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女团到世界杯：沙特王储的现代化治国，雄心勃勃？

【导读】近年来，沙特阿拉伯频频出圈。一个以宗教保守著称的国家，居然接连出现了韩国女团热舞、激情投资电子游戏、“一条直线”的智慧城市规划、天价签下C罗本泽马等足球巨星。今年12月11日，国际足联还确认沙特阿拉伯正式成为2034年世界杯主办国。沙特的变化速度之快让人震惊，这些剧变背后，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这位年轻的王储正试图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这个传统的石油王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多元化的经济体。但这不是沙特第一次现代化改革尝试。本文追溯沙特的发家史，对沙特的现代化之路做了清晰的勾勒，展示了这一古老的石油王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历程。

事实上，早在1932年沙特发现石油，获得了石油收入带来的巨大财富，开始推动沙特工业革命之后，沙特的现代化尝试就已经开始推进。1960年，费萨尔国王时期开始了全面现代化改革。但毫无疑问，现代化和传统伊斯兰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1975年费萨尔国王遇刺、1979年发生在麦加大清真寺的极端分子挟持朝觐者，都是沙特宗教保守势力与现代化力量之间巨大张力的显现。1980年之后，沙特开始回归保守主义。不止内政，沙特的转型过程也深刻受到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以石油为主要收入的沙特对外部政治经济环境高度依赖，1980年之后回归保守，也有当时美国试图通过培植伊斯兰主义以遏制苏联的企图的推动。

21世纪之后，沙特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问题。从911事件之后来自曾经的盟友美国的反恐压力，到当时沙特青年人的高失业率，沙特政府面临着来自安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国内国外的一系列挑战。再次推动社会改革势在必行。2015年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沙特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启和推进，而此次的国家发展转型路径将经济发展作为核心。但如何平衡传统宗教诉求与现代化，如何处理沙特内外政策的联动性，始终是沙特必须面临的挑战。在与宗教的缠结之中，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下，沙特的现代化之路会走向何方，仍然值得进一步观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6期，原题为《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之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之路

孙晓雯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区域国别研究院

沙特阿拉伯曾经以巨额的石油财富和严格保守的宗教传统而闻名于世界。但近年来，这样的国际形象正在加速转变。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改革措施层见叠出，从取消女性驾车禁令到废除宗教警察制度，从发展旅游业到开发数字经济，沙特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解除旧传统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许多前所未见，甚至“脑洞大开”的现象出现在视野中，热舞的韩国女团、出现在游戏广告里的宗教学者、被设计成一条直线的智慧城市……这些引人瞩目的变化使沙特成为中东地区的“超级明星”。毫无疑问，沙特正在属于自己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加速迈进。然而，从依赖石油到寻求摆脱石油，沙特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中一窥答案。

▍石油、现代化与新秩序

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沙特的现代化进程亦肇始于工业化。1932年发现石油以及随后石油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沙特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沙特的经济形式，并对整个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石油工业发展之前，沙特普通大众的生计来源是畜牧业、农业和贸易，具有部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特点。1932年，美国工程师卡尔·推切尔在沙特东部宰赫兰地区附近发现石油。1933年，沙特王国与美国加州美孚石油公司联合成立加利福尼亚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后改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二战后，沙特开始大量出口石油，其财政收入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1938~1946年，沙特政府的年均收入为1400万~1600万美元，1948年这一数字增长了近三倍， 1950年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自此，石油部门开始在沙特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石油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高达80%以上，成为商业活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政治制度的变化要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化，新财富的迅速涌入对原有的政治框架带来了冲击。沙特原本的政府组织形式简单，国王通过与王室成员、地方部落领袖、宗教学者和商人精英的结盟合作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尽管20世纪50年代沙特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得以发展，大臣会议和一系列政府部门相继建立，但这些新部门只是旧制度的延伸，权力分配模式并未产生实质性变化。石油财富的主要受益人是国王和特权阶层，但对底层民众来说，国家放宽进口限制导致传统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受到破坏，他们陷入了更加困顿的局面。他们将石油视为“邪恶的西方人”带来的破坏性力量，摧毁了阿拉伯人的男子汉气概和部落美德，游吟诗人班达尔·本·苏鲁尔生动地描述了原本强大的部落首领如何被国王的赏赐所驯服，讽刺他们“像鸡一样，满足于扔在泥里的谷粒”。

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尤其是新中产阶层和石油工人的崛起。受当时在中东广泛传播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想影响，1953年和1956年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罢工运动。同时，在沙特王室中，以塔拉勒亲王为核心的“自由亲王”也发起了对沙特君主制的批判。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社会的需求，以及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影响，为这一时期的沙特政治注入不稳定因素。

