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福建漳浦，慷慨好义的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

成立于1840年的新加坡福建会馆，已有184年历史，今年也是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回想1929年陈嘉庚改革福建会馆之前，新加坡福建帮是在开山鼻祖薛佛记的领导下，薛佛记统辖新加坡华社长达一个世纪。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祖籍漳浦、慷慨好义的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之传奇故事吧！

开山鼻祖薛佛记统率新加坡“福建帮”一百年

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蔡其生

新加坡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它地处马六甲海峡，处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近代新加坡的发展和兴起，与中国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换句话说，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与早期福建人对新加坡的建设及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无关系。

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若用方言划分，主要有五大方言社群，即以讲闽南语为主的福建社群、以潮州话为主的潮州社群、以讲广府话为主的广府社群、还有以讲海南话为主的海南社群、以讲客家话为主的客家社群，其中，福建社群是新加坡华族的最大方言社群，也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力，主要以讲闽南话的漳州、泉州，还有泉州永春籍移民为代表。

新加坡福建会馆，创办于1840年，当年创设时附设于新加坡的天福宫之内，在1929年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之前，在新加坡“福建帮”拥有领导地位，且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年的是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薛佛记对新加坡“福建帮”乃至华人社会最突出的贡献，最典型的是他于1828年创办恒山亭，还有于1840年创办的天福宫及福建会馆。

早年，薛佛记领导新加坡华人社会有两大组织，即天福宫及福建会馆，前者虽是宗教及民俗信仰的场所，后者是福建人的华人社团，但彼此之间在文化上有互补关系。至于恒山亭，里面虽是供奉着福德正神（俗称“大伯公”）、城隍爷、注生娘娘等，但恒山亭可说是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互助互济的典范，也是新加坡华族精神文化之本源，它主要处理的是丧葬祭尊等活动。

顺带一提的是，1916年5月，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合并为一，在此前的75年，两边在文化上有着互补关系，且共同存在。其中，天福宫负责传统的迎神、普渡等宗教活动，而福建会馆除了处理及管理恒山亭与麟山亭的产业，以及处理丧葬祭尊等活动，还兴办华文教育，比如管理萃英书院等事宜。

新加坡晚晴园里的孙中山与陈嘉庚等侨领会面的图画（1909年）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陈嘉庚作为20世纪初新加坡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及社会活动家，他在新加坡华族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陈嘉庚成就事业最辉煌的那20年间，主要是在新加坡度过的，而且他也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了深刻且重要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从陈嘉庚再到其女婿、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李光前，从福建会馆再到南侨总会，陈嘉庚、李光前翁婿都是深受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华人社会、也为中国人民所敬重的一代侨贤。对于陈嘉庚先生的功绩，国内学界多侧重他对创办厦门大学、还有支援抗战等方面的表现，而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这边，可能很注重他对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会的贡献及影响力。

陈嘉庚在新加坡期间，曾出任福建会馆主席，还两度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陈嘉庚凭着他的聪明才智、财力、组织能力及社会影响力，领导新加坡华社将近二十年之久。另外，由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其成员涵盖印尼、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知名侨领，那时的陈嘉庚，已经是事实上整个东南亚华人社会公认的领导人物，也远超他作为新加坡福建帮领袖人物的地位。

从1928年到1929年3月16日，福建馆在陈嘉庚领导下，历经16个月，完成了对福建会馆的改组，不少研究新加坡华社的学者认为，这一改组不仅是一次组织结构的改革及调整，它也是一个重要时间线，预示着福建会馆新的篇章开启，也是新加坡华社新旧势力转换的重要分水岭。

在1929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完成改组之前，新加坡福建帮是在开山鼻祖薛佛记及其家族的领导下，时间长达一百年。1828年，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创办恒山亭，再到1928年陈嘉庚向时任福建会馆主席薛中华发起挑战，改革福建会馆并成功掌握新加坡华社的领导权，完成新加坡华社新旧势力的交替，这中间整整是一百年的周期。

《一波说》强调一下，说薛佛记影响早期新加坡华社一百年，是一种概念，指的是以薛佛记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早期新加坡福建帮的旧势力（传统势力），他们与陈嘉庚处于不同的新马社会及时代。事实上，在早期的新加坡及马六甲一带，除了薛佛记家族，还有另外二个重要家族：一个是陈笃生、陈金钟、陈武烈祖孙三人，曾领导福建帮前后60年，也是创办天福宫的核心人物之一。另一个是梁美吉、梁壬癸兄弟，新加坡南安人社群的祖庙凤山寺就是他们所创办的。

《一波说》提醒一下，无论是陈笃生家族、还是梁美吉家族，他们通过婚姻关系，与薛佛记家族又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故此，学界会说薛佛记领导早期新加坡福建帮一百年。比如，薛佛记的女婿陈明水是陈金声的长子，而早期新加坡青云亭的首任亭主梁美吉，是薛佛记的妹婿，薛、陈、梁三大家族通过联姻方式，编织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网络，共同创办新加坡及马来亚两地的华社。

