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与农民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2025年1月29日，观察者网风闻社区名为《改革开放为什么从小岗村分田到户开始？我们该如何评价上世纪的农村合作化呢？》文章后面，网友综合金融回复说，“农村合作化有利有弊，利的地方是集中力量兴修水力，解决了一家一户办不到的事，弊在于抑制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但是，网友综合金融，并没有给他说的农村合作化“弊在于抑制了农民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给出证明其成立的证据。

那么，农民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应该表现在哪里？应该表现在农业生产成果的增长上。

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农业生产成果逞增长趋势，那说明农民有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2013年08月09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合作化思想研摘要》的文章讲，“根据农业部1952年初对东北、华北4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抽样调查统计，1951年这些合作社的粮食平均亩产量超过当地互助组16.4%，超过单干户39.2%；社员的收入，90%以上比过去显著增加；各个合作社的总收入，全部超过了各社全体成员过去在互助组和单干时候的收入的总和。（参见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合作社产量和合作社社员收入增长远远高于单干的农民，难道不是参加合作社农民有劳动积极性、创造性表现？合作化给合作社成员带来比单干农民更多收入，使合作社社员切实地感受到合作化带来的好处，他们更加积极劳动，为合作社发展提供最直接的动力。

《改革开放为什么从小岗村分田到户开始？我们该如何评价上世纪的农村合作化呢？》文章讲，“疾风暴雨般的土地改革还在进行中的时候，毛主席就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互助运动，通过资源整合，帮助农民克服生产资料短缺，成绩极其显著。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合作互助运动后，1952年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也表明合作化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2020年9月8 日，国史网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农业改造研究》文章讲，解放初期，“山西是已有多年互助合作经验的老解放区，1951年，山西省人民政府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长治地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业社），希望通过“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农民发展生产的要求。

　　长治地区试办的农业社都十分注重先进农具的运用和农业技术的推广。1951年，10个农业社共集资或贷款购置农具177件（其中包括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57件），这是分散的个体经营和互助组很难办到的。与此同时，10个农业社利用剩余劳力投入土地基本建设2523个工，修地堰1105丈，开渠道370丈，改良土壤341亩，充分发挥了农业技术的作用（这也是单干农民难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单干农民没有这方面积极性——wulanu注）。

长治地区10个农业社试办1年后，粮食产量明显增加。“入社地每亩平均产量比上年1石6斗增产7斗5（经济作物在内）。如果只从粮食作物看，每亩平均产量2.075石，超过上年21.5%，超过当地好的互助组9%，超过好的单干户28%”。社员收入也随之增加了，“10个社每人平均收入与互助组、单干户比较，社员人均收入折款380180元（旧币，下同——笔者注），互助组320430元，单干户305000元。社员收入超互助组59750元，超单干户75180元。社员收入与1950年的收入比较，多收1石以下的户占3.1%，多收1—5石的户占38.4%，多收5—10石的户占26.3%，多收10—20石的户占23.1%。总起来说，有91%的户比上年增收，6.7%的户持平，2.7%的户不如上年。川底、窑上沟、南天河、东坡、枣烟、长畛、翠谷7个社是户户超过上年（指1950年——笔者注），他们最少的户都比上年多收3石以上。川底社最少的户比上年多收10石以上”。试办农业社后，不但增加了社员的收入，而且壮大了集体经济。10个农业社“共有公共山林600多亩，公共土地31.6亩，农具177件，牲口17头半，羊449只，公积金315.85石，其它生产资金256.92石。王家庄社的岳礼存、刘保贵等说：‘农业社一年闹下这么多家业，真是兴旺发达，这是单干户一辈子也办不到的。用铁棒打我也不出社啦!’”农业社不但按时完成了农业生产任务，而且为国家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如屯留东坡社没办社前按各户生活需要种植，办社后按土地特性和国家需要种植，烟叶地由上年的0.9亩扩大到26亩，所产烟叶全部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长治地区试办农业社取得了成功，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不但这10个社内没有1户社员要求退社，而且在合作社所在村及其周围村产生了很大影响，有45个互助组、605户要求入社或组社”。

……历史证明，互助合作的实施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互助合作解决了土地改革后在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出现的个体劳动在畜力、农具、资金等方面不足的问题。

如广东省河源县土地改革后，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由于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解脱出来，“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痕迹未消失，加之耕牛、农具和资金的缺乏，广大贫下中农虽然分得了土地，部分农民无能力个体耕作，更无能力精耕细作，遇到自然灾害便无力抵御，以致农村开始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针对这一新情况，各级政府组织人力到农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拟订的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互助合作社

……互助合作根除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弊病和保守思想，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状况的改善，部分农民安于现状，对于改进农业技术、发展生产不感兴趣，认为“种不上百亩地，打不下百石粮。生产已到了顶，再讲技术也不行”。在互助合作过程中开展的农业技术教育，使农民认识到新技术对于农业增产的重要性，改变了“技不传人”“生产到顶”等思想。如山西省平顺县在改革耕作制度时曾“遇到了保守思想的抵抗”，县委在春播开始后召开了老农座谈会。老农郭成龙介绍了他在1954年春天混种马铃薯、玉米的经验，“到秋季，在这块田里除了刨到3000斤马铃薯外，还收了70多斤玉米”。经过宣传和郭成龙等人的现身说法，广大农民坚定了改革耕作制度的信心。黑龙江省肇源县宣传推广新耕作法时采用了多种宣传形式，如量垅底、数楂口、秤穗头、算产量，组织田间参观和庄稼评比，发动群众参观打场，举办小型的农作物展览等，使农民亲身体验和认识新耕作法的优点与增产的可能性。“在进行了这样的宣传教育后，原来认为‘生产到顶’、不相信再有增产可能的人，就相信还有增产的极大可能了；原来对新耕作法抱怀疑和抗拒态度的，就积极拥护和采用新耕作法了”。此后，广大群众开始自觉地、积极地采用新耕作法。

　　互助合作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正如苏北陈维芳互助组所提出的口号：‘锄怕三张，牛怕两犋’，只要组织得好，人多干活情绪高，互相督促，越干越起劲，二人可抵三人”。互助合作还可以科学分工，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资源，更好地发挥出集体劳作与农业技术相结合的优势，培养农民集体劳动的习惯，即使在冬季，合作社也可以组织农村劳动力参加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就改变了农村“盼冬闲，怕冬闲，到了冬天去耍钱，输了一年血和汗，哭哭啼啼不团圆”的状况，同时帮助农民树立起集体观念，有利于改造农村中的小偷、懒汉、二流子等落后分子。

互助合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农村推行的一种新的劳动方式，对解决当时农民的生产困难、推广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平原省原阳县杨庄村的土地都是沙碱薄地，粮食产量低，是远近闻名的“穷村”。新中国成立后，杨庄村的群众组织起来，通过改良土壤的方法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一跃成为县里的先进村。丰产户王保才说：“我们组织了互助，力量可大啦！没互助时，我的地只能犁五寸深；互助以后，犁到八寸深。往年我的地每亩只能收一百二十斤，今年收了七百斤，每亩产量提高了将近五倍”。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曾指出：“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才会更大并且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