20世纪60年代初，更有才能的费萨尔在与苏欧德国王的政治斗争中取胜，执掌大权，他先担任王储和首相，随后成为现代沙特王国第三任君主。费萨尔执政期间，对国家的行政、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各领域发起现代化改革，建立起了有力的中央政府机构，全面开启了沙特的国家现代化进程。1962年，费萨尔颁布了针对内政改革的“十点计划”，要求在“坚持伊斯兰教法的同时，颁布一项基本法（宪法）并建立一个协商委员会”。这项改革倡议还承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地方政府、增强司法体系的独立性、控制物价、发展工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同年，费萨尔颁布了《社会安全法》，为孤儿、残疾人、60岁以上的老人和失去生活保障的妇女提供最低生活补贴。

石油资源带来的巨额财富使沙特在现代化进程展开初期能够成功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进程中产生的剧烈震荡和暴力斗争。20世纪60~70年代，国家以大规模投资直接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政府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与群众直接建立了联系，也掌握了对国家经济体制和发展规划的主导权。这有利于促进政治社会环境的稳定，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沙特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输出国。石油收入为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以此初步带动国家的经济多样化，为农业和以石化领域为核心的重工业奠定了发展基础。

同时，地区环境的变化为沙特提升国际地位创造了机遇。在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中，沙特为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1973年发起的“石油禁运”，有力地提升了沙特的国际影响力，沙特迈入了中东大国的行列。

▍现代与传统

在工业和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沙特社会与外界的交往愈加频繁，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开始进入沙特。这种接触最初来自石油部门，阿美石油公司建立之初雇用了5000名美国人和15000名沙特人，之后又有数万沙特人接受了技术培训。石油工业使沙特人的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从1962年的年均550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约22000美元。宽裕的收入增加了生活需求，人们飞往世界各地旅游，接触到音乐、电影、动画等众多当时仍被国家禁止的娱乐方式。

罗荣渠教授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是“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外来文化与沙特本土文化是如此格格不入，沙特传统的瓦哈比派宗教学者对现代化带来的新现象大肆批判。他们将无线电通信技术视为对“魔鬼”的崇拜，批判现代教育中的外语课程将危及伊斯兰信仰，谴责“地球是圆的”这样的天体知识违背了先知的教训。这种文化的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酝酿了两个极具悲剧色彩的事件。一个是费萨尔国王的遇刺：1975年3月25日，费萨尔国王被他的侄子伊本·穆萨伊德枪杀。伊本·穆萨伊德是为了复仇。费萨尔国王在1965年引进了电视，在吉达和利雅得建立了首批电视台，引发了保守民众的暴力抗议，伊本·穆萨伊德的兄弟在抗议活动中被警察射杀。

另一个事件的影响更加深远。1979年11月20日，伊斯兰历15世纪的第一天，以朱海曼·乌塔比为首的一批极端分子持武器在麦加大清真寺劫持了数百名朝觐者。他们将朱海曼·乌塔比的妹夫穆罕默德·阿布杜拉·盖哈唐尼视为末日审判前拯救众生的“马赫迪”（救世主），谴责沙特王室任由西方文明摧毁本土的文化传统，要求在“马赫迪”的带领下推翻沙特王室的腐朽统治。这一事件造成了数百人死伤，震惊了整个世界，沙特王室不得不求助法国军队对这批极端分子进行镇压。

此次事件后，沙特政府的回应措施是在社会上推动更加传统保守的宗教文化氛围，重申自身政权的伊斯兰合法性。更多的资金被用来建造清真寺和资助国内外的宗教活动，宗教院校招收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在费萨尔国王执政时期一度受到打压的宗教警察再次被重用。“朱海曼的行为阻止了所有现代化的尝试”，纳赛尔·胡扎米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他曾是朱海曼·乌塔比的追随者之一，但因不相信所谓的“马赫迪降临”一说而与这些武装分子分道扬镳，“我可以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朱海曼曾要求沙特政府赶走电视台所有的女播音员，自从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后，再也没有一位女播音员出现在电视上”。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沙特全面回归保守的原因，既来源于沙特政府的国内维稳需要，更来源于地区的局势和国际力量的有意为之。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这个新的伊斯兰政体开始与沙特角逐地区领袖的地位。也是在这一年，苏联出兵阿富汗，损害了美国在地区的利益，美国把伊斯兰主义看作可以有效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大力扶植伊斯兰力量。这一举措虽然有助于沙特维持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但也把阿富汗卷入了战争的深渊，变成了全世界穆斯林武装力量的“练兵场”。

