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华:人文经济学 - 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发展新时代的人文经济学就是要把人文精神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推动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使经济社会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要提出人文经济学?我认为这是由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迅速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状况,“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进入21世纪,中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推进发展,扩大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也接踵而至。早在1993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在经济社会诸多层面日益凸显出来:

首先是面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况,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具体来说,经济发展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另外,以牺牲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低成本劳动力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亟待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小康社会已经全面建成,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不只局限在物质层面,民主、法治、公平、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然而,现实依然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其中,既有许多中长期的困难和问题,也有不少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再次是发展环境的错综复杂。发展起来以后,我国的安全和发展环境也日益复杂多变,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风险挑战。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以及生态环境风险,还有国际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风险等。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风险和挑战如果不断累积发展,很有可能会产生联动效应,进而对我国稳定发展形成更大的威胁。如果缺乏应对重大风险爆发的准备,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迟滞。

最后是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是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该肯定,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普遍从发展中获益很多,但两极分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共同富裕成为本来就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的人民群众的期盼。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如何解决?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人文的思考,拓阔改革发展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展人文经济学关系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南通大学长三角现代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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