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清朝对中国疆域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功大于过

不与极端种族主义者，狭隘民族主义者论短长，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错了。

清朝的功过是非成了观友们讨论的热点，现旨在客观陈述历史事实，进一步探讨清王朝在现代中国疆域奠定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贡献。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清朝虽然做了许多坏事，但也做了几件好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将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并将许多兄弟民族联合在一起。

一、清王朝的疆域贡献

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时指出：“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说一句中国版图是清朝奠定的并不为过”

周恩来在《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中也提到：

“今天我国的版图这样广大，就是从清朝继承过来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应该承认清朝对此是有贡献的。”

周总理的话概括了清朝在疆域和民族团结方面的两大贡献。

疆域奠定：清王朝通过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手段，统一了蒙古诸部，将新疆、西藏，东北完全纳入版图，并积极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贡献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也为后来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历史依据。

民族团结：清王朝在民族团结和多元一体民族国家构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华夷一体”的政策，清王朝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认同。

二、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的转变

打开历代中国疆域地图，我们可以发现从夏商周到明朝，中华民族的核心生存空间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居住群体汉族，自公元前221年秦建立大一统国家以来直至清兵入关，近2000年来核心居住区一直是大约400平方公里左右，这就是通常说的汉地18省。而周边地区如西藏、新疆、蒙古、东北地区，却经常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很不稳定。

这种现象反映了汉族群体的疆域观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疆域观，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原王朝对于那些游离在汉地之外的边疆地区缺乏有效的管理。

华夷之辨的局限：华夷之辨来自于汉族群体的优越感。华夏政权及后来的汉族群体生活在环境、经济条件优越的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发达的物质文化。与之相比，四夷边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群体在族群、文化上形成对于四夷族群的优越意识，这便是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

正如《战国策》所说:

中国者，聪明霰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华夷之辨”主张“内诸夏而外四夷”，或“内中国而外夷狄”的“里外分层”与“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汉人政权一直都将维护中原汉地“基本盘”的长治久安作为政治的首要目标，而将开拓边疆视为次要目标，甚至细枝末节，乃至危害政权的政治方式。对边疆的开拓与统治，呈现有所节制的“有限”特征。

明朝是华夷之辨的典型例子。

明太祖朱元璋高举华夷分治大旗：“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强大的朱元璋、朱棣在草原攻城掠地，所向无敌，目标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因此并不把这些土地当作自己的疆域，也从来不想把蒙古人当作自己的子民，归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统治。

其他地区也一样，一旦实力下降就轻易把这些游离在汉地之外的边疆地区抛弃。

如弘治八年（1495），鉴于哈密为吐鲁番所据，明朝“乃闭嘉峪关，绝已不贡”。直到1759年新疆地区才“故土重归”。

河湟宣慰司向朱元璋称臣，明朝卫所只达河湟地区（也就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接壤处，西宁海东一带），名义上统治西藏，但并没有在西藏设立行政机构。

1382年于明朝最能打的时候，在南方设立三宣六慰：

三个宣抚司分设在云南梁河、盈江、陇川瑞丽三地。

六个由世袭土司（土官）担任宣慰司，分别是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六个宣慰司分别管理着今天的缅甸北、东、中部，西双版纳、泰国北部、老挝北部。

明朝名义上管理三宣六慰，

实际上这些土司都是独立小国，三宣六慰有些都自称国王。

宣德二年（1427年）废交阯布政司放弃安南，嘉靖时老挝宣慰司独立，八百大甸被暹罗吞并，木邦和孟养被缅甸吞并。

这些汉地十八省之外的周边地区，于明朝武力强大时期夺取，但是一直没有设立行政管辖权纳入中央政府的统治之内，也没有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当做当作中国人来看，所以一旦实力下降就很快失去了。

三、清王朝的华夷一体政策

然而，清朝的建立标志着这一观念的转变，实现了“华夷一体”的伟大变革。这是清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顺治帝的认同：清王朝入关后的首任皇帝，顺治帝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表示：“朕非满洲大酋长，朕乃中华之皇帝。”这句话表明了清朝皇帝对“华夷一体”的认同，强调了清朝作为中华帝国的合法性。

康熙帝的包容：康熙帝在《圣谕广训》中提到：“凡我子民，不分满汉，皆为一家。”这句话体现了康熙帝对多民族团结的重视，强调了清朝的包容性和统一性。

雍正帝的开拓：雍正帝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帝的这段话明确表达了他对“华夷一体”的看法，强调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与治理。

四、清王朝的边疆治理

清朝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将西藏、蒙古、新疆及东北地区纳入中国疆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蒙古的归顺：1688年，喀尔喀蒙古遭受到准噶尔的攻击，清军出兵在乌兰布统之战中击败了准噶尔。次年，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朝，实行了盟旗制度，将蒙古各部落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外蒙古从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新疆的平定：1759年，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设置了伊犁将军，加强对新疆的管理，确立了中央政府的统治。

西藏的控制：1720年，清军解除了准噶尔对西藏的占领，并控制了西藏。清朝在拉萨驻兵，任命噶伦，共同处理西藏事务。之后，更有设置驻藏大臣，规范活佛转世等措施，并鼓励内地人口转入西藏，还在西藏设立了学校，培养满汉人才，着力培养懂汉语的藏族人才。

东北地区的直接统治：东北地区成为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地区，这是清王朝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

至此，清朝自入关时的350万平方公里在全盛时期拓展领土达1,380万平方公里。即使到了政权消亡之日尚可留给民国1,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五、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

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不仅使我们得到了广袤的土地，对“多元一体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打破传统观念：清朝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在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和隔阂，通过提倡“华夷一体”，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互融，从而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偏见和歧视，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与认定。

多民族联合统治：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统治，清朝统治者积极吸纳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精英，通过满汉一体、满蒙一体等政策，实现了多民族联合统治，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边疆治理政策：清朝通过设立伊犁将军、驻藏大臣等机构，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开发，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和融合。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也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认同。

六、结论

综上所述，清王朝在现代中国广袤疆域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的转变，清王朝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也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尽管清王朝在历史上也有许多过失，但其在疆域和民族团结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历史已经证明，清王朝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体”思想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