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蝴蝶效应

就我个人的感悟，读史不能全部跟着正史的叙事逻辑走，那样很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特别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有时候更需要我们在正史的叙事逻辑基础上，多问几个为什么。

然后才有可能挖掘出更接近真相的逻辑。

1 七七事变

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七七事变是导致抗战全面爆发的导火索，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七七事变就促成中日的全面战争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不抵抗，然后丢掉整个东北。

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时，中国军队依然步步退让。

先后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直接导致热河沦丧，华北被肢解。

也就是说，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中日冲突的基本模式就是：

日本挑衅，然后中国方面退让，日本再次挑衅，中国方面再次退让，如此循环。

为什么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再次挑衅，这一次中国方面就不退让了呢？

正史的叙事逻辑是因为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爆发了西安事变。

这次事变导致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先安内的国策，国共再次合作，所以面对日本的挑衅，国民政府就不退让了。

那么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

不是。

西安事变只是促使国民政府下定决心与日本开战的一个因素，而且还很大可能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促使国民政府下定决心与日本开战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是地理因素。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只是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但是实质上当时的中国还是四分五裂的状态。

国民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大致只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大部分河南、湖北等寥寥几省地盘。

当时中国其他地区都被地方军阀所控制——

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广东是余汉谋、云南是龙云、四川是刘湘、贵州是王家烈、西北是西北军与二马。

所以，如果1935年之前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就将面临这样的情况：

自己实际控制的地盘将很快丢掉（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就是如此），失去基本盘的国民政府怎么办？

向内地转移？那么当时割据贵州、四川、云南、陕西的各路军阀会不会接纳国民政府内迁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些军阀将自身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如果日本拿出更大诱惑的筹码（比如给西南地区军阀更大的自主权），这些军阀是非常有可能拒绝国民政府内迁的。

那么失去地盘与立足之地的国民政府就是丧家之犬。

不但国民政府会倒台，而且整个中国将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也就是被日本任意肢解、蚕食的状态。

所以，在1935年之前，面对日本的各种挑衅，当时国民政府也就必然选择步步退让。

那么这种军阀割据的状态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是1934年10月之后。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因为左倾主义错误，丢掉了中央苏区被迫走上长征之路。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国民政府采取驱虎吞狼的策略。

蒋介石的中央军跟着红军的屁股一路尾随进入西南地区，先后控制了贵州、四川。

西安事变之后胡宗南所部还进入西安，最后实际控制了陕西地区。

也就是说，在1937年之前，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实控地盘发生根本变化。

从沿海的部分省份拓展到整个西南与部分西北地区，其战略回旋空间大幅度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1937年的国民政府与1935年的国民政府相比，应对日本的挑衅已经有了很大的底气。

1935年之前是不敢打，全面开战自己核心地盘很容易丢掉，国民政府就变成丧家之犬。

1937年的国民政府则不一样了。

即便沿海地盘丢掉，国民政府还可以内迁西南，依靠西南、西北地盘继续坚持抗战。

这就是七七事变演化成中日全面战争的地理基础。

然后促成中日全面战争的第二个因素才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整个核心层震动是非常大的。

张杨以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这个事件本身已经说明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出现动摇。

当时国民政府只是名义上统一中国，各地军阀势力一时还很难铲除。

张杨开了一个兵谏的先例。

如果蒋介石继续对日妥协，未来会不会有其他势力以抗日的名义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从而逼蒋下台呢？

这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毕竟，蒋介石面对的不仅仅是各地军阀势力，在国民政府内部也人心叵测。

西安事变中以何应钦为首的势力联合黄埔复兴社就力主讨伐，完全就是想置蒋介石于死地。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为什么七七事变会演化成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其1，1937年的国民政府已经实现了对西南地区、陕西的控制，战略上已经有了持续抗战的生存空间；

其2，西安事变让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基础已经严重动摇，再不扛起抗日的大旗，自己主导的国民政府就有随时倒台的危险。

同样，站在日本的立场，对于七七事变突然演化成中日全面战争也是一脸懵逼。

因为当时日本对华基本策略是蚕食而不是鲸吞。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策略实施很顺手也很成功。

其基本模式就是，底层搞所谓的“下克上”挑起事变，然后爆发冲突。

中国方面退让妥协，然后日本一步步控制了东北、热河、河北部分地区。

6年来日本一帆风顺，蚕食策略实施得心应手，已经形成路径依赖。

结果1937年7月7日在宛平如法炮制同样挑起冲突，却突然踢到了钢板。

蒋介石第一时间站出来发表空前强硬的声明——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这下日本骑虎难下，只能被动增兵，一步步陷入中国战场的大泥潭中。

现在我们复盘这段历史，导致七七事变演化成中日全面战争的两大因素——

包括国民政府控制西南与西部地区与西安事变。

我们再细究一下，两者竟然都与一件看起来好像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事件有关。

这个事件就是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间接促进了国民政府实控西南地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

这就是历史中奇妙的蝴蝶效应。

本来中央红军因为左倾主义错误丢掉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是一次重大挫折，但是这个重大挫折的蝴蝶翅膀扇起的连锁效应却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同样也改变了中共的命运。

