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蓉 | 论数字时代的情感着落

在日常生活世界，情感是人们相互交流、表达愿望和达成共识的重要方式之一，即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积极、良好的情感具有抚慰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焦虑、厌恶和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则可能引发家庭、社会和世界的矛盾冲突；而忧伤等更加中性、节制的情感则显露出另一种中国式的情感结构特征。当今世界，由于逆全球化、战争等多重因素，整个世界处于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个体和社会的情感状态由此复杂多变，我们目睹了无数因失望、愤怒和焦虑而引发的社会事件。尤其是进入媒介时代、人机社会，情感是否还是人类主体的特权？数字时代的情感何以安放？微短剧等新媒介样式的传播折射出当代人怎样的情感姿态？青年如何走出情感困境？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联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文化研究中心召开“言情：日常生活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研讨会，在尊重现代社会丰富的个性情感表达的同时，探讨如何通过多元途径促进沟通、交流，达成共情和共识。本次圆桌也是继“讲理”“意义”“味道”之后，《探索与争鸣》策划“回到日常，回归常识”系列的第四次主题讨论。

赵静蓉教授聚焦数字时代的情感着落问题，倾向强调“非人本主义”立场，突出“物”的主体地位及“人－物”关系的重塑，呼吁在数字时代正视并重审“物”的能动性及“物化的深情”的可能性。王鑫教授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情感结构中的“忧伤”概念，指出忧伤作为一种中性的情感，通过基于境遇的“共鸣”而可能通向一种公共意义和功能，“忧伤”所代表的生命感和存在感在人机共生时代保留了人的主体面向。范劲教授以理论化的方式切入当代情感结构背后更深层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从卢曼的“系统论”视角重审“日常生活”概念的理论缝隙，进而揭示大众媒介时代日常生活的建构性本质。汤拥华教授着眼当下火爆的网络微短剧，分析其切近当下时代氛围的特征及保守落伍的价值观缺陷等，进而提出在微短剧看似荒诞的故事之下是否隐藏着当代中国人情感生活的重大变迁之问。杨向荣教授指出，消费时代情绪也成为商品，资本、气氛、情绪共同形塑着诸如古镇、奢侈品店、大型购物广场等体验式消费空间，它们以审美的名义建构了一种新的审美情绪资本。姜宇辉教授从“隐喻”的角度敞开情感概念的论域，立足“流”“机器”“仪式”这三个情感的基本隐喻，对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展开了探讨。

——主持人　叶祝弟　屠毅力

论数字时代的情感着落

赵静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1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赵静蓉

在传统的美学研究中，物化情感及其生成是一个非常经典且已完成学术论证的美学议题。物本身虽然没有感情，不会生情，也不会抒情，但它常常被视为意义和情感的载体、媒介和客体，通过依托人的表意行为和阐释活动而发挥功能。所以，“物化”这个概念常常与“移情”关联在一起。传统意义上的物化深情之所以可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物”最终可以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与人的记忆有着相同的结构，可以激发或激活人的情感，使情感从一种主体潜能转换为日常世界中的物质实在，并落地在这种形式中，达到情感与形式的交融。

“物”在本质上作为一种物态化形式，能够折射出人类的精神与情感，因为人类可以幻想和虚构，可以基于“人类自身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淀起来的深层心理结构”来理解形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以最终把物从形式固化为一种“形式场”。而具有记忆结构的“形式场”可以呈现叙事的空间维度，能够构建不同的想象体验，并且具有吸附情感的力量，甚至能够通过“物的迷狂”营造气氛并激发情感。换而言之，物化的深情之所以可能，正是建立在实体物之空间感以及由此生成的“物”之自治性的基础上。

“言情 ：日常生活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研讨会合影

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美学视域中，“物”能够被视作一种唤情结构来分析。这是一种经典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阐释路径。这种路径考察物与人的交互影响，以物的符号意义和结构系统为代表，物本质上是指涉某种事物的符号而非“物本身”。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物品被视作符号（或话语、文本），我们关注的是其产生的意义；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考察物的体系，更关注意义的生成和转换过程，更重视人如何与物产生关联并如何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时，物品更倾向于是一个斗争场所，汇聚了群体、个体、行动、话语、权力等参与意指实践的元素。物的“地位符码”构成动态的社会识别符号体系，替代了原本以实用性、功能性为主的社会识别标准，因此真正被消费的是“物”符号的指涉关系。

然而，“数字时代的情感着落”作为一个进行时态的现实议题，却不完全遵循这样一种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建构路径。最鲜明的一个变化就是：物化的深情从过去的笃定状态变成当下的不确定状态。而对于后者，我们更适合采用社会生命体、行动者与后人本主义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确立了物的主体地位，凸显“物本身”“物的社会生命”“行动者”等，物的能动性和连通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人类可以据此重塑“人－物”关系，即从人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演变为后人本主义的“与物共生”。

