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丨社论：美国需要更多的吉米·卡特

图源：Mark Seliger/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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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需要更多的吉米·卡特

社论委员会

没有预测历史的裁决这回事。迄今为止，人们认定，吉米·卡特是位平庸的总统。他于周日（12月29日——译注）在佐治亚州普莱恩斯（Plains）去世，享年一百岁。

他的一届任期因一些简直令他不知所措的情形和事件而被人们铭记：伊朗扣押了五十二名美国人质，营救他们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输油管道；通货膨胀；苏联入侵阿富汗。但他也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前总统之一，因为他利用自己担任公职的残存明星力量，作为和平缔造者、幕后外交官、人权卫士、自由选举的监督者、无家可归人士权益的倡导者，襄助了他的继任者和国家，另一方面，他抽出时间写诗，且以身作则，为传统宗教价值观提供了最好的案例。

2002年，在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卡特先生因对奠定了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和平基础的戴维营协议的达成做出“重要贡献”，以及致力于人权，抗击热带疾病、增进全球各地民主的工作，而最终赢得这一奖项。

他的一生为世界各地领导人提供了无数教训。

卡特先生之成为总统，几乎不需要感谢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在1976年选举中击败杰拉尔德·福特时，他组建了一个由小镇和农村选民、蓝领白人选民和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强大联盟，令每一个美国都感到意外，或许除了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罗莎琳（Rosalynn）。

现在回顾起来，他不可能再有更幸运的参选时机了。对美国来说，早先的十年是残酷的。林登·约翰逊没有选择谋求连任，是因为公众对越南的一场无法致胜的战争愈发愤怒。为免遭弹劾，另一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辞职了。暗杀事件夺走了另一位肯尼迪，即博比，以及美国首屈一指的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的生命。越南战争以耻辱的失败告终。（另一位肯尼迪，即Robert Francis Kennedy，绰号Bobby，是1963年11月遇刺身亡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第第，1968年6月于竞选总统途中也遇刺身亡。——译注）

然后，这位重生的农场主商人粉墨登场了。他来自佐治亚州，有在海军服役的记录，纪律严明，有正直和坚定的价值观，胸怀恢复政府荣誉，从而改变首都和国家气氛的愿景。

“相信我，”卡特先生在那次竞选中一次又一次这样说。“我永远不会欺骗你们。”他的对手即在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担得起人们的敬重，但几乎毫无招架之功。福特先生的前任们的多重欺骗和腐败的负担实在太过沉重。

总的来说，美国人喜欢卡特先生。他们喜欢他手按乔治·华盛顿用过的圣经宣誓就职，喜欢他从就职庆典车队中跳下豪华轿车，之后一直步行前往白宫。他们甚至喜欢他在电视节目中露面时穿的那件不起眼的羊毛衫。尽管这其中有些是政客的逢场作戏，但他的正派和理想主义，以及作为一名经理人的动力和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这些特质帮助他成就了一些伟大而美好的事情。在外交政策方面，卡特先生挺身而出，镇住了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大做文章的煽动者，赋予了巴拿马对其领土期待已久的主权。他积极推行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措施。他冒着巨大风险促成戴维营协议，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都是他最重要的胜利；据此协议，埃及和以色列同意实现和平。如果没有卡特先生不知疲倦、日复一日地组织这场谈判，戴维营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

在国内事务方面，也有胜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对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管制，此举旨在增加供应，降低能源成本，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愈发危险的依赖。

卡特先生强大的自然资源保护道德同样值得钦佩，这最终造就了几乎没有其他总统可以相提并论的荒野保护遗产。最突出的是在卸任前签署的《阿拉斯加国家名胜土地保护法》，这部法案一举保护了超过一亿英亩的阿拉斯加土地。

签署该法案是卡特先生在任最后一年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那一年，一切似乎都崩溃了；面对基本上超出他控制的强大力量，道德劝说、一腔善意和埋头苦干几乎毫无用处，这一点也变得一清二楚。他应该尽力了，但仍无法控制攀升的物价和短缺的天然气，也无法以他曾经希冀的方式振奋整个国家的情绪。在这一点上，他常常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他努力让这个国家如同他那样直面现实，这往往令他的受众沮丧万分。他看上去情绪低落，失去了一些最初的快乐，他对自己行为的政治影响的蔑视也影响到他。

例证之一，是1979年7月15日那次著名的萎靡不振的演讲，那是他在戴维营与世隔绝期间准备的。那次演讲的主题是能源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一个虽然含糊不清但同样令人不安的危险。他没有用“萎靡不振”这个词来形容当日的情形。他是这样说的：“通常情况下，威胁几乎是看不见的。那是一场信心危机，是一场打击我们国家意志的核心、灵魂和精神的危机。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意义越来越怀疑，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团结一致的目标，从中我们可以洞见这场危机。”

这位来自佐治亚州普莱恩斯的男人直言不讳，许多人对此激赏不已。但善意是短暂的：人们认为，那是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斥责、非难、指控，而非行动的号召。几天之内，卡特先生解雇了几名内阁成员。据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的描述，那次演讲和随后的解雇令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士气低落，乃至于他曾短暂想到辞职了事。艾森斯塔特是卡特先生的核心顾问，也是其总统任期的最可靠(也基本上是救赎性)讲述的作者。

然后卡特先生成了破坏性力量：霍梅尼的年轻狂热分子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接下来的四百四十四天中，有五十二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对这场危机，卡特先生没有多少能做的事; 事实上，正如艾森斯塔特先生提醒我们的那样，他预见到，假如他像人们敦促的那样，准许垂死的伊朗国王来到这个国家接受癌症治疗（身为吉米·卡特，那是他必须做的），一些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这场危机耗尽了卡特先生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一次救援行动成了一场惨败。整件事端令人遗憾，进一步削弱了他作为领导人的地位。

恰如1976年美国需要一位好人的时机已经成熟，1980年，美国需要一位乐观向上、无忧无虑、开朗散漫、精于政治，名叫罗纳德·里根的好莱坞代言人，这一时机一样成熟了。里根谈论的不是牺牲，而是无限的可能性，是把美国描述成一座山巅的闪亮城市。时年五旬的卡特先生回到佐治亚州，开始了有史以来最为忙碌也最富成果的退休生活。

正如本社论委员会在1994年评论的那样，相较于卡特先生，绝大多数前总统很难利用他们的地位致力于共同福祉。绝大多数总统写了回忆录。有些总统遁入私人生活; 有些总统成立了基金会; 有些总统四处游走，因发表演讲而聚拢了大量财富。卡特先生冒着风险，在与朝鲜的核谈判以及非洲大陆和中东的国内冲突中扮演了诚实中间人的重要角色。

他将自己的第二个职业生涯描述为“缔造和平”。这项工作依旧远未完成，而且对那些仰慕卡特先生的人士而言依旧在继续。

（本文是一篇《纽约时报》社论，原题“America Needs More Jimmy Carters”，于2024年12月29日发布于该报网站。已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