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命运相似，沙特政府亲手扶植起的宗教力量最终与他们的执政者化友为敌、反目成仇。越来越多的宗教学生从学校毕业，但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与辉煌的70年代截然不同的经济场景。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特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危机，油价的骤然下跌使石油收入从1981年的1180亿美元锐减至1986年的145亿美元。沙特国内经济骤然紧缩，就业机会减少。这场经济危机很快转变为无法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受宗教教育的群众阶层与把控国家资源的受西方教育的世俗主义精英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而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沙特王室邀请美军进驻的行为，又将这种社会矛盾转变为了反对西方“异教徒”、反对国家世俗化的宗教话语。20世纪90年代初，数百位宗教学者和知识分子向国王发起联名请愿，公开批判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敦促沙特政府实施伊斯兰框架的改革。尽管请愿活动迅速被镇压，但这种以宗教话语表达政治诉求的现象对后来的沙特社会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为了平息20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动荡，法赫德国王承诺推进政治现代化改革。1992年2月，他以皇家法令的形式颁布了《治国基本法》《协商会议法》和《行省法》，费萨尔国王在30年前提出的改革计划到此时才真正落地，这是沙特在政治现代化改革中迈出的艰难一步。

▍内外的“全面平衡”

进入21世纪，沙特阿拉伯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圣战”全球化浪潮使瓦哈比主义从美国的盟友转变为美国的威胁。“9·11”事件极大地冲击了沙特与美国维系了60余年的亲密盟友关系。美国认为沙特国内的环境是助长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直接原因，部分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官员甚至将沙特视为“美国的敌人”，要求美国政府予以强烈反击。在国内层面，沙特政府也面临着来自安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挑战。2003年5月的利雅得爆炸案被视为沙特本土的“9·11”，沙特政府无法再回避有关恐怖主义的问题，反恐行动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沙特政府还需要应对社会各领域活动者发起的多次政治请愿，请愿者敦促政府在公民权利、妇女赋权、反极端主义以及政治选举等方面做出改革。更为严峻的是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经济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口膨胀导致的高失业率，2003年至2015年沙特青年人口失业率长期维持在30%左右。在一个30岁以下青年人占总人口60%以上的国家，这意味着沙特政府需要创造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而政府部门和传统的石油部门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无法补上这个缺口。

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危机，沙特政府实施“全面平衡”的内政外交政策，以协调国内利益、安全需求和全球战略之间的关系。在外交政策层面，沙特政府一方面努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来对冲沙美关系受损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因此，掌权者阿卜杜拉曾一度积极地在巴以冲突、伊拉克—科威特关系等地区问题上扮演协调者的角色。2002年，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以换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正常化。该倡议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支持和布什政府的积极评价，也有助于沙特在国际舆论中树立“和平倡议者”，而非“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形象。

在国内，阿卜杜拉推动“刚柔并济”的反恐战略，运用军事手段打击国内的极端势力，出台《反洗钱法》遏止恐怖主义融资，并加强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为了应对社会中的政治改革诉求，阿卜杜拉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开放部分政治空间。他建立了一个“全国对话”机制，尝试将各方不同意见者的言论和建议纳入统一的框架，伊斯兰主义者、什叶派以及自由主义者均参与其中。同时，开启地方议会的选举制度，将国内地方议会的半数席位开放，通过选举产生。在经济方面，阿卜杜拉积极推动沙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出台针对沙特本国人的就业保护政策，要求在地企业雇用员工的75%以上为沙特人。在教育方面，沙特教育部删除了学校教材中的教派主义和极端言论，以鼓励尊重外国文化和信仰的内容取而代之。为了推动教育的现代化，阿卜杜拉于2009年建立了专攻理工领域的国际化高等学府——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阿卜杜拉在内政外交政策中的系列举措尽管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但仍受到了明显的制约。“阿拉伯和平倡议”因多重因素而被搁置，一方面是来自以色列的消极态度，另一方面是沙特政府本身也只满足于发挥“幕后”作用，而非建立实际的相关机制与议程。但一个更大的背景是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战略致力于拔除所谓的“邪恶轴心”政权和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巴以问题被边缘化了。

国内的政治、社会改革更是面临着多方的审视和批判。政治民主化改革不仅被视为对美国的曲意逢迎，而且被批判为“非伊斯兰”的、有严重缺陷的政治手段。时任内政大臣纳伊夫亲王曾在2003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反对选举制度，喊出了“要发展不要改革”的口号。而教育改革更引发了国王与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的多次冲突。瓦哈比派学者不仅将教育改革视为对宗教精神的背离，还担忧自身在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受到削弱。2004年初，156名瓦哈比派学者向王室提交反对教育改革的请愿书，他们之后又将持自由化立场的教育大臣逐出内阁。对此，阿卜杜拉国王也试图控制宗教保守势力的影响。2006年，沙特内政部颁布法令对宗教警察的权力予以限制，要求宗教警察在逮捕嫌犯后需将其移交公诉机构，而不能私自关押或参与后续调查。此后，他又对沙特最高宗教权威机构高级乌莱玛委员会进行改革，还将个别发布过批判性言论的极端保守的宗教学者解除职务。