那么，在数字文化语境下讨论物化情感，我们所说的“物”的典型形态究竟有哪些？它们以怎样的模式与人类的情感发生关系？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当清楚，其一，数字与数据不同。相对而言，数字是抽象的，数据却是意义化的。数据是数和据合二为一的整体，“数据……并非天然之物，需要收集、加工和处理，而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他们作为论证、发现或者反驳的‘依据’。所以数据往往包含很丰富的内容，不止于一个‘数字’的物理形象，也不止于加上单位的物理量”，数据就是“带有背景（或者说有故事）的数字”。由此可知，数字情感不等于数据情感。其二，数字时代的情感与数字情感不同。对前者而言，数字意味着由技术主导的文化语境；对后者而言，数字则是载体，是对情感的具体规定。当然，数字文化语境下的数字情感与其他众多类型的情感有很大不同，数字情感确实既极端也特殊。而这正是本文想要聚焦讨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字情感的极端性和特殊性主要缘于“数字”及其与“物”的特殊关系。因为虽然数字就是数字时代最典型的“物”，但数字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物。实体物具有空间感，意即它有边界有轮廓，占据了一定的物理位置，能够被我们感知、识别，甚至被我们触及、遭遇，与我们产生关系。空间意味着实有而非空无，空间感意味着其可以凭借空间物来被我们认知。而在这个意义上， 数字显然被认为是没有空间感的，因此，它不能直接转化为形式，继而不能像空间物那样直接唤情或者被情感化。那么，数字怎么生情或言情呢？数字可以安放我们的情感吗？

依托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社会生命体、行动者与后人本主义的阐释路径，我认为数字时代的物化情感至少可以包含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依据经典的物化情感的讨论，数字不是实体的物，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空间，但是数字可以生成空间。比如，我们可以用坐标标识出一个空间、方位、场所，就像我们说“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我们会立刻想到北京这个城市，由此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被想象的空间是通过语词的描述而被构建生成的，它遵循的是语词模式的叙事原则，因此，数字的本质在此就是哈曼（Graham Harman）意义上的“感受物”而非实在物。数字要靠唤起人的感受或想象力，在人的心灵世界构建出空间的全貌，才能使人对之作出情感反应。当然，这里的数字形同宽泛意义上的“文本”，是人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基础，也暗含了人们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所构建的空间在本质上与有边界、有轮廓的实体物空间是一致的，数字也因此能够实现“形式场”的功能。

第二，数字通过想象性联结来塑造空间，但这种联结和塑造基于一个前提，即数字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已经深入人心。比如119、110、120这样的数字，又比如对某个人而言特殊的数字，生日、各种密码等，或者是我们常常提到的“9·18”“5·12”“9·11”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习惯于使用数字快捷键，其实也是一样的性质。不仅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数据变成日常经验的代码，某个数字会指向某种经历，指代某个事件，解锁经验，激活情感，事件或者实物不再必需，数字自身就可以促成这个过程。这里的数字，是一个代理性的主体，或者是一个“事件性”的符号物，数字想要揭示的恰恰是人类历史及其所塑造的人的社会性格。虽然，从数字呈现到情感绽露是一个隐秘的过程，但其本质其实还是我们的肉身经验，也即作为肉体的身体与数字共同构建我们的日常认知。

在这个方面，极令人震撼也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视剧《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在电视剧中，冯·诺依曼和秦始皇用3000万士兵组成一个计算机，通过让士兵们举红灯或白灯，来模拟计算机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算法。随着红灯和白灯飞快变换、此起彼伏，士兵们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从而不可思议地复原了最基础的计算机体系。再比如说大数据抓取，从一个人的网络行为可以累积起对这个人进行数字画像所必需的数据原料，而对一个人进行数字画像就是追踪这个人的数字踪迹，从一个人的数字踪迹又可以描绘出一个人的数字身份。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已经不是简单的代码或抽象的数字了，我们可以根据数字踪迹来判断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兴趣偏好、思想观念等，也可以借助算法推送来把握或界定这个人的情感状态。还比如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用数字人文的方法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及其生活描绘文学情感地图也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德国学者巴贝特·蒂施莱德（Babette Tischleder）和萨拉·沃瑟曼（Sarah Wasserman）就曾尖锐地指出，数字技术塑造了从基础设施到亲密关系的一切，算法不能再被理解为人类的产物，它们产生数据并追踪人类的行为模式，人类理性和情感的作用似乎已经落后于算法的精确度、速度和复杂性了。正所谓“算法或数字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从记忆研究角度看，这句略带戏谑的网络流行语恰好说明了数字是如何深度卷入人们的情感构建的。

电视剧《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

尽管在这种操作下，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和情感实际上是被虚拟的符号代替了，情感有可能会趋同或同质化，但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情感就不真实，更无法判断这样的情感是否生动。因为情感一旦生成，就具有一定的强度，也必然会产生影响一个人行为的能力。所以，这个层面上的数字比第一种类型的数字更倾向于情感联结，这里的数字情感也更多具有话语“链接”的属性——历史与现场链接、记忆与现实链接、想象与真实链接等。

