有一个重要现实意义——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这与中国的周边环境紧密相关。第三，正如前文所述，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在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中表现十分明显。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学者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发展方向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现状的描述也存在明显分歧，从二元格局到军事秩序，再到美国霸权或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以及大国协调等不同观点，实际上都凸显了这种不确定性。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将直接影响该地区秩序的走向。　　

　　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场外（图源：联合国新闻）

　　战略文化的定义与影响　　

　　基于前述前提，本文旨在从战略文化的角度探讨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偏好，以及这些偏好对地区秩序乃至全球秩序的影响。　　

　　战略文化是什么？战略行为指的是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实现政治目标的行为。战略文化则是在战略行为中形成的一系列有限的选择范围和偏好排序，这些选择和排序进一步影响着战略选择。这里不讨论建立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战略文化更像是我们理解战略行为的一种背景或情境，在战略选择的过程中，战略文化也在不断地被重新构建。　　

　　战略文化理论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点重要的启示：首先，战略文化通常源于国家早期的军事经验，其变化较为缓慢、相对稳定。因此了解地区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偏好，有助于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其次，战略文化可能与理想化、象征性的战略文化存在实践与理想之间的差异。一个国家可能宣称追求战略自主，但其实际的战略文化却很可能并非如此。因此，往往需要用文化上可接受的语言来分析其实际的战略选择。​

　　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文化分析　　

　　所以，问题在于全球南方真正的战略偏好是什么？这些偏好对全球秩序转型的影响如何？　　

　　在审视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文化时，可以概括出三个基本的核心假设：　　

　　第一，东南亚国家普遍自身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也不具备通过内部动员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因此，他们会尽可能避免国家间的战争，而外交则成为其可以使用的有限的手段。　　

　　第二，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主要的安全威胁是非军事性的，多数源自国家内部，例如族群冲突和叛乱等。　　

　　第三，由于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内部，军事力量在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方面的效用有限，只有持续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二战后实现独立，目前仍面临自身脆弱性的问题，因此它们更关注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如何超越主权国家，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也不是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如何维持地区或全球体系内的军事能力，如何进行地缘政治竞争，而是内部的安全威胁。　　

　　基于这些基本假设，在战略层面上，东南亚国家体现出了对大国进行灵活、有限追随的偏好。一方面，它们力求最大限度获取大国的安全保障，增强对潜在对手的威胁，避免战争的发生；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它们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上。由于“战略自主”是一个长期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在追随大国时，相对于制度化的责任和义务，东南亚国家更偏好灵活、模糊的联盟安排，以避免对大国形成长期的依附关系。可以说，“以追随谋安全”和“以灵活求自主”构成了其战略文化的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

　　从冷战时期开始，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都选择了依附发展的道路。菲律宾和泰国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马来西亚主要依靠英国的军事和安全支持，以应对国内的马共威胁，包括对抗印尼的对抗政策。英国宣布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防务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建立了五国防务安排。　　

　　印尼则是“灵活追随”的经典案例。印尼一直自视为东南亚的天然领导者，是发起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之一。然而，观察印尼的对外战略历史可以发现，从其独立战争期间开始，印尼就强调外交是实现独立的优先手段，并且认识到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战略目标。印尼的战略精英将印尼形容为“一位不断被男人接近并试图占便宜的漂亮女士”，凸显了其自身的脆弱感。在对外战略上，印尼经历了左右摇摆的过程。因此，有人形容印尼倾向于“让最不受人反感的超级大国随时‘on tap not on top’”，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括。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出席2022 年 5 月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图源：路透社）　　

　　通过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文化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它们更倾向于通过灵活的联盟安排来避免被大国绑定的风险、被大国抛弃的风险以及被国内政治反噬的风险。以菲律宾为例，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时常爆发，因此该国担心民族主义的反噬。在实践层面，菲律宾的“战略自主”并非强调自力更生，而是强调保留选择的可能性，即随时可以抽身转换阵营的能力。菲律宾自冷战时期起就开始尝试最小化自身的联盟义务。泰国更是以其“竹子外交”为傲，近年来越南也开始提倡类似的外交策略，“对冲战略”也成为东南亚国家普遍的战略选择。　　

　　在东盟层面，地区主义往往是东盟国家的替代性选项。当大国无法保障其安全时，东盟国家便通过地区合作来弥补安全缺口。例如，《曼谷宣言》《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宣言》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都体现了东盟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大国势力范围的集合体。东盟既厌恶激烈的大国竞争，同时又无法脱离大国温和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南亚国家更偏好动态和多元的等级秩序，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难以主导国际秩序的转型。

　　中国应对策略建议　　

　　当前，中国和美国都自然地认为其所提倡的国际秩序具有公平和正义性。然而，许多中小国家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未来，中美两国都将面临不断收获和失去追随者的局面。对于两国来说，一是要避免过度消耗战略资源，二是要警惕中美竞争可能导致的一种局面——不是美国赢中国输，也不是中国赢美国输，而是中美都变成了不受这些国家欢迎的大国，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比如疫情期间中美之间的叙事竞争，如果评估这些叙事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可能既不信任中国，也不信任美国。　　

　　面对未来，中国应采取以下策略。首先，应持续强调其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并构建一套共同的叙事框架，这一点至关重要。其次，应强调所倡导的秩序是多元化的选项，而非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替代性方案。此外，中国应更加重视“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除了提出三大倡议等宏观框架外，还应为特定国家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和援助。　　

　　两个典型案例可以作为参考：在昂山素季政府时期，中国在解决罗兴亚人问题上提出了三步走策略，在缅甸获得了积极反响。同样，在杜特尔特时期，中国对其禁毒战争的支持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尽管目前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剧变，但至少在当时，这些做法在短期内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稳定了中国的周边环境。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应保持灵活性，以应对这些中小国家的灵活追随。　　

　　本文作者

　　查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大湾区评论或IIA机构立场。　　

　　*本文内容根据查雯教授在百川论坛——“第四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中国与全球大国关系”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 | 杨芸淞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希圣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