2 近代湖南崛起

再来一个。

前段时间是毛泽东的诞辰，网上纪念文章很多。

但是很少有人思考过，毛泽东是在什么环境成长起来的？

为什么偏偏是地处内陆的湖南省出了这么一个伟人？

这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还是蝴蝶效应。

1864年7月19日中午，湘军用地雷轰塌天京（现南京）城墙，大批湘军蜂拥而入。

太平军虽然拼死抵抗，但没能挡住湘军汹涌的攻势。

当日晚，天京失陷。

天京失陷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标志，按照目前我们正史的叙事逻辑，这也是清末农民革命运动走向低潮的标志。

如果我们按照正史的叙事逻辑走，未来我们看到的是：

湘军攻克天京之后尾大不掉，让满清朝廷深为忌惮，然后就是清廷与湘军系的博弈。

一开始清廷任命马新贻赴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其实就是在湘军系统大本营打下一颗钉子。

然后就是蹊跷的张汶祥刺马案（这个事件后来被改编为电影《投名状》）。

最后就是清廷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借机发难，一举摧毁整个湘军系统。

过去看这段清廷与湘军系的权斗历史读得精精有味，后来仔细琢磨，其实这些著名事件不过是历史潮流的一朵朵浪花而已。

即便没有张汶祥刺马案以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湘军系衰落与崩溃也是一种必然。

这些事件不过加速了湘军的衰亡，并不影响历史的走势。

真正影响历史走势的正史却没有阐述。

这就是天京失陷导致一个意外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湘军获得整个中国东南地区（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数十年积攒的惊人财富。

湘军上下获得这批财富之后干什么呢？

运回湖南老家。

除了买房买地，就是砸下重金兴办学校，湖南教育之兴盛一时冠绝中国。

本来湖南地处内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落后自然文教事业也落后。

但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因为机缘巧合，湘军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所以也让湘军获得整个东南地区几十年聚敛的财富——

相当于中国最富裕地区将几十年积攒的财富突然全部转移支付给湖南。

这笔泼天富贵砸下来，一下子让湖南成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最耀眼的明星。

同样因为湘军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力，并且攻克了天京，所以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整个中国各地督抚大员（地方一把手）竟然有一半以上出自湘军系统。

中国人是最重视乡谊的，乡党在中国历史上是利益联系最稳固的纽带。

所以，当湘军系统把持中国一半地区一把手的位置的时候，提携同乡后进就是最顺理成章的选择。

所以，在近代史上湖南人就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上面有大佬提携扶持，下面有各种乡绅重金办学普及教育，于是近代史上湖南人才群星荟萃。

给一组数据。

中国二十四史记载从远古到1840年我国历史著名人物一共有3005个，其中湖南籍的著名人物仅有20多个，占比仅为0.77%。

但是如果以1840年为分界线，我国近代史著名人物总共有750人，其中湖南籍著名人物就有85人，占比高达11.33%。

湖南籍人才全国占比整整增长十几倍啊！

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源于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的蝴蝶效应。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早年求学经历中，毛泽东入读第一所正规学校就是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这所学校就是湘乡县乡绅出资建立的。

后来在毛泽东求学经历中也得到湖南籍高官曾任国务院总理熊希龄以及湖南籍著名人物章士钊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所以，在回顾上述历史以及历史的蝴蝶效应之后，毛泽东的成长环境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呢，长者那句话我是很有感触的：

个人的成就不仅仅要看个人的奋斗，也要看时代的进程。

3 天选之国

美国一直宣扬自己是天选之国，意思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受到造物主的眷顾。

对于老美的这个说法我是嗤之以鼻的，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天选之国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国家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几千年来和我们坐一桌打牌的对手换了无数轮，也只有我们一直在牌桌上岿然不动。

这都不是可以用牌技运气等等可以解释的，唯一的逻辑就是气运使然。

比如近代，这是公认的中华民族国运的最低谷。

但是就在这个最低谷依然有看不见的气运推动着这个国家走向光明。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这个事件的蝴蝶效应却意外造就了湖南群星荟萃人才辈出。

其中就有中国历史上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的毛泽东。

1934年中央红军在一系列失利之后在根据地站不住脚，被迫长征。

这个事件的蝴蝶效应却意外中促成了全民抗战的局面。

中共恰恰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拥有了争天下的实力。

中共上有毛泽东的领导，下有争天下的实力，最后中共获取政权就是一种必然。

过去我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现，全世界所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靠自己成功的。

即便是共产主义运动鼻祖的俄国前期也是得到德国大笔的经济援助。

唯一一个不靠外力依靠自己独立获取政权的国家就是中国。

中共不但在1949年获得政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落后欧美工业化革命长达两百多年的国家，中共还是依靠自己身力量，竟然在短短七十几年中弯道超车逆袭成为全世界最为强大的工业国。

七十几年前，我们连火柴与铁钉都需要进口，七十几年之后中国工业品横扫全世界。

全世界每生产100元工业产品就有33元是中国造，这个占比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出现的。

不仅如此，按照联合国估计，未来中国工业品全球占比还会进一步扩大。

要解释这一切历史学家可以找到无数个理由，但是对我而言，原因只有一个——气运使然。

所以呢，对于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目标我从来都坚信不疑。

原因无他，几千年来气运一直在眷顾这个民族，没有理由在未来几十年里气运突然就没了。

所以，当下的经济困难也好，转型的阵痛也罢，都是暂时的。

都是在磨砺我们的民族意志，让我们未来重返世界之巅之时配得上天选之国的称号。

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后，一定会是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