第三，把数字和故事结合起来，数字具有揭示故事的功能。比如，新闻报道中的数据驱动报道，数据驱动进行新闻报道在大数据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新闻实践，与叙事驱动并行不悖。这里的数字情感虽然与第二种有些相似，但两者不是一回事。数字更倾向于一种情感修辞，它不是对情感的抽象和对经验的提炼，而是一种情感证实或情感增强。也正因此，我们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反思数据驱动，并且习惯性地想要寻找数据背后的叙事性。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熟悉的表述方式：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是故事和生命。寻找数字背后的生命和情感已经成为我们对数字的期待。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另一个问题，即情感如何数字化表达。我把这种数字言情的方式归纳为一种剧场模式，就是说，数字只有被安置在一个剧场中，成为剧场的一个要素，具备表演或展演的能力，数字才能言情，才能生成情感。简单说就是，数字必须在一个关系中，或者成为拉图尔（Bruno Latour）意义上的行动元，它也许本身不行动，但可以促使其他行动者采取行动，从而保证一个行动者网络的运转。比如“30万”这个数字，本身毫无意义，无所谓多也无所谓少，但是如果我把它作为一个行动元，放置在一个关系情景中，使其成为一个剧场元素，那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10岁的人有30万元的存款，可能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很有理财天赋或者家境殷实；一个60岁的大学教授被骗了30万元，我们又觉得这个教授缺乏生活能力，会写论文但是不会辨别真假；3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在我国可能就算四五线城市，30万人口的国家据统计只有7个，都是比较小的国家；但是如果我说30万死难同胞，我们又会想到南京大屠杀，会对这个数字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感情。这就是把数字放置在一个剧场中，使其成为对情感的增强性修辞。再比如，我们都知道表演时有些演员不背台词，而是通过念数字的方式来对戏，为什么这样还能演下去？除了演员本身的职业素养外，如果从数字言情的角度来考虑，也许是因为那些数字被放置在了一个情境中，虽然那些演员念的和听的都是数字，但是心里想的又是实际的剧本内容，所以这里的数字其实与数字本身无关，成了驱动情境发展的“行动元”，所以演员的表演可能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太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空谈数字时代的情感是毫无意义的，就像凭空说出一个数字，期待这个数字会和我们的情感发生什么关联，这个期待是一定会落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时代的情感其实是没有着落或无从着落的。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情感最终仍然只能被安放在“物”的身上，或者说，情感的主体、情感的对象、抒情或言情的媒介手段、情感的场合等，都无法完全脱离“物”而自主存在。显而易见，我们所讨论的情感仍然是并且一直是人本主义的情感，是以人为情感主体所感受到的情感。即使是在技术大行其道的数字时代，情感也依旧是与生命、性灵交感互参的“身体之物”，而不是纯粹的概念甚或技术的产物。

当然，情感本来就是具身性的，情感的物质基础是身体，这在认知科学中本来就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讨论数字情感，最基本的还是要使数字与我们的身体产生关联。只要是具身范式的，数字就可以被认为是人性化的，就能够形成富含文化意义的“场域”，塑造和影响我们的情感生成。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象学意义上的“肉身”逐渐成了一个问题，其不言自明性被技术颠覆了。更常态的身体状态变成具身与离身相互混杂的状态，技术全面介入肉身，作为“杂合体”的“赛博格”取而代之，肉身与数字、人与物交互混杂，生物机能与机械系统相互融合。

由此，数字越来越“非人性化”或“离身性”，不再直接或间接指向人的经验、知识或历史文化，而是趋于变成纯粹的信息、技术，也即质料意义上的“没有故事”的“物”；而数字情感也从人的情感系统逐渐演变为人工智能的情感系统。我们或可称之为情感的“赛博格”。当然，人的情感与人工智能的情感完全不同，如果仍然站在人的立场上来看，人工智能的情感就又是另外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学术议题了。

也许我们可以断言，当未来技术足够成熟，数字生成的情感或者基于算法和反应模式的人工智能情感会越来越易于被我们接受，我们也许会逐渐忘却真实的、基于肉身的情感。情感的未来也是“物”，或者说，也是物化的。我们会意识到，我们对“物”的认知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没有生命、不是主体、不能以能动者来思考的那个对象，有可能会变成有生命的、主体的、能够自觉主动并有所行为的“新人”或“新主体”。物化的情感会被认为比基于肉身的情感更符合我们的认知，或者更令我们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一切并非不可能。对此，我们也许需要更深入或者全新地理解“物的精神”，考察在“物转向”的历史趋势背后所蕴藏着的“人－物”关系和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主－客”关系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从“物”的角度反观我们的历史叙事、文化生产和艺术活动，重新培养人类对“物”的认知，着重从世界的物质性构成重新看待世界，重新解读人类社会行为中“物”的能动性和潜在力量，尽力弥合在人类的“物体验”与“物的力量”之间尚未消除的巨大裂痕。

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重新理解的不仅仅是“物”或者数字时代作为极端和特殊之“物”的“数字”，除此之外，我们还需重新解读“情感”：在技术的视角下、以“非人本主义”的立场重新解读情感与身体、与心灵乃至与人类自身的关系。从无生命、无主体性到变成人的对象、客体，再从再现、象征、指涉、隐喻或暗示的中介，发展到回归物本身，“物”的经历最终会证明，物化的深情是必然的，也许会越来越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