▍变化世界中的沙特

有学者指出，在石油工业建立后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沙特执政者发起的种种变革并不是源于“旨在彻底改变社会的愿望，而更像是世袭君主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为保持政权的基本价值观和特征，做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这一判断指出，沙特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不仅是政治的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亦是对一个变化的世界的回应。正如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都会遭遇波折一样，沙特对于变化环境的适应性调整亦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超出预测和掌控的关键性事件和因素——无论是来自国内层面的，还是来自地区环境的，都影响着国家的发展方向。1979年的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就是局部逆转沙特现代化改革进程的两个关键性事件。进入21世纪，伊拉克战争和中东变局后，伊朗及其什叶派盟友的崛起又再次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沙特的现代化进程。执政者不得不对保守力量做出妥协，借助瓦哈比主义的反什叶派特色，将教派主义话语作为对抗伊朗政治影响力的舆论工具。这种对外政策的调整一度成为助推中东阵营化对抗的重要因素，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2015年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沙特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启和推进，而此次的国家发展转型路径将经济发展作为核心。2016年推出的“2030愿景”旨在减少沙特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推动经济多元化，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以此为背景，沙特政府大力发展旅游、娱乐、采矿、制造、高新科技等非石油产业，并推动国有部门的私有化改革，教育、通信、朝觐、交通运输、水资源、工业和矿产资源等多个部门成为私有化的关键领域。2019年，阿美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出售超1.7%股份，创纪录筹集资金 294亿美元。经济来源多样化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更有力的保护就业的政策也得以实施，尤其是针对私营部门劳动力的“本土化”政策，即规定某些行业的工作岗位仅限沙特人，或雇用沙特人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比例。

在社会领域，萨勒曼父子致力于推动社会的世俗化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2016~2017年，备受争议的宗教警察制度逐渐从沙特的公共生活中消失。妇女权益也得到大幅提升，沙特女性参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机会显著增加。在2015年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女性首次被赋予政治意义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18年，沙特政府正式取消了对女性驾车的禁令。同时，娱乐和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沙特政府放松了对公共娱乐活动的限制，重新开放电影院，并举办了多场国际音乐会和体育赛事。种种举措不仅丰富了沙特民众的文化生活，赢得了年轻人的欢迎和喜爱，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和投资。在文化宣传方面，沙特政府也致力于传播以“文明对话”和“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话语，倡导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宗教的和谐共处，来营造更加积极正面的海外形象。

以“2030愿景”为框架的社会和经济转型，需要国家和地区环境的安全与稳定来提供基本保障。这一进程曾一度受到也门冲突、卡塔尔危机，以及卡舒吉被杀案等事件的挑战，但随着地区各国开始更多关注如何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共同的利益逐渐取代曾经的分歧。2021年以来，沙特与卡塔尔、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地区国家的关系表现出明显缓和，构成中东“和解潮”的重要一环。2022年俄乌冲突和2023年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使世界局势再次震荡，而对于沙特来说，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沙特既维持与西方的合作关系，又重视加强与俄罗斯、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能源、金融资本，在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中拓展外交空间，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更加积极、自主、平衡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沙特建立更加多元的对外联系、提升其在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地位，从而成为在多极世界格局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等强国”。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家转型变革的多个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这一过程也留下一些有待观察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在关注沙特当前的改革与变化时，也应注意到其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大幅削减宗教建制的影响，为了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而推动经济的多元化，这些政策并非史无前例。政治参与、妇女权益、人口、就业、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等问题，是沙特在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面临的重要议题。当前萨勒曼父子在经济、社会和民族意识构建等领域的改革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与阿卜杜拉国王执政时期具有一致性，但在具体的方法、政策与得到的效果上却大不相同。相对而言，萨勒曼父子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心更强，手段也更加大胆果决。未来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老问题”将得到何种程度的解决值得持续关注。

其次，应看到沙特的内外政策具有联动性。对内维护王权，对外确保国家安全和追求地区领导地位，是沙特国家的核心利益。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的政治集权化和社会世俗化政策，不可避免地将王权合法性与经济发展更大程度地联系在一起。当前的外交政策也受对内政策的“驱动”，致力于确保本国领土安全和政局稳定，这促使沙特更加积极地在地区冲突中发挥协调和平衡的作用。因此，有观察者评价，沙特正从“麻烦制造者”转变为调解地区冲突的“外交官”。然而，当前沙特的国家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在经济领域，经济多元化的任务依然艰巨。尽管2023年以来非石油收入在沙特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逐渐增长，但石油收入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占比达60%以上，沙特经济仍受全球油价波动的巨大影响。在对外层面，复杂的地区局势和不断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要求沙特在处理与邻国及大国关系时更加谨慎和灵活。未来，如何继续“全面平衡”，如何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考验着沙特执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