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从冷战文化工具到大湾区合作枢纽
20世纪中叶的冷战氛围不仅是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显性战场,也在文化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正是这一复杂背景下的产物。作为香港第一所中文授课的大学,中文大学的出现不仅回应了香港社会对本地高等教育的需求,也成为美、英及中国在冷战格局中争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节点。
从中文大学的起源、美国基金会的深度介入到冷战策略对其发展的推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冷战对香港教育领域的深远影响。这一过程反映出美英在港殖民管治、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中如何通过教育来实现战略目标,同时也揭示了香港在冷战中的独特角色。
冷战初期的动机与筹划——新亚书院与南来文人的努力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大量知识分子为躲避政治变革而南下香港。这些南来文人包括历史学家钱穆、哲学家唐君毅等一批学术大家,他们带来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文化资源。然而,此时的香港教育体系仅有以英语授课的香港大学,未能满足中文背景知识分子的需求。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平台继续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传承,同时也为本地学生提供更多接受中文教育的机会。
左起: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
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钱穆、唐君毅等学者创立了新亚书院,意在延续中华文化教育的传统。书院初创时条件十分艰苦,仅能借用一所中学的教室上课,教职员工的生活也与学生一样简陋甚至拮据。尽管如此,新亚书院的创立体现了南来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桂林街时期(1949 - 1956)的新亚书院
随着香港社会对中文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新亚书院逐步扩大了招生规模。然而,书院的资金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教学环境简陋,课程设置有限,难以满足更高层次的学术和教育需求。
面对新亚书院的困境,美国迅速注意到这些中文书院在文化冷战中的潜力,开始通过多个基金会对其提供资金支持。亚洲基金会从1954年起开始向新亚书院提供经费,用于购置教学设备、建设图书馆以及支持学术交流。这些援助显著改善了书院的硬件条件和学术资源。
农圃道时期(1956 - 1973)的新亚书院
福特基金会在1956年资助新亚书院兴建了独立校舍。这一资助不仅改善了教学环境,还提升了新亚书院在香港教育界的地位。哈佛燕京学社和耶鲁雅礼协会这些学术机构为书院提供了研究资助和国际交流机会,引入了现代化课程设置和教学理念,推动书院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这些援助的背后,是美国文化冷战策略的深刻意图。通过支持中文书院,美国希望将其打造为西方自由与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平台,与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争夺华人知识分子与青年一代的思想认同。
随着新亚书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立中文书院如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等相继崛起,形成了香港中文高等教育的雏形。在美援的推动下,这些书院不仅填补了香港中文教育的空白,也成为冷战文化策略的直接体现。1963年,香港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将新亚书院与其他书院合并,正式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冷战中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冷战的工具与象征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而成。表面上,这一决定是为了解决香港中文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但其实背后折射出英美在冷战时期对香港教育的政治期待。作为香港第一所中文授课的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不仅承担着教育使命,还被赋予了冷战文化对抗的特殊功能,成为展示自由世界文化优越性的象征。
在美英的强烈推荐下,经济学家李卓敏最终担任了这一职务。李卓敏有深厚的美国教育背景,并以“国际化”为中文大学的发展方向。然而,他的上任也引发了一些内部的反对声音,尤其是新亚书院的一些学者认为,他的管理方式过于倾向西方,忽略了中文大学的中华文化根基。
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 李卓敏
在李卓敏校长的领导下,中文大学的课程体系大幅借鉴美国模式,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这些学科不仅是冷战期间美国文化输出的重点,也是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例如,大学在课程中引入大量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的内容,以塑造学生对自由世界的认同。
沙田时期(1973年至今)的新亚书院
中文大学在冷战期间不仅是知识生产的基地,也是一场无形文化战的参与者。通过学术研究、出版与交流,大学在文化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友联出版社等机构在中文大学的支持下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大陆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书籍。这些出版物大量传播了西方自由与民主价值观。这种出版活动既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资源,也为美国的文化冷战策略服务。
60年代友联出版社下《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编辑和工作人员
美援还帮助中文大学建立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邀请西方学者到校访问或讲学。这些活动不仅提升了大学的学术水平,也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渠道。例如,大学在60年代举办的多场国际学术会议,成为展示西方学术成果和文化优势的重要平台。
冷战后至当代的香港中文大学——融入大湾区,助力区域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后,大学在文化传承与现代化发展之间寻找平衡,通过与内地高校的合作,积极参与国家战略,为两地教育与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一时期,香港中文大学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不仅继续深化国际化,还在服务香港社会、推动经济与科技创新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这种转变标志着大学从区域内的教育中心向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枢纽迈进。
作为大学发展的新里程碑,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秉承母校“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教育理念,同时专注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学校设立了多个与区域经济紧密相关的学科,目标是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
深圳校区不仅是高等教育合作的成功案例,也成为深港合作的重要智力支撑平台。通过建设联合研究机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学校为大湾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校区与深圳的企业合作开展科技研发,同时与香港校区共享学术资源,促进两地在教育与创新方面的深度融合。
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从其冷战时期的文化对抗角色到今天大湾区合作枢纽的定位,是中国现代史中一个重要的缩影。在文化冷战的浪潮中,这所大学在美英势力的推动下诞生,随着冷战结束和香港回归,大学逐步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成为区域教育、科技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节点。
香港中文大学的演变,既映射了冷战的全球格局对地方教育的塑造,也彰显了中国在时代变迁中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引导与深思,为未来国家与区域协调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衍生阅读:
陳學然(2022)。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70),167-244。
容啟聰(2021)。綜論一九五零年代香港的知識難民。台灣人權學刊,6(1),87-93。
《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作者:周愛靈。
《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三卷合訂本)》,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作者:趙雨樂。