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路人到对手：中美关系四十年的演变和内在逻辑

特朗普最近说中美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可问题是中美还会联手吗？温故而知新，可以用四句话提纲挈领地看中美四十多年关系的演变并预测未来。

这四句话就是：

1，美国开创了全球化新模式；

2，中国纳入美国人的体系；

3，中美仅仅是同路人；

4，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

美国开创的全球化始于1980年开始的里根改革。里根改革的核心是涓滴理论，既认为高度的市场化、减税和缩减政府福利能推动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扩大的财富反过来会通过投资和消费推动整个社会繁荣。

但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里根的涓滴理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富人通过对股市和房市的投资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资本不必通过投资实体经济而增值。

二，富人通过资产多元化策略，能够把资本转移到海外避税或者洗白。

三，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布局降低生产成本。随着资金和技术的外流，本土制造业急剧萎缩。

显然，里根改革在推动美国资本投入实体经济方面是失败的，但里根改革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浪潮，却推动美国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结构。

美国的这种经济结构具有以下特点：美国放弃了一般制造业，高度开放本国市场。美国通过大规模进口廉价商品维持了低通胀，低通胀使得美国得以长期维持低利率，降低美元的借贷成本。美国通过大规模对外借贷和大规模进口外国商品向全球输出美元；美国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维持住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美元有流出机制也有回流机制。美元资产因为美国军力、高科技实力和软实力的背书，被认为是国际上最安全的资产。各国政府、公司和个人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投资美国股市、移民等方式又将美元资金回流美国。

美国从美元的输出和回流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一般来说，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国将利率压得很低，大量印钞，刺激美国经济。美国印的大量钞票流向全世界不仅获得各国价廉物美的商品，还向世界转嫁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当美国经济过热时，美国会急剧提高利率，美元的高利差吸引各国资本回流美国。美元的输出和回流强化了美国全球资本流动枢纽的地位，为美国提供了充裕的资本，使得美国能够应对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同时美元的回流常常导致竞争对手的货币、股市和房价的贬值，进而引发这些国家的金融和财政危机。

里根改革在导致美国实体经济衰落的同时推动了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向金融服务业的转型，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一方面美国充裕的资本流向金融业和高科技领域，高科技成果倍出，美国成为人才和资本的磁石。另一方面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财富向极少数富豪集中的现象，制造业萎缩，多数美国人在年薪4-5万美元的服务业里讨生活。

里根改革表面上取得了辉煌胜利，拖垮了苏联，但同时种下了美国要吞下的一系列苦果的种子。产业空心化、两极分化、依赖移民和种族矛盾渐渐地把美国从一个自信乐观的国家转化为一个沮丧、愤怒和撕裂的国家。

里根改革开创的新时代不仅仅关乎美国，也关乎世界。美国需要国际买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美国需要通过大量进口而维持美国的低通胀。中国一直是满足美国以上需求的最佳人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里根改革基本同步。可以说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开启了接纳中国的大门，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最终使得中国进入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06年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提出了 “中美国” 慨念（Chimerica）。中国通过对美出口维持经济增长，美国依靠大量进口的中国廉价商品维持低通胀，美国还依赖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中美经济上的互补使得人们用联姻的关系来形容中美关系。

然而尼尔·弗格森这位“中美国”概念的始作俑者，并不看好“中美国”模式。尼尔·弗格森认为“中美国”经济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失衡关系。美国依靠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最终将导致美国的财政危机，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证明。中国高度依赖美国作为其出口市场，导致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需，也不可持续。中美经济互补性只是阶段性的掩盖了两国结构性的问题，而结构性问题必然导致中美冲突和脱钩。

美国的混乱推动民族主义和民粹的抬头。2012年特朗普开始有了竞选总统的念头，接着他频繁地在媒体上就移民、经济、贸易等议题发表强硬言论。2012年，特朗普第一任政府的核心人物纳瓦罗出版《因为中国的灭亡》（Death by China）鼓吹 “中国威胁论” 。同一时期，特朗普的首席战略规划师班农将美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基督教保守教条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思想体系。班农公开称中国是美国的首要敌人。从2012年起美国民粹保守派就开始对华磨刀霍霍。

事实上，从里根、克林顿、布什父子，奥巴马到拜登以及现在的特朗普，美国政治人物一直希望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来改变中国。美国对中国的希望根本上可以归结为四点：1，美国希望中国保持低端制造和购买美债的功能。2，美国将全力遏制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3，美国希望阻止中国通过举国体制来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4，美国希望通过煽动颜色革命和挑动民族对立来削弱甚至破坏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国对加入美国主导的体系带来的弊端也多有不满，中国商务部长在2005年的讲话中抱怨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A380，这种贸易模式对中国的环境和人民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学者温铁军更是把大量出口廉价工业品然后把赚来的外汇购买美国债券比喻为被美国扒两层皮。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政府于2015年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聚焦高端制造业和先进技术，旨在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中国制造2025” 计划本质上就是要在战略产业领域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

美国对华战略，不论是合作、遏制还是对抗，其宗旨就是控制中国。一个要控制，另一个要反控制，中美终将从同路人变成对手和敌人。

遏制中国是2016年特朗普竞选的一个纲领性口号。2018年特朗普开打贸易战，重点打击 “中国制造2025” 相关的战略产业和企业，例如华为和中兴。与此同时，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 “修昔底德陷阱” 概念风靡世界。全世界都在担心 “崛起大国的自信” 和 “守成大国的恐惧” 可能导致中美两国陷入冲突。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变本加厉。美国一步步的要将中国从美国主导的高科技体系中排斥出去，既所谓的脱钩断链。

美国以当代罗马自居，而罗马文明的本质是等级制，所谓的民主平等仅适用于少数罗马公民。罗马时期大量的奴隶、附属民族和被征服者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罗马文明的基础是掠夺。通过战争扩大的版图、奴隶、战利品和税收是罗马经济的支柱之一。

美国基督教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基础，美国基督教认定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先进文明，美国基督教和美国的现代罗马定位决定美国要站在全球食物链的最高层。美国不能失去这种霸主地位，一旦失去，美国就会像当初的罗马分崩离析。

从美国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来看，美国不可能允许中美平起平坐，美国不可能接受另一种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的发展模式存在和壮大，中美必然会在某一时刻一较高低。

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单纯的经济、军事或外交较量，而是两国能否有效解决内部问题、保持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国内治理。未来几十年，中美竞争的胜负将主要取决于谁能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各自的内部矛盾。

历史上腐朽的罗马上层导致罗马严重的财政危机，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得罗马皇帝的权威扫地。现在的美国越来越像罗马的后期，财政入不敷出，居民和种族结构不断变化，内部矛盾激化。当然，现在的美国仍然强大，美国不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和人才。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大量的人才，美国仍有可能延续帝国的寿命。但美国难于根本上扭转美国下降的宿命，因为美国难于从根本上革除美国式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病。

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美国病。美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好多二十年前，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正在中国发生，现在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很可能几年后也在中国发生。中国一定要借鉴美国走过的路，扬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