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天：抗战时期的日本人，日子也不好过

抗日战争使得中国人的日子不好过，大海那边的日本人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随着战争的推进，大量的日本青壮年男子被迫投入战场，大批的物资被运往前线，本来就缺乏资源的日本国内的经济和供应随即陷入窘境。

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妇女们被要求进行劳动。农忙的时候，城镇的妇女被集中起来到农村工作。在矿场，妇女们也跟男人一起从事下井挖煤这样的重体力活。而东京的小学生一毕业就投入正规的军事训练，老师们脸色铁青地教训这些缺乏营养的孩子们：你们的父辈正在前线战斗，他们也要为天皇做出贡献。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实行统筹分配，吃饭由每日三餐改为两餐，主食由白米改为糙米和杂粮。首先由国家管理稻米的征购和配给，成人每人每天配给粮食二合三勺（大约三百三十克）。就这还算好的，到了这年7 月，连杂粮也不能保证了，粮荒让日本政府不得不在粮食中掺入豆类，凑合着发给国民享用。

《新民报晚刊》在对日本国内困境的报道中提到，日本军阀发起了“国民减食运动”。所谓的“减食运动”就是将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改吃糙米和杂粮；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如水果皮、萝卜叶及剩饭都可晒干充饥；吃蒸饭尽量使米粒膨胀；细嚼，增加米的作用；更为奇怪的言论是，因为食物大部分含水，例如豆腐、水果，水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为了节约，每天多饮清水数杯，即可相抵。

继“国民营养座谈会”后，日本医学界更有了一种奇怪的“妙论”：一切蔬菜都不应剥皮吃，蔬菜皮、叶含很多维他命甲、铁质、钙质，扔掉则损失很大滋养品。

鱼也是连刺连骨带内脏全部吃，蔬菜也是连皮连根都吃，水果连心连核都吃。《新民报晚刊》上不无讽刺地写道：这既合经济学，又是营养学上更重大收获。

因为残酷的战争，日本普通国民的物质生活已经变得非常简单，而为了扩大战争的补给，日本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 1940 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举目望去，整个东京这里一块玉米地，那边一块小麦田，几乎到处都是庄稼地。

街上的汽车也越来越少，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逐渐变得冷冷清清。

冷清的原因除了汽车数量大减，人们忙碌得没时间出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前线需要枪支弹药和衣服药品，日本民众恨不得给眼睛搭上支架，不睡觉不吃饭连轴转地干活。

男性劳力很显然不够用了，只好用女人们顶上。

什么活最苦最累也最危险？

答案是矿工，别说几十年前，即便是今天，矿工也是个没多少人愿意干的苦活。

日本女人们挺着胸膛高喊：这矿工我们干了。

于是，在日本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女流之辈扛着大镐走向矿井。在密不透风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浑身是汗的妇女们依旧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物质的贫困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抹杀日本普通民众对这场战争的信心，只有少数人士在从事反战活动，也只有少数家庭拒绝他们儿子去服兵役，大多数日本民众响应了日本天皇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战争中去。

一个公开的事实是，日本所有年龄为二十岁的男子，大学生除外，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十七岁，后来降低到十五岁。

通常，在新兵出发前，其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同样地，日本官方也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渴求，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组织农民向海外移民，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成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

在弥漫日本全国的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日本人素来富有英雄情结。

如今，大凡我们谈起日本人，总要说到武士道。

那么何为武士道呢？

武士道绝非单纯崇尚武力，也绝非单纯强调武功高强，用日本人自己的话来说，所谓的武士道，就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强调“毫不留恋地死，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的精神。

武士道与其说是强调武，不如说是强调道。

道才是武士道的核心，也就是义勇忠君。武士道极其重视君臣戒律，那说起来要比一向崇尚忠君爱国的中国人还要过分。武士道崇尚“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尽忠是绝对的价值，没一点儿商量的余地，而咱们中国人讲的是 “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也就是说，皇帝有过错，你去上了三次谏他要不听的话，你就基本上可以撤了，用不着担心道义上的谴责。

明白了这个，也就明白了日本大部分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

除了在国内拼命激发国民奉献之外，日本政府还忙于推行百万户移民政策的 “开拓三法”，鼓励和要求日本民众向海外的日本殖民地移民。在这一政策的支配下，大批日本民众源源不断地拥入我国东北，成为众所周知的“满洲开拓团”。

1941 年的一天，日本政府的人就来到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日本少年黑田茂家里，劝说他们一家到中国去。他们被告知，到满洲去的日本国民，可以得到二百二十五亩土地。

这意思就是说，黑田茂一家如果同意去中国东北，那一落脚就是地主。

日本政府为黑田茂一家描述了这样一幅美好的未来愿景：在肥沃的“满洲国”，他们将拥有农田、森林、草场、河流、水井、牲畜、农具、薪炭备用林，死了以后享有自己的墓地，孩子能够得到教育，政府发给安家费。另外，他们同时还被告知，黑田家不会单枪匹马地被抛到寒冷的“满洲国”，一个村子里，会有一半人和他们同去，空下来的土地给另一半人耕种。

黑田茂一家听从政府的安排，来到了中国东北。

四年后，十六岁的黑田茂被直接征召，进了部队，并在抗战结束时为苏联红军所俘虏，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服刑七年。和黑田茂一样，当时无数个来到东北的日本少年，他们虽说名为开拓团，但是所受到的训练，完全按照军队编制进行，课程除了不同门类的专业课外，就是警备、战斗、防空、防谍等军事训练。

日本人来了，在东北的大地上肆意地占领土地并安营扎寨，那住在原地的中国人就惨了，面对这些开拓团，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日军强行驱赶，离开自己世代耕种和生活的土地。当然了，不离开也可以，那就给日本开拓团的人当劳力。由于占有的土地数目太多，日本人无力耕种他们抢占来的全部土地，所以需要雇佣大量中国农民。

值得注意的是，和日本开拓团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慰安妇。

如今，大家都知道在日军胁迫下被迫踏上屈辱路的中国和朝鲜慰安妇，可是却很少关注在日军的大量慰安妇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少女。这些可悲的女人中，虽然也有一些风尘女子，不过最多的还是因为家里贫穷而欠债的农村女孩。日本政府对这些家庭做出了允诺，只要把身体当作交换条件去战场做慰安妇，就可以把欠债一笔勾销。

在运送慰安妇去海外的时候，她们的代名词是“军用品”。她们就和真正的军用品一样，一旦到了战场，就不再有人在乎她们的死活。根据已有的资料，一般在两千人的日军部队中，配备五六个慰安妇，这些女人常常因为连续接客数量太多，以至于大小便失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