慷慨好义的早期新加坡闽帮领袖薛佛记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1793-1847）

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1793年—1847年），字文舟，祖籍福建漳州石榴东山上营社，即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石榴镇东山村上营自然村（注：也有祖源漳州长泰区之说），他的移居大马第二代。薛佛记虽出生于海外，但不忘本源，他常对人说自己是“漳浦邑东山上营社”的人，也喜欢在题词时注明祖地“漳郡浦邑”。

清乾隆年间，薛佛记的父亲薛中衍从漳浦渡海南下，移居马六甲（马来西亚），据《东山薛氏家谱》记载，薛中衍与妻子邱氏育有3子5女，其长子薛佛记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出生于马六甲。薛中衍除了经商，还在马来亚经营锡矿开采，可说是一名富商。

大约在1822年（《一波说》注：薛佛记到新加坡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多数人认为不迟于1826年），即清道光初期，已有一定财力的薛佛记，从马六甲转到刚开埠不久的新加坡经商，数年后，他成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位殷商。当时，薛佛记在新加坡好地段购置大量土地，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他是当年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大的“地主”。

有学界人士在搜集薛佛记在1826年-1827获得海峡英殖民当局颁发的多份地契发现，今天新加坡马吉街、马六甲街、菲立街一带，也包括大华银行大厦附近，均有薛佛记当年购置的地皮，他是当年新加坡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由薛佛记创建的恒山亭

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前，华人社会还只是雏形，此后，随着大量的华人移入，特别是来自闽南泉州、漳州的福建移民增多，就必须有人挑头解决华人“生老病死”，尤其是迫切需要处理的丧葬祭奠等事宜。

在新加坡发迹的薛佛记，慷慨好义，富而行其善，为了解决泉州、漳州乡侨的后顾之忧，于1828年与另一个闽南籍侨领、华人秘密会党头领的陈送，一起捐地，创办恒山亭。恒山亭创建之初,赠匾“福弥春秋”，可见其对福建籍乡侨的贡献。

其中，薛佛记除了捐地，还为恒山亭捐银764.2两，他是恒山亭的大董事。恒山亭表面上是处理福建籍乡侨丧葬祭奠的坟场，事实上，恒山亭除了管理福建塚山，也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人社会之最高领导机构。作为恒山亭大董事的薛佛记，即最高领导者，他也被视为十九世纪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

薛佛记创办恒山亭之时尚年轻，才35岁，就成为早期新加坡福建帮之领袖，堪称传奇！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薛佛记召集恒山亭管委会成员、以及一些炉主、漳泉籍商人，集体拟定“恒山亭重议规约”。许多人认为，该规约虽是对恒山亭祈神活动及坟山管理的规范及一些行为约束，事实上起着团结福建帮的作用，也令福建帮在财力、能力上超越其他华族各帮。

薛佛记

经过二年多的兴建，恒山亭大约于1830年落成，当时新加坡华人仅6千余人，但到了1845年，华人已达到2.5万人之众，为了满足更多乡侨的需求，薛佛记又于1840年在直落亚逸街一带另辟新冢山，增建天福宫，并在天福宫内设立福建会馆。相关碑文记载，薛佛记为此捐金2400元。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有“叶落归根”之信念的薛佛记，回到出生地马六甲，任马六甲“青云亭”第二任亭主（注：首任亭主梁美吉，祖籍福建南安，系薛佛记三妹薛世娘的丈夫。由于华人甲必丹制度废止，亭主类同于当地华人社会的领袖），即便如此，新加坡华族特别是福建帮仍视其为领袖人物，他也与新加坡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

1847年，薛佛记在马六甲去世，终年54岁。值得一提的是，薛佛记第四子薛茂元在辞世之年，捐金800元率众重修恒山亭，并成为恒山亭的大董事。

1842年，天福宫落成，且取代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最高机构，福建帮的领导权虽由薛佛记家族和平移交到陈笃生家族，但如前文所提及的联姻关系，薛佛记家族对福建帮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觑。

顺带提及，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报纸《叻报》的创办人，就是薛佛记的长孙薛有礼。薛佛记的幼孙薛有福，是中法马江海战唯一殉国的军官。

总之，无论是恒山亭，还是之后的天福宫、福建会馆，均为十九世纪新加坡福建帮的领导机构，薛佛记作为本地闽帮“开山鼻祖”，他对新加坡华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此外，与薛佛记一道捐资、出力的还有陈笃生、还有许多成功的华侨人士，但不管怎么样，薛佛记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族社会的开拓功臣，提及新加坡华社历史，他是绕不开的重要历史人物。

慷慨好义，薛佛记为新加坡及马六甲两地乡侨谋福利的慈善精神，还有他团结族人所作所为，包括其对早期新加坡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值得后人